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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激赞其“伟大”,《儒林外史》凭什么?

2024-03-01 12:0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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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生活于清朝的康熙后期到乾隆前期,这时历久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晚霞明艳暮云重”,各种矛盾积重难返。面对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有识之士不断进行文化反思和探索,吴敬梓是以小说形象呈现这种反思和探索的佼佼者。我们需从整本书的形象体系,提炼其贯穿全书的深层意蕴。

《儒林外史》的历史文化蕴含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在传统社会里,富与贵是利益的集中表现。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利益驱动”的体制机制,如何对待功利富贵,是人类恒久的课题。中国明清统治者运用长期封建社会积累的功利体制机制的经验,把富贵与功名相绑。在明清科举时代,功名常用以指称科第及由科第取得官职。“功名富贵”作为集合概念,在明清科举时代,它的核心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八股科举制度是官员选拔制度,是获取功名富贵的官定阶梯,因而深刻影响了教育的内容和体制。对明清时代的士子来说,利益驱动主要是功名富贵驱动,因此人性的种种弱点也围绕着如何对待功名富贵而充分曝光。

功利心必须由道义原则来引领和调适。《儒林外史》教人如何对待功名富贵,也就是教人如何做人。读者需要运用自己所有的生命体验来理解,才能读出其意蕴、读懂鲁迅所激赞的它的“伟大”。

《儒林外史》着重描绘士林的精神状态。作为文化的承荷者,士林的精神心理折射着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反思士林历史命运的《儒林外史》积淀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蕴含,缩微般地呈现出传统文化发展的若干面影,可视为认知中华传统文化的形象教材。

李汉秋、叶楚炎注《儒林外史》,语文课推荐阅读丛书

写的只是瞬间,

却是以人物的整个生命作底蕴

《儒林外史》的突出艺术成就在于,把惟功名富贵是求所造成的精神危机,表现得酣畅淋漓。《儒林外史》善于抓住人物最有文化意义和生命意义的特异言行加以凸显,写的虽然只是瞬间,却是以人物的整个生命作底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科举制度是多等级的阶梯,在明清两代,它最基本的有四个层次:童生、秀才、举人、进士。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士人社会地位的等级。

秀才是指已被录取进入县、州、府学的生员,获得秀才资格叫“进学”。秀才已被承认是知识分子,可以戴方巾,称“相公”,在政治、经济方面开始享有一点特权,就是去当塾师,馆金(工资)也比童生高。更重要的是,秀才可以到省城的贡院参加乡试考举人。

童生是还没有进学的考生,没有资格进贡院考举人。第二回写周进考到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当不上秀才,没资格到贡院考举人,这造成他的心病——心理创伤。在薛家集当塾师的遭际就是老童生辛酸的缩影:先是孙子辈年龄的新秀才梅玖,挖空心思, 残忍地当众奚落、嘲笶、挖苦他还不是秀才,一句句话,就像利刃一刀刀刺着他的精神创伤,侮弄得他欲哭无泪;接着又被儿子辈年龄的新举人王惠,从精神上百般踩压, 压得他喘不过气、抬不起头,精神创伤愈深愈痛。他都只有捺定性子,以无奈的卑顺默默忍受——谁叫你爬不上科举阶梯呢!而忍受越久,心理所承担的压力就越大,精神消耗就越厉害。当他偶到贡院,挨近秀才考举人时入座的号板,这与创伤相联系的因子,一下子击中他神经的最敏感的伤口,引起对创伤的再感受,痛苦至极,长久郁结在心的辛酸、苦楚、屈辱和绝望之情,顿时像冲决堤坝的洪水,倾泻出来,于是不顾羞耻,“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灌醒后还连续猛撞号板,嚎啕痛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撞号板这一精神失常的情节出人意表,而实是生命在颤抖。通过这种爆发出来的激烈举动,作家把犀利的笔锋一直伸进人物最深的精神褶缝里去,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揭露了功名富贵体制如何使士人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秀才再爬上一个阶梯,中了举人,叫作“中举”,可称“老爷”,这是承认他已具有“官”的身份了,即使未做官,也像踩压周进的王惠举人那样,已挤入特权阶级的范围。“范进中举”前后判若云泥的巨变,既生动又深刻地显示出其表层的可笑和深层的可叹。请看胡屠户对女婿范进的态度。中举前他骂范进说:人家中过举的张府、周府上老爷都是“方面大耳”,而你呢,“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撒抛尿照照”, 连在水面照都不够格,轻蔑至极,刻薄至极!奚落人时一般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胡屠户说范进“想天鹅屁吃”,连癞蛤蟆的资格都没有,这又是极尽鄙薄挖苦之能事,根本就不把范进当作有尊严的人。而知道范进中举后就立即变脸:“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同一个范进,中了举人就嘴也不尖了,腮也不像猴了,比“方面大耳”的张老爷、周老爷更有福气,“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贤婿老爷”。由胡岳父这个至亲来显现压迫范进的社会风气,这就说明不是个别坏人的罪恶,而是当时社会的体制机制有问题。

