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英︱秩序与自由：七十年前德国的艾哈德经济改革

七十年前路德维希·艾哈德在进行币制改革的同时，也放开了商品的价格，自此德国有了社会市场经济的依傍，经济大踏步前进。

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遍地废墟。神话破灭，信仰轰毁，人的心头也是一片废墟。从战俘营还乡的年轻一代作家创作的文学被称为“废墟文学”。它不仅是对纳粹文学的决绝拒斥，也体现出当时德国的匮乏，战争的掌掴几乎使它回复到原始状态。请看诗人君特·艾希写的《盘点》：

这是我的帽子，

这是我的大衣，

在麻布袋袋里，

装着我刮脸的工具。

罐头盒子，

就是我的餐盘，

也是我的杯子，

我在白铁皮上

刻上了我的名字。

用来刻字的

是那宝贵的钉子，

我把它藏好，

免得那贪婪的眼睛看见。

在面包袋里，

有一双羊毛袜，

还有些别的东西，

我可要保密。

用它做枕头，

夜晚枕在头下。

我躺在厚纸板上，

它把我和泥地隔开。

这根铅笔芯

乃是我的最爱：

夜间想出的诗句

白天我用它写下来。

这是我的记事本，

这是我的帐蓬布，

这是我的手帕，

这是我的针线。

一个罐头盒子，饥餐渴饮，成了两用的宝贝；一颗钉子，成了令人艳羡的多用的珍奇。

青年作家博尔歇特的短篇小说《面包》，讲述了一对老年夫妻的故事。丈夫夜半起来，惊醒了妻子，妻子发现老伴在厨房偷吃面包。他们结婚已经三十九年，她无法忍受丈夫对她撒谎。晚餐时，她有意将自己那一份中拿了一片面包给丈夫，谎称自己肠胃不好吃不了这么多，心中有数的丈夫不敢抬头看妻子一眼。战后年代食品极端短缺，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当时西占区的票证花样之繁多，可说无与伦比。文学诺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曾说，他像瘾君子“渴望吗啡一样渴望面包”。战后初期，黑市成了获得衣食的主要来源，一个面包有时能换得一块手表；美国香烟成了“硬通货”，三五盒即可换取一枚钻指；在没有“硬通货”的地方，则会回复到以物易物的状态。满眼都是废墟，无家可归成了普遍现象。

德国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各工业部门比例失调，没有原料，粮食奇缺，囤积居奇、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纸币超量发行，马克形同废纸，政治经济不稳，创建新货币迫在眉睫。在美国人的提议下，由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挂帅实施币制改革。他于1948年6月首先推出《通货法》，同时还通过西柏林的《货币条例》：规定从1948年6月20日起发行新货币，新币名曰“德意志马克”，亦即DM，原帝国马克从6月21日起不再流通。并规定：居民每年的旧马克按十比一的比率兑换六十德意志马克；居民在金融机构的存款也按照十比一的比例兑换，然而只能将其中的半数列入自由账户自由支取，另一半转入国家账户冻结，后来冻结存款的百分之七十作废，百分之二十转入自由账户，剩下百分之十强制购买公债。为了提高新马克的信誉，改革者故意从严控制其发行量，每个德国人第次只能兑换四十四新马克，接着要到两个月后才能再换得二十四新马克，从而使人觉得新马克是颇有内在价值的货币。 之后，联邦银行一直推行偏紧的货币政策，控制了社会的总需求，排除了通胀的压力，稳定了货币，为国民经济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齐根大学经济学教授格尔特施密特（Nils Goldschmidt）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从来就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这也正是它成功的秘密。”（《经济是为了人》[Wirtschaft fuer den Menschen]，《法兰克福汇报》，2018 年6月1日）七十年前的1948年6月20日，在进行币制改革的同时，艾哈德下令将诸多物价放开，他之所以敢于迈出这一步，似乎是他对经济状况的成竹在胸、他在政治上的直觉在冥冥之中指引着他。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艾哈德要和双区（即英美占领区），或者说联合经济区的经济委员会博弈，还要和经济管理团队中自己的人员争斗——“自己人”远非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的主张。他瞅准机会，放手一搏，将改革推上了轨道。

