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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想做演员,也不认为自己有多漂亮的银幕圣女

2018-12-03 16:1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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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喜爱日本昭和时代电影的人,对“原节子”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她是清纯与貌美的象征,也是“国民女儿”与“国民妻子”。近期,读库出版了这位传奇影星的传记——《原节子》。新书面世之际,我们邀请到作者徐辰和著名影评人沙丹,畅聊这位影人和她背后的整个时代。

“原节子与日本电影黄金年代”活动现场(2018年11月15日,北京库布里克书店,嘉宾:徐辰、沙丹、张立宪)

成书动机 

电影人,包括整个电影工业不过是历史的注脚。每一部影片、每一次电影工业的转向,其幕后推手都是那个时代。整体观看日本影片可以发现,最能体现1927年至1965年这段历史风貌的,只有原节子,从她身上可以看出整个日本社会的变迁。

或许有人觉得原节子出演的影片形象十分统一,经常很圣洁,但她的演艺生涯,包括进入电影工业的过程却富有戏剧性,也塑造过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形象。以这个人物为内核向外发散,可以让读者了解当时的日本,即从1920年代至1960年代的社会怎样,电影人在社会中是何种状态,电影的地位又如何,对于原节子来说电影究竟是什么东西。

电影初入日本

对日本人来说,电影是舶来品。第一个在日本放映电影的人叫高桥信治,是个军火商人。他把枪械从海外输入日本,同时输入的还有一台电影放映机。他就是在神户进行日本国内第一次放映,这在当时叫“活动影戏”。

一年后,神户开设首家真正的电影院,名叫“电气馆”,但它受到关注是因为日俄战争——日本跟俄国交战的许多纪录片在那里放映后,引起前线军人家属的关注,日本电影才得以发展。

军火商人高桥信治。

日本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出现拍摄于1908年。中国虽然于1905年拍摄了《定军山》,但这是一部短片,长片直到1913年后才出现。

日本的这部剧情长片叫《本能寺合战》,讲述明智光秀于本能寺刺杀织田信长的故事。那个年代,演员和电影的生产体系依旧十分原始。直到1920年代初,日本电影的所有模式仍与歌舞伎一样——用摄影机拍下舞台剧再放映。

由于当时没有专业女演员,几乎所有女性角色都由男性扮演,这点也和歌舞伎相同。原节子出生于1920年。这一年,经营歌舞伎业务的松竹创办了电影公司,并开设演员学校培养女性明星,这对日本女性演员进入电影工业非常重要。

昭和时代初期的日本电影

一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的状态较好。大战时期,欧美国家的很多生产订单要交给日本完成,这种状况被称为“大战景气”,也就是发战争财,一直持续到1920年。1925年至1930年日本电影发展飞快,1931年时已经出现有声电影。日本第一部公开放映的有声电影叫《夫人与老婆》,由五所平之助执导,虽然讲的是日本家庭,但很欧美化。

电影《夫人与老婆》海报。

那时日本之所以会生产很多此类影片,是由于泛娱乐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飞快。大战后的日本,实现了从半工业国家进展到重工业,乃至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原因之一是畸形发展的重工业,以及需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都需要在制造业投注人力,制造业的兴起又带动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通勤族”开始成为新兴生活方式。1920年代前后,日本的城市文化空前繁荣,电影作为其中重要的娱乐杠杆,其发展不可避免。

那时流行的电影主题是小市民生活,讲普通人过日子遇到了什么问题,生老病死、爱恨情愁等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浅草灯光》一片。其实,小市民电影在1930年代中期就已大规模形成,成为娱乐支柱之一。加上那时看电影比较便宜,日本影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就此出现。

电影《浅草灯光》海报。

对比中国和日本的电影发展状况,就会发现这两者非常有趣:电影都作为舶来品出现,于1920年代兴起,特别是在中国上海,五方杂处、东西交融,形成了很多流行文化,尤其妇女文化。妇女文化带来大量消费主义刺激,从而带动电影消费。

1920年代,许多张恨水类的才子佳人小说改编成电影,主要是为服务女性观众。同日本一样,中国影坛也有十年的黄金时期,即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对于整个上海、尤其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制片业而言,是孕育市民电影的重要时期。

