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法的温度｜美国大萧条时代的破产法

美国经济学家本·伯南克在其《大萧条》一书开篇，即掷地有声地提出，“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大萧条不仅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们的信条、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无论大萧条是否真具有如此开天辟地的意义，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对大萧条时代的破产法，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求欲。我想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破产法领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以及是否有更多的选项。

大萧条波及甚广，几乎在社会每个角落都发生着影响。按照伯南克的统计，大萧条时代如下几个特征尤其十分突出：第一，金融机构因“挤兑”风潮，不得不抛售资产，最终陷入破产境地，引发倒闭潮，整个金融系统都受到极大的冲击。第二，债务人普遍无力偿债，价格和货币收入的长期下降，极大地提高了债务负担。大萧条开始之际，债务人一半以上的房产被抵押；而农民的处境比房主还惨，有统计表明，1933年初全美国45%的农场主陷入无力偿债境地，而政府违约率也大幅度提高，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更是居高不下，用哀鸿遍野来描述绝对不算夸张。

如果大家读过拙文《有什么能给债务人面对每个清晨的勇气》，或者说直接读过这篇读后感的母本约瑟芬·约翰逊小说《十一月的此刻》，那么对大萧条对普通美国人带来的债务重压，应该不陌生。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借助小女孩玛格丽特的视角，全景式展示了她们一家在大萧条时代的债务重压下举步维艰的生活，读来令人窒息。可以说，《十一月的此刻》为我们从微观层面理解大萧条时代的债务与日常，提供了绝佳的素材。

从微观层面，破产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不可避免。伯南克即指出，破产是不完全市场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不完全市场下，债权人和债务人才会意识到，简单的贷款协议和破产的事后判决，要比拟定和执行一份完全的贷款合同更为划算；职是之故，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宁愿从有限的破产财产中拿出一大部分支付给破产执业者和法院或行政机构，而不是把这些钱省下来平均分摊。而在完全市场状况下，一份成本高但内容完美、复杂的合同，完全可以让放贷人通过定期监督等各种手段，放心贷款并及时收回贷款。这一点，无论是大萧条时代还是风调雨顺的年景，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从宏观层面，大萧条时代，破产法何为？或者说，破产法在大萧条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因应时代的需求？破产政策是否应该有所调整？……在经济下行周期，思索这样的问题，可能有点危言耸听，但绝非杞人忧天。

最近我一直在看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在这本书第11章“1932年的胡佛新政”中，有一节专门评述1932年美国破产法的修订。1933年3月1日，国会最终通过新破产法。

罗斯巴德对这一波亲债务人的改革，极其不满，“1932年胡佛新政的另一要点就是修改联邦破产法，削弱债权人的财产权利。即便破产法律轻率地允许债务人可以免除他本应承担的许多责任，那么它至少应该规定债权人有权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可是胡佛总统甚至连这一点也觉得过分，在1932年和1933年的年度咨文中，他都要求对破产法进行修改以削弱债权人的权利。”罗斯巴德还抱怨说，“这些修正法案要求大部分债权人接受有利于破产债务人的方案，这些方案要求延长偿付期限，但又不剥夺债务人的财产。结果，债权人本可以立刻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合法财产，而现在他们的这一正当权利被剥夺了。”在罗斯巴德看来，一旦债务人陷入财务困境，最佳办法就是，“如果在债权人中间存在一个多数投票决定原则，那么处理这个问题必然而唯一的方法就是立刻研究破产情况，使债务人的资产迅速分给每一个债权人。此外，少数债权人权利被剥夺了，他们现在几乎一无所得。”

罗斯巴德的观点并不让我感到意外。一方面，罗斯巴德终究是经济学家；在我看来，经济学家与法学家思考问题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前者特别注重效率，而后者更注重公平。就破产程序而言，迅速破产清算，当然比通过债务重组延展清偿期限要更在时间上更有效率。另一方面，罗斯巴德作为经济学家中奥地利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近乎极端地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同样在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中，张维迎先生在序言里提到，“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这段论述，可以说十分贴切地体现了罗斯巴德的破产观，——在罗斯巴德看来，1933年《破产法》的出台，正是政府在破产领域胡作非为的体现。

其实从这个角度看，无论这一轮改革亲债权人还是债务人，罗斯巴德都不会满意；只不过如果更有利于债权人的话，他的怨气会稍微轻点。

当然，奥地利学派对政府干预的极端仇视，是出了名的。时隔近百年，我们再看美国大萧条，尤其是观察大萧条时代的破产法，可能需要更多的同情与理解，甚至需要为这一轮改革送上更多的掌声。回头，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作者陈夏红为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