路德维希·艾哈德1897年出生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富商的家庭，自小身体孱弱，患过小儿麻痹症，但还是被征入伍，参加了一战。雪上加霜的是，战争中他又身负重伤。战后艾哈德返回故里，病残的身体使他无法继承父业，可他对经济学表现出了异常的兴趣，先后就读于纽伦堡商业高等学校、纽伦堡商业大学，最后在法兰克福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影响——所谓新自由主义也就是奥尔多自由主义，或者说秩序自由主义，这且按下不表。纳粹上台后，艾哈德又将研究的重点转移至纳粹的统制经济。艾哈德认为，纳粹统制经济的本质乃是强制把人和经济捆绑在纳粹的战车上。这样的研究当然不为纳粹所喜，致使他升迁无门，没有获得教授一职。1944年他大着胆子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战争财政和债务巩固”的文章，文章竟预设德国战败，考虑战后重建的问题，这大大鼓舞了纳粹的抵抗者。在纳粹严密的文网之下该文能够漏网，并非出于纳粹的宽容，而是因其愚昧无知。这使人想起德国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对纳粹多有讥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在第三帝国时代也一再重版的故事。艾哈德这种精准的预见性很快为外国占领区当局发现，由此他便获得了展现的舞台。1945年他先是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州经济部长，后又成为整个西占区经济委员会主席。职衔和魄力乃是推行改革的尚方宝剑，不过他还是谨慎行事，为使初衷不遭损害，处心积虑地绕过各州经济委员会和占领当局的审批。比如他的笔杆子列昂哈德·米柯施（Leonhard Miksch）所撰写的改革的法律依据，头头是道，中规中矩。米柯施也是奥尔多自由主义的信徒，是弗莱堡的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Euken）的学生。他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非常模糊，不过模糊是行事的正确做法。”——几乎每推出一项改革措施都要“打擦边球”，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行文能不模糊吗？

新自由主义，秩序自由主义，弗莱堡经济学派，社会市场经济，虽然各有边界，但其内涵实质并无很大的轩轾。

社会市场经济方针是由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国家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其基本目标乃是格尔特施密特文章标题所宣示的那样：“经济是为了人”。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现今社会人分两类：一为可以随心所欲消费的上层，一为捉襟见肘、购买力低下的广大群众。市场经济就是要打破阻碍社会发展的阶级藩篱，消除穷富之间的对立情绪。而完成这一基本目标，先决条件是生产率、生产量和工资大幅度提高，物价平稳低走。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经济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更能增进经济效益，实现资源更为有效的配置；自由竞争乃是实现基本目标的最好手段，也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最为重要的支柱。

不过这种自由竞争不同于十九世纪以前漫无节制的自由放任，而是辅之以国家调节的市场机制。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责任就是制定和贯彻经济政策，在精神和资源上向私人企业家伸出援手，而不直接干涉经济事务。但这不等于企业家可以为所欲为，政府不管不问。对于社会市场经济，关键是要妥善处理经济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亦即掌控和克服自由放任和严酷监管之间的矛盾，在绝对自由和集权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这意味着既远离了过去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你争我斗，也摒弃了经营投资样样都是政府说了算的经济统制。西德所制定的基本法保障个人首创性的自由发挥和私有财产，但这些基本权利要服从社会责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规定市场活动的框架条件，在这个框架内万千家庭和万千企业独立地、自由地决定其消费和生产。生产什么货品，生产多少，这要由市场决定。国家，或者说政府要尽可能地放弃对对价格和工资形成直接干预。

对于社会市场经济，艾哈德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一是自由原则。他说，“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当然，自由并非，也不可能是无边无际，天马行空。自由分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没有自由竞争，便没有经济繁荣，没有把国民生产总值做大的物质基础。只有当人拥有自己决定权的时候，他才能在善与恶、真与伪、对与错、光明与黑暗之间按照自己的判断作出抉择。

第二个基本原则是社会平衡的原则。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市场经济之下，必然会有人落伍、沉沦、 失败，为了防止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一定要关注社会的贫弱者，对社会财富按照社会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合情合理的分配，同时实行社会保障，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但在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生存的条件。只有在自己尽了最大努力也难以度日的情况下，才能指望国家和社会的救助，以达到积极的社会平衡。

第三个基本原则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都要孜孜不倦通过自己诚实的创造性劳动为社会作出贡献；要对社会、他人和家庭负责，关心他人，决不可惟利是图，崇尚拜金主义。也就是说，作为社会成员，首先要讲道德、讲责任，然后才是获得。只有大家这样做，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政治局面才能稳定，道德情操才能提升。

中庸，或者说中间道路是艾哈德的第四个基本原则。他反对导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传统资本主义，也明确反对导致“平均主义”的苏联式僵化的计划经济。他要持两端而详察，充分吸收两者的长处，摒弃两者的弊端，找出一条中间之路。

社会市场经济一开始便是一场政治上的博弈。在他的圈子里总是聚拢着为数甚多的专家学者。列昂哈德·米柯施、瓦尔特·欧根、亚历山大·吕斯托夫、威廉·吕浦克、缪勒尔-阿尔马克等奥尔多自由主义的健将，全都始终不渝地支持艾哈德的经济政策路线。直到今天他们还算得上名副其实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先驱思想家。在这些人的辅佐下，艾哈德的经济改革很快便取得了成效。