1930年代内,中国有两类电影经常被人提到,一类是进步的左翼电影,另一类就是市民电影。现在可以在民营公司看到很多相关影片,如《新旧上海》。这部影片讲述小市民本身的喜怒哀乐,与《浅草灯光》有不少相似之处。

原节子初入影坛  

昭和初期,日本国内的气氛十分特别,娱乐空前繁荣的背后,是社会矛盾的尖锐。政府需要养护军备、花大量费用维持海军,必然要求国民付出一切。美国于1945年准备总攻日本时拍过一部纪录片,叫《认识你的敌人》,主要分析日本社会的结构。那时的日本看似非常现代,拼命往西方靠拢,但在昭和时代初期,社会颓象就已显现。

昭和时代从1926年开始,开端就很不详: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对经济影响巨大,政府于是发行大量国债,试图填补经济崩盘。然而1927年,大量坏账出现,使信托体系产生问题,很多人发现购买的信用贷款无法兑付,这就是“昭和金融恐慌”。1929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也对日本产生不小影响,直接受挫的就是农副产业,其中之一是蚕丝的对外出口。

原节子出生在生丝批发商家,当时家境非常富裕,兄弟姐妹众多,都在西方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念书。但到了小学时,家境一蹶不振,生丝的对外出口遭到国内经济形势的逼迫,生丝价格每年都呈断崖式下跌。原节子由于生在城市,还算比较幸运,家人能勉强供她上学。而1930年代初的日本农村是什么情况呢?如果家里有男孩,想受免费教育可以去考军校,或当工人卖苦力;如果是女孩,很多就会被父母直接卖掉。

张贴在农村的买卖女孩的告示,声称村公所可以为卖女儿的村民谈一个好价钱。

原节子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二姐会田光代在京都的制片厂跑龙套,与新锐导演熊谷久虎结婚。熊谷向原节子提议,如果觉得无处可去,何不当演员。她当时学习成绩很好,想做英语教师,但现实需要她赚钱养家。从很多访谈、回忆可以看出,她并不想做演员,因为性格很内向,不适合站在摄影机前,甚至每一分钟都想离开。

原节子十四岁进入日活时,大多出演边角角色。十五岁时拍摄了《年轻人勿犹疑不决》,片中角色就叫节子,是个家境贫穷的女学生,深受广大男学生仰慕。于是,日活多摩川制片厂的厂长给她起了艺名“原节子”(她的本名是会田昌江)。这部影片可称得上原节子的银幕处女作。尽管在当时,有片可演已经很好,她却苦于跳不出同类角色的范畴。

1936年,山中贞雄导演邀请原节子出演时代剧《河内山宗俊》中的角色,这对她日后的发展十分重要。《河内山宗俊》是山中贞雄现存的三部电影之一,改编自歌舞伎,讲述日本底层社会犯罪分子的生活,手法非常西化,可以看作日本版的《荒野大镖客》。

当时,日本正在侵占我国东北,扶持伪满洲国,因而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退出国际联盟,和英美等国家翻脸后的日本,急需寻找一个新的狐朋狗友——他们选择了纳粹德国。日本军部便希望能与德国人合拍一部影片,以此示好。德国选中的合作者是阿诺德·范克——“高山电影”的开拓者。所谓高山电影,是指影片背景多为连绵山脉,或雄伟的自然景观。范克注重表现人的渺小和人类之间的抗争,常以自然压倒人作为主题,与纳粹宣传的“血与土”理论不谋而合。

在当时的欧洲,除德国外,很多中欧国家都生活着德意志族人,如捷克、波兰。假设一座城市中有一定比例的德意志族人,德国人就会以此为由要这要那,当地人如果不愿向德国妥协,就可能会遭受武力侵犯。纳粹德国要求范克用他的手法拍摄一部强调日本家庭和故土关系的电影,取名《新土》,在德国宣传时可以与他们的理论结合。

原节子便被定为这部影片的女主角。最初,日方想让田中绢代出演,但范克到日本后,第一个走访了日活制片厂,那里正在拍摄《河内山宗俊》。他看到原节子的扮相,觉得适合体现典型的日本女性形象,便更改了女主角人选。

《新土》除了范克的版本,还有另外一版,由日本导演伊丹万作执导,他以拍摄小市民电影见长。两个版本上映后,前者获得压倒性支持,因为伊丹不愿在电影里过多宣传民粹主义。日本军部的参与,使影片最后一幕不得不展现日本人站在我国东北土地上殖民的场景,这在上映后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这部影片向当时的日本电影界释放出一个信号——军部以后要拍摄国策电影,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同时控制国内一切社会生活,运用自上而下的强压迫手段掀起整个国家的运动。