《儒林外史》列入初中语文教材“名著导读”单元

必读书目

“笑”的三重奏:

滑稽的笑、含泪的笑、严冷的笑

笑是喜剧的武器,对胡屠户的笑是滑稽的笑、明朗的笑,对范进的笑则具有一种悲凉的色调,是含泪的笑,其中隐藏着深沉的哀痛。这是《范进中举》笑的三重奏中最深沉的一重奏。中举对于封建士子来说是鲤鱼跳龙门,是时来运转大翻身的天大喜事。但吴敬梓首先不是写范进如何荣宠,而是写他如何发疯;不是写他如何脱下布衣换上官服,夸耀乡邦,而是写他洋相出尽贻笑邻里。

“噫!好了!我中了!”这是从范进几十年的甜酸苦辣中提炼出来的晶体,一句话就足以代表整个形象。几十年来郁结心头、热切盼望却又不敢置信的事蓦然实现了,眼前突然冒出来的巨大惊喜同几十年来的惯性运动相碰撞,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范进脆弱的神经已经不起撞击,不得不分裂了。这种发疯,看似畸形的特例,实则具有无比真实的典型力量。作家是从几十年的屈辱来写这喜极的一刻,从这喜极一刻的发疯写出历久以来的悲辛。这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练的艺术,能够把人物灵魂最深的隐秘挖掘出来,产生令人颤栗的艺术力量。

看到范进的狼狈神态和猥琐心理,人们脸上会现出一缕笑痕,但这种笑却与快乐无关。作家写出的不是个别人物偶然的卑琐可笑,而是精神受到严重戕害的受伤的生灵,他要揭发控诉不合理的功名富贵制度把读书人折磨戕害成什么样子!这种对于可悲的人间喜剧的嘲笑,在笑影后面闪动着滚烫的眼泪,是含泪的笑。这种笑涂染着对于儒林堕落所感到的痛苦和悲哀,是带血丝的笑。在作家铸造的这个范进中举故事里,喜剧性与悲剧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再也分拆不开了。吴敬梓用现实主义的精确图画,展现八股士子灰暗的社会环境和悲剧性的生活命运。举业上的失败者,连至亲骨肉也要在他心尖上剜一刀,在他心灵的伤口上撒一把盐。精神上的压力使他变得怯懦自卑,物质上的困顿又把他逼到了绝路,举业之神把他捺到深渊之后又突然抛到天上,他如何经受得起这样的簸弄?中举的范进是笑了,但笑得那样碜人,笑声传到别人心中已经变成哭声,仿佛是因八股科举致残的人用绝望的哀嚎控诉对他的戕害。这构成《范进中举》的基调。鲁迅称道《儒林外史》的基调“慼而能谐,婉而多讽”,“慼”——悲剧性的底蕴,以“谐”——喜剧性的谐谑方式表现,《范进中举》正是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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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滑稽的笑和含泪的笑,第三回末尾起出现了笑的第三重奏:严冷的笑。中举后的范进在张静斋的带领下,进入“出”则为庸贪官吏、“处”则为劣绅假儒的功名富贵场,作者的笑声里哀怜的音调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严冷灭裂的讥讽。讽刺的利刃继续指向官绅各域:张静斋教唆汤奉知县以酷邀名,以小民的鲜血染红乌纱。在薛家集欺凌周进的举人王惠,抱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宏伟目标当上南昌知府,让自己衙门里回响“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而“各上司访闻,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高高在上的高翰林,声言传统儒家大道理是“呆话”,只是说着好听的“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不能当真;他已经丧失信仰,尸位素餐,只能让王惠、张静斋们出头当“能员”,与当朝权奸“太保”们上下一气,布下贪官猾吏网。劣绅严贡生削尖脑袋往权力机构里钻,充当官府的幕僚心腹,他凭着钱谷“师爷”的刁钻,刑名讼棍的狡诈,为“父母官”的贪赃枉法出鬼点子;他运用乡绅贡生的势力,无赖无耻的手段,诡计多端、巧取豪夺、横行乡里,丧心病狂地诈取船工、农民的血汗钱。假道学王德和王仁,打着天理纲常这面大旗,像李贽所怒斥的那样“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三教归儒说》),吴敬梓有意张大他俩言与行之间的尖锐矛盾以讽刺其伪妄。

(选自李汉秋、叶楚炎注《儒林外史》“导读”,语文课推荐阅读丛书)

原标题:《鲁迅激赞其“伟大”,《儒林外史》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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