工业生产1950年底便达到了1936年的水平，1951年超过了1938年。1952到1958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六，远高于西方各国。

战后西德所面临的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是千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艾哈德说：“每一个政治家都要认识到人民经济福利的重要性，从而采取适当的举措。”所谓“适当举措”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广泛创造就业岗位，推行相应的福利政策。1960年西德失业率仅为百分之一点三，可说达到了充分就业。不仅如此，随着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剧增，西德开始从南欧、中欧和土耳其征召工人。有人开玩笑说，土耳其的最大城市不是安卡拉，而是西柏林。土耳其人到了西德便成了客籍工人，当然也会引起各种社会问题。

此外，国家财政状况也迅速好转。1951至1961年，西德国民收入从约三百六十亿马克增加到约九百五十六亿马克，十年内增加了一点七倍，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同期内，收支基本平衡，收入略有盈余。艾哈德认为，国民收入有如一个蛋糕，“有了一个较大的蛋糕，就不难让每个人分得较大的一份。如果只有一个较小的蛋糕，尽管讨论了怎样分法，总不可能使得每个人多得一点。”

五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还表现在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上。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进一步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的重建和恢复使其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在很短的时间里，货币和商品供应之间的关系便取得了平衡，强制性的配给管理、各种各样的票证也都也都进入历史博物馆。通过价格自由波动促使市场自由化，为那些想通过“下海”致富的人开辟了道路。艾哈德确信：“生产者为争取消费者青睐的竞争”的制度能够保证就业，机会均等。他相信，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调整原有收入和财产分配即能达到社会安定、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在饱尝了战后艰辛之后，西德人一跃扑向狂热的购物大潮，西德以经济大国的身份重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于是人人争说“经济奇迹”。

不过在格尔特施密特看来，社会市场经济还难以入理论大家的法眼。人们无法从中找到简单易行的公式，也难以找到应用说明书。但早在1940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就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设想，他可以说是社会市场经济学的先驱。在现实生活中，完善的竞争是没有的，定要寻求其理论上的典范也肯定徒劳无功，应予以考虑的是，在这个千疮百孔而又活力四射的世界里，如何才能使得竞争发挥它的功能，如何塑能造它的功能。上世纪五十年代，凯尔文·兰开斯特（Kelvin Lancaster）和理查德·李普西（Richard Lipsey）对“次优”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建设性的表述，明白无误地表明，经济学家不要一味追求理论的“完善”解决，在提出经济政策建议之前，要精细地研究市场和特殊的条件。现实的社会条件状况从来都是形形色色的，因此在结构改革方面一定要采取“次优”的方略，以便达到好的结果。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状况的不同会倒逼架构改革适应环境，而改革归根结底是要造福于人。

其时德国有两个主要政党，一是社会民主党，一为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前者强调国有化，试图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后者主张经济自由，突出自由竞争。在争论的过程中，当权的联盟党推行了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到五十年代中期，两党争论暂停，社民党以“尽可能市场，必要时计划”的主张认可了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两党的趋同可以说导致了双赢。格尔特施密特认为，这和德国的秩序政治特别相配，也是秩序自由主义者特别渴望的组合。格尔特施密特认为：“井井有条的、秩序井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能给予人们有过上成功生活的可能性。不过这种生活是否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作为。”这里有两点要注意：首先，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是否明智，要看由其产生的新机遇在多大程度上为众人所共享，国家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这些机遇。一般认为，德国正是在教育领域中有着弥补性的需求。再者，如果说经济都是为了人，我们各种喋喋不休的讨论往往会将技术细节给扼杀掉。

还有其他一些基本假定也属于市场经济的范围，比如市场需要规则和惯例这样的思想。不过在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在市场之强和信息之强联袂而行之时，常规和惯例意味着什么呢？这里这就需要人们创造出新的模式，而不是固守陈规陋习。最后一点要说的是，没有公开的辩论，如活水一般的社会市场经济精神源泉也会枯竭。人们都应该有着基本的经济学的训练，经济政治的决策不仅仅是经济理论的事儿，而且也总是公开的、信息灵通的辩论的对象。社会市场经济需要民主的多数。

“不要紧张，要放松！”人们会向那些政治改革家如此呼吁。而今大气候在变化，数字化，全球化，老龄化，问题丛生。尽管如此，还是不要把标杆举得太高：现实主义的次优改革，一定比空洞的理想解决要好！人类面临的问题层出不穷，人类的探索也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