“国民精神总动员”包括宣传奉公精神,强调个人娱乐有害,要求国民必须把所有时间奉献给军部和他们的侵略政策。当时有一句口号:“奢侈是我们的敌人。”其实早在1933年,日本内阁就已通过一项关于电影国策的法案,声明电影不是娱乐手段,要成为宣传日本国策的工具。

战时的国策电影

在这种环境下,昭和时代首个电影黄金时期宣告结束。此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军部需全力将国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都纳入战时体系中。

此时的原节子刚刚结束在德国为期数月的《新土》宣传,回国后却发现情况已经完全变化。有段时间她成了人人诟病的对象,部分原因是她的演技的确不佳,又缺少时间磨炼。还有不少压力来自阿谀奉承军部的影评人,指责演员参演国策电影太少,而且从这一时期开始,国策电影的比例也大幅度增多。原节子从1940年至1945年参演了许多国策影片,比如在姐夫熊谷久虎执导的《上海陆战队》中,她就出演一位中国抗日群众“明珠”,为此还学习了中文。

《上海陆战队》中“明珠”一角。

即便在战前的紧张气氛中,日本观影人数仍旧维持着一定高度。1939年,影片的制作数量达到战前顶峰,入场人次超过一点七亿,相当于每人每年要看四场电影。1940年的入场人数更多,达到四亿。同美国开战后,影片制作数量锐减,这是因为战时体制下,胶片属于战略物资,要优先供给军队,影片拍摄数量因此受到严重限制。1944年至1945年上半年间,日本的电影工业基本处于崩溃状态:1944年只拍摄了四十多部影片,1945年战败前只有二十多部。

1942年上映的《夏威夷·马来海战》海报。

到了战争末期,军部连角色穿什么都要管。原节子等人曾因在银幕上穿着连衣裙、长袜、皮鞋,就被影评人连篇累牍地攻击为“非国民”。当时女性有一种常见的打扮叫“国防妇人服”,即工作服;男性都穿军装式的“国民服”。如果穿着稍微洋气,化妆或看娱乐片,就是反对侵略政策,会遭到口诛笔伐。

战后初期的混乱

1945年8月,战争结束。对很多电影人而言,活过战争是好事,但日本电影工业的未来迷雾重重,大家更关心一个生存问题——粮食。当时二合五勺是日本成年人每天的口粮配给,约为六两,质量也很糟糕,连米饭可能都没有。口粮如果不够,只能自己种植,或去乡下黑市购买。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8年。

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种土豆。

战后的日本电影面临GHQ(盟军占领机构)审查,他们要求电影在战后恢复阶段起到如下作用:宣传去军国主义化;缓和对回乡日本人,尤其是复员军人的看法;宣扬阶级平等。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日本在战后初期拍摄了许多民主主义电影。

那时,电影承载的不仅是娱乐功能,还成为战败国找寻自信的手段。当时有三个方向供日本人寻找自信,首先是科学——1949年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然后是体育——1948年游泳运动员古桥广之进打破世界纪录,被称为“富士山的飞鱼”;最后就是电影——日本人希望把电影送出国门,以此重回国际社会。

1946年,原节子主演了黑泽明执导的民主主义电影名作——《我对青春无悔》,这也是她战后早期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片中角色是一个从娇滴滴的阔小姐成长为独立、有思想的新青年的女性。得益于黑泽明的指导,她此次贡献出具有突破性的演技。日本动画导演今敏的《千年女优》的故事背景就部分取材自这部影片,但对女性自身的解释更加先进。

《我对青春无悔》海报。

战前,原节子就已从日活转战东宝,战后的东宝争议后,又转战新东宝,但没过多久还是单飞,并接拍了一系列很有时代特色的片子。日本在那时刚从完全饥饿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一点,就开始拍摄所谓的“创伤”电影,原节子接演的《安城家的舞会》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安城家的舞会》宣传静照。© Shochiku Co., Ltd.

