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四代”电影人同学会：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

1959年，为适应上海电影事业的发展，为培养上海电影的专业人材，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了。

这所“袖珍型”高等艺术院校，虽然只有6个系10个班，但涵盖了表演、摄影、动画、文学、导演、美术等电影学科。短暂的5年校史，载入了中国电影艺术教育的长卷史册。仅有的200多名学员，在校长张骏祥和老师们的带领、教导下，成长为推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栋梁之才和中坚力量。因为当时电影发展的迫切需要，各个专业的课程都被压缩，动画专业甚至被压缩到只有两年，而诸如《没头脑和不高兴》这样的“学生毕业作品”分量却足以载入史册。

同学会大合影。本文图片均由祖忠人拍摄。

11月26日，上海电影的“第四代”电影人们欢聚一堂开了场同学会。这些年过古稀甚至耄耋的老人们曾经撑起了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如今鹤发童颜的老电影人们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60周年的庆典上，一面互道珍重健康，一面谈起电影依然慷慨激昂。

同日，作为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吴贻弓导演的传记《流年未肯付东流》于当日举行首发仪式。吴贻弓及新书作者石川和共同经历艰难改革岁月的老影人们围绕导演吴贻弓的艺术成就及人品、艺品、作品等开展论坛活动。

学校不在了 上海电影人的精神还在

当校长张俊祥的照片出现在现场的放映的回顾短片的银幕上时，全场想起热烈的掌声。当大合影摄影师提出“欢乐一点的要求”时，全场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这是老电影人回首青春的聚会，从青春岁月到古稀之年，电影将这些人凝聚在一起。

电影家协会主席张建亚感慨，“第四代真是历经苦难的一代。从上学开始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学校刚办起来就停了。”这批饱含理想的青年，毕业后赶上“文革”，在最好的创作年华里，拍电影成了遥不可及的事。改革开放后，第五代迅速成长，上海的第四代电影人是“承上启下”中流砥柱，光芒却很快被更新观念的后来者和改变了整个电影环境的电视行业发展所掩盖。

后来成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常光希回顾当初的求学岁月，感慨“因为当时的美术电影急需用人，我们只有两年的时间，但第四个学期就做出了《没头脑和不高兴》。看看今天学生的毕业作品是什么样？我们那时候的毕业作品是直接拿‘龙标’的。”常光希说，“当年的教育模式，和现在所提倡的实用型大学、校企联合办学这些理念是一致的。这些先进的超前的理念，60年前我们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就做到了。但是当时我们的老师们每天站在大卡车上上下班，学生们20人挤在一间宿舍，物资匮乏资金短缺，当时虽然很穷但是我们的精神是很富足的。”

电影专科学校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不到五年，59表演班的达士常说，“学校不存在了，人是存在的，学校的精神是存在的。” 张建亚调侃老电影人们“一辈子缺衣少食，薄名寡利，也一辈子不把自己当外人。他们会痛心疾首说现在电影怎么了，我说跟你又没多大关系。”达士常例举近来老演员们在巴金故居举办朗诵会，引人入胜的表演让原本不知巴金为何人年轻的摄影师当场表示要回家好好品读巴金，“虽然我们能做的有限，但我想我们还在尽力去做，大家都不走正道的时候，我们去做了，还有可能抢回一部分人来。”

当年的学生会主席宋崇如今也年近80，拍过《闪光的彩球》《霹雳贝贝》的他用电影影响过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如今还依然坚守在电影教学的岗位上。“我在学校里教书，讲课费比我的学生低多了。但我不是为了讲课费，我是为了传承，作为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学生，我们是第一代传人的传人，要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工匠精神、爱国爱党为人民的价值观传承下去。今天中国电影生病了，我们虽然老了，但老而不朽，我们还要拿起笔重新的战斗。”

吴贻弓：导演是我一辈子最看重的称呼

如果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是第四代电影的一组“群像”，导演吴贻弓则无疑是第四代最具代表性的“领军人物”。

宋崇说，“电影专科学校的特点是继承30年代中国电影加苏联电影的传统。吴贻弓带来的北京电影学院的新风，当时他们所畅导的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是中国新浪潮的开始。”

本周就要迎来80岁整寿的吴贻弓是当代中国有影响、有声望的电影导演。60年代初期，吴贻弓进入电影界，谦虚好学，博采众长，显示了创作才华。十年动乱结束，电影界迎来了新的春天，他如鱼得水，创造力勃发，以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厚的创作功力开辟了新时期散文诗电影的道路，成为中国电影界在国际上得大奖的第一人。《城南旧事》《巴山夜雨》等影片成为载入史册的经典。

同时，吴贻弓对于上海电影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推动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笔，就是创办了如今蜚声海内外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这是功德无量的事。虽然看上海影城现在已经显得那么小，红毯根本不够走，但是放在91年，上海影城是多么标志性的。一个电影院有那么多的影厅，当时对中国电影起的作用，是后来全国都纷纷效仿的。”

包括改革上影厂，建立以导演为中心的创作室，“导演为中心，搭配文学编辑、摄影、美术、制片，改变了当时以文学改编为中心的电影思考模式。三个创作室，希望一上来就用形象构成一个影片，电影不再是文学的翻译机。吴贻弓是相信明天的人，所以他是从上海电影明天的高度在设计。”张建亚说。

传记作者，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谈到，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常常受到感动，“尤其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不仅是吴贻弓导演个人的表现，也是那样一个时代电影人的共性，为了把十年耽误的青春岁月追赶回来，大家都努力拼搏创作思考研究，今天的电影界跟那个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对于电影的理解和那时候已经不一样。在物质匮乏条件下，吴贻弓创造出《巴山夜雨》这样的电影，真的很不容易。今天我们一直在提倡电影人的工匠精神，我觉得从那个年代中最能体现出的就是这样的精神。”

当日，与会者纷纷发言，表达的吴老的祝福、敬仰和感谢。吴贻弓少言寡语，谦逊而温和。

他只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发过一次言，他说，“我在整个上海电影发展过程中也不过就是普通一员，上海电影是靠大家创造建立起来，我有一点点伤感，摄制组里的老前辈都已经离开人世了。”吴贻弓感慨，“离开电影界已经快20年，后来到了文联，到了局里，不当导演，人家说你当官了。事实上，在我心中，所有的称呼里，导演是我最看重的一个。再过5天就80岁了。糊里糊涂，怎么就80岁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