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政智库 | 中国制造的品质突围：来自佛山的实践和启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全球贸易格局调整、各项要素成本不断抬升以及后起国家急速追赶的多重压力，“低成本走量”的传统战法亟需转变和调整，要用品质革命和创新来适应新的形势。为对冲中美经贸摩擦和体制成本增加带来的影响，我们需要把有限的资源和力量集聚起来，投向那些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和补齐发展短板的重点领域。扩大有效投资，绝不是单方面加大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更应当关注和积极调动广大民营企业的力量。对于民营制造业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来讲，充分挖掘品质革命蕴藏的有效投资机会，提高投资的精准性、带动性和穿透力，既是破解当前困局的可行之举，更是瞄准未来变局苦练内功的必然要求

以公开的统计数据看，广东省佛山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近六成（2017年为58.4%），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排名第6位；民营经济增加值超过六成（2017年为63.5%）。本文试图回答，面对同样的转型升级压力和较弱的关键资源获取能力，诸如佛山这类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制造业城市如何实现“品质突围”；有什么重要的经验可供全国参考借鉴；制造业的下一步发展重点在哪里。

一、中国制造整体水平评估：以佛山为样本

佛山的制造业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民营制造业的中上层水平。通过对佛山民营制造情况的调查和粗略评估，我们认为，总的来看，我国制造业多个领域普遍做到了“多和快”，赶工水平一流，正在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具体来讲，一是从“会做且能基本达标”的阶段，逐步向“做好做优、增强品牌服务并对标顶尖市场”的阶段转换。二是从“快速量产交付，但品质不稳定”的阶段，逐步向“批量优质且稳定”的阶段转换。三是优质企业的分布状态从点上零星向产业链成体系的扩展，形成大量细分行业领域的龙头企业。四是“用户思维”和“价值思维”开始萌芽和传播，在严苛的市场竞争和挑剔的客户需求倒逼下逐步提升品质。

二、阻碍品质提升的五大关键因素

从佛山的情况看，中国制造业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要继续提升品质，迈向世界一流，还必须在破除品质提升的障碍上多方着力。

（一）大市场其实是把“双刃剑”。中国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加上近些年积极参与、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生产要素流动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但凡抓住了需求痛点的新产品一出现，订单便如雪片般飞来，紧接着就是厂家将所有精力聚焦在扩大市场份额，销售部门压过了生产部门，生产部门压倒了品质部门，品质的创新和革新就被忽视了。

（二）产业大军的整体素质仍有极大提升空间。与生产设备的大幅改进相比，员工的整体素质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分布参差不齐，优秀的熟练技术工人整体缺少，特别是熟练产业工人大军的技能不整齐，技术工人的稳定性差，工人平均工龄相较于德国工人平均二十多年相比太低，这些都成为生产工艺流程当中最为脆弱的环节，严重影响到生产品质。

（三）生产体系对潜在需求变化的响应不够灵敏，“品质短缺”现象频现。近年来，国内大中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快速提升，大量农村居民也不断进入互联网世界，他们对更好的产品和服务需求越来越大，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已经衍生出了巨大的市场前景，但国内厂家对这一信号的感知和响应速度比较慢，结果，一边是国外高品质产品成为国人竞相追捧的对象，一边是国内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海外购物井喷的态势和拼多多等平台的火爆，就是“品质短缺”的很好证明。

（四）品质评价“信噪比”较高，好品质难以形成好品牌，削弱了市场主体争取品质溢价的积极性。我国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常常是只管产品质量的“下限”，“上限”仅存于用户的口碑之间。品质的标准制定远远跟不上市场变化，甚至刚制定出来就已经明显落后于市场的需求变化。市场对企业产品质量的看法和评价缺乏公开、系统和统一可比较的及时反馈。

（五）服务于品质革命的生产性服务业尚处起步阶段。我国制造业总体上较为重视产品设计和零部件的制造能力，但严重忽视了工艺和检测环节的重要性。忽视了计量和检测，就发现不了品质的真正差距，也不利于从原理层面彻底寻找到提升品质的办法，更丧失了通过创新来“另设跑道”的战略机遇。这也引发企业对预防性的品质投入不足，制约了权威的第三方服务市场发育，品质提升成了无头苍蝇。

三、品质革命的佛山经验和启发

基于现状和短板，面对实现世界一流品质的愿景，佛山掀起了一场品质革命的探索，其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以人的品质为根本突破口，苦练内功，把方方面面的力量聚起来，以制造业品质革命为武器应对当前危机、谋划未来战场，勇夺品质制高点。”

（一）让思想先过品质关。西方有一句谚语，“难做的事容易做成”，企业要提升产品品质，就得专注聚焦、力出一孔，不因盲目追求品类的“齐全和新颖”，稀释有限的注意力和管理力。要勇于对标国际一流同行，见贤思齐、找准差距，让最挑剔的客户和最严苛的市场来规范自己的产品。