这部影片反映华族体系的崩溃,华族指战前的贵族,不劳动,有俸禄或工资,但战后的土地改革使他们顷刻间一无所有,反倒是战前许多地位低下的人利用战后混乱突然发家。

战后的日本,很多社会现象由此产生,比如毒品的大量流行。很多人不能接受一夜之间贫富颠倒的事实,加之日本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国,毒品比啤酒还便宜,许多人便借此逃避现实。

昭和时代中期的日本电影

此时的原节子已经成为超一流影星,但她对电影的看法开始摇摆、迷茫。因战时出演太多国策电影,导致现在很多台词都读不出来。小津安二郎就在这时对她伸出了橄榄枝。或许不少人会把她看作小津电影的御用演员,其实她与很多导演均有合作。说起小津为何选中她,外型漂亮是一个原因。此外,小津认为她最“适合”日本人,不但对导演、电影工业是如此,对观众而言也比较容易接受。

原节子与小津合作的影片,哪怕几十年后再看,仍然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因为它们讲述的更多是所有人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会面对的问题。比如原节子扮演的女儿出嫁了,父亲便会感到落寞,但他当年娶妻时,妻子的父亲是不是也同样落寞呢?小津用电影表达人们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此体现一种无常,或者说——“物哀”。每一个社会人,都会遇到片中人遭遇的那些问题——随着年岁渐长,你会发现生活中的很多事或许会越来越糟,但总得自己面对,不管情愿与否。

《东京物语》宣传静照。© 东方IC

原节子在小津电影中的形象也有其特殊意义。小津电影中很重要的美学特征叫“器皿之美”,片中会有大量小杯子、小水壶。小津为让电影构图显得极其优美,会经常变换小物件的位置。不同画面中杯子的位置不同,使得银幕上所呈现效果都是最美的。演员也是一样,少了谁,都是不行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原节子在小津的电影中,就像承载日本料理的漂亮盘子,起到不可或缺的功能性作用。

到1956年前后,原节子发现参演的影片越来越难以被新观众接受,因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与战前不同,倾向追求个人享受和感官刺激,宣布要将过去的一切都抛弃,这也就是后来人所说的“太阳族”潮流。

电影产业的巅峰与滑落

日本电影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很短暂,从《罗生门》在威尼斯获奖的1951年起,至1958年,该年的电影入场人数达到顶峰,约有十一亿人次。但是新的威胁——电视产业此时已经崭露头角。截至东京电波塔建成时,日本的电视保有量约为一百万台。到翌年皇太子(即平成天皇)的结婚游行在电视上全程转播后,日本的电视保有量翻倍,达到两百万台。大家发现,从此不用去电影院也可以观看新闻纪录片,新的娱乐形态已经到来。

明仁皇太子结婚游行。

1962年,原节子退出电影界时,日本的电影产业已经开始衰落。1960年代中后期,电影的入场人数每年均在下降。到了1970年,每年只有一亿人次观影。原节子一生的作品,以及她在电影工业的来去浮沉,都是这个产业及社会生活的写照。可以说,她本人就是一部昭和史。

隐退后的原节子,到2015年去世,彻底淡出公众视野,但很多人都记得她。晚年照顾她的人是熊谷久虎的儿子,即她的外甥。作者徐辰曾很冒昧地联系过他,询问原节子是否会对别人写自己的传记有忌讳?对方表示无所谓,既然已经不是演员,就不必将她想象成一个完美的人。她只不过是在电影界待过的普通人而已。

黄金时代的日本电影看似离我们遥远,但其主题仍能够超越时空的界定,唤起观者各式各样的情感。对处于相同时代和位置、有相同生命体验的人而言,是可以产生强烈共鸣的作品。今天重新纪念原节子、小津安二郎、黑泽明等影人以及那个时代的意义就在于此。最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影片讲述的,这些影人所经历过的,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东宝映画株式会社为原节子拍摄的肖像照。© 东方IC
《原节子》,徐辰著,读库出品,新星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内容简介:原节子,二十世纪日本最具代表性女演员之一,一生跨越大正、昭和、平成三个时代。年少时误打误撞进入电影界,懵懵懂懂中一炮而红。早期常以温婉贤淑的形象出现,后期角色多回归家庭。因参演小津安二郎的多部影片为后人熟知,更与黑泽明、木下惠介、成濑巳喜男等打造日本电影黄金时代的导演数次合作。事业如日中天之际选择息影,过起深居简出的生活,也为影迷留下无数遐想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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