（二）以“用户思维”而不是“生产思维”抓品质、打市场。随着人们的收入提升和购物经验增多，用户的个性化、精准化和场景体验式诉求明显增多，用户的消费行为进入探索区，生产者和消费者一起界定产品形态边界及品质关键点的状况将日益普遍。这时候，必须从“用户思维”的角度，紧紧盯住市场需求的变化，保持对任何潜在需求爆发点的想象力和敏感性。

（三）为高效的量产能力注入优良的品质基因，从“多和快”转向“好和省”。在发扬高效的量产交付能力这种禀赋的基础上，精减不被市场认可的品类、性能和结构，优化调整过剩的低端产能，把有限的管理能力、注意力和财务资源集中向更好、更优质的产品种类，探索把小批量精品进一步升级为大批量精品，减少工业垃圾、节省资源。

（四）把人放在比机器设备更重要的位置。

花再多的钱、买再好的设备，最终还是要人来操作，机器设备在生产过程中出了问题也需要人来诊断。没有人，机器的正常运转和效能发挥会大打折扣。从实践中看，即使是德国的制造工厂也离不开人。其次，人的稳定和素质是品质的根本。机器设备的效能实现必须与人的能力相匹配，高性能的机器设备，不是普通工人可以操作的。

（五）把工匠先生和科学先生同时请进来。首先是要在做每一件具体事情的过程中，把工匠精神发扬光大，做到精益求精和一丝不苟，降低犯错误的概率。其次是要融入科学精神，解决有关品质的原理性难题。通过科学手段把工匠精神中的经验尽可能标准化和信息化；通过科学手段获取新的解决方案，增强技术和产品在不同领域的延用性，在传统业务之外开辟新的市场，达到“降维突击”和“升维奇袭”的效果。

（六）构建更有公信力和更加严格的标准体系，树立好品质的英雄观。佛山的做法是，由政府有关部门牵头，联合优秀龙头企业、科研单位一起，推动产业集群制定和实施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高端联盟标准。通过标准联盟把产业集群和为产业链配套的配件供应企业联合起来，实现统一规范发展，由此促进产业整体品质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

四、充分挖掘品质革命蕴含的有效投资机会

在当前贸易战风险不断加大并呈现出持久性、长期性特征的背景下，怎么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前提下进一步突围解困？佛山经验显示，品质革命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有效投资机会，通过品质获得溢价，也能在贸易战中获得更大的弹性和回旋空间。如果能够瞄准品质阵地，集中各类优势资源，补齐美学、设计、检测等生产环节短板，推动好货下乡，实施精品出海，打造成体系产业大军，提升政府服务质量和公信力并加上持之以恒的市场拓展和深化，中国经济抵御风险和持续稳步增长的能力完全可以再上一个新台阶。

（一）聚集有限的管理力注意力，努力补齐生产环节短板。我国很多产品的设计依然很“土”，功能繁复花哨不实用，工艺和检测水平明显落后，大量核心零部件和生产设备仍然需要从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进口，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还有被“卡脖子”的地方。对此，全国上下要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在单边主义明显抬头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在制造产品的设计、工艺、功能以及关键零部件和核心生产设备方面多下功夫，练好自己的一身真本事。

（二）开拓国内消费金字塔底部市场，推动好货下乡。配合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脱贫攻坚战，让有品质的产品进入乡村，使穷乡僻壤的老乡也能用上好产品。品质革命的工业经验在农产品的保鲜、包装、物流和冷链等领域大有用武之地，前景十分广阔。要加快以工业的经验改造农业，把制造业的优秀理念、生产工艺以及服务模式引入现代农业，用制造业品质革命的成果再造现代农业。

（三）大胆走向国际市场，实行精品出海。随着中美经贸摩擦的形势变化，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将大幅提高，如何应对？我们的答案是，用品质作为争夺市场的有力工具，努力把品质提升到即使加了税还有优势的高度。大量本土企业应当勇于走向国际市场，以不跟美国打贸易战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大量发展中国家为支点，研究当地的市场习惯、风土人情，吃透需求并探索本土化方案，逐步拓展中国优质产品的国际市场。

（四）把仅有个别优秀的产业工人队伍升级为成体系的高素质产业大军。要努力达到这样一种效果，任何一个在佛山这样的制造业城市培训和工作过的工人，都是国际人才市场竞相争抢的对象，最终让产业工人成为一份荣耀和体面的职业。探索把培训标准强制化，通过企业联盟、地方立法、认证和奖励等多种方式提高产业工人培训质量。把员工培训整体前移，与职业学校开展深度合作，扩大民营企业与产业大军的接触面，延长接触期和磨合期。

（五）提升政府服务质量，为品质革命提供优沃的制度环境。打通需求评价通道，加快公开各类用户对产品的评价信息，树立公信力，大幅清理噪音，释放含金量高、可统一比较的品质信号。把人力投资作为一个比例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全面建立起服务于企业的职业培训制度，引导企业与职业学校尽早对接。进一步敞开城市大门，降低落户门槛，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结构，稳定产业大军队伍，吸引更多熟练技术工人、工程师和年轻人才。

（本文原载于《中国改革》2018年第6期，本文是删节版。）

作者：张惠强、黄跃

感谢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及佛山市工商联、南方日报社等提供的宝贵调研机会，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