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智远：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提供的中国实践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先进思想的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为新兴的全球性大国，正在经历从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消费者到供给者的角色转变。这里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是指中国结合自身发展经验和时代特征，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逐渐发展出的一套全球性的思想、原则、理念、知识和理论等。全球性公共知识产品的中国实践的“行文智远”，需要进一步发挥好智库的公共外交功能。

思想引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方面的能力和意愿前所未有。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首次在国际场合谈及全球公共产品，承诺为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大国更应该有大国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与前三者并列。这说明随着中国日益成长为全球性大国，中国更加重视自身的全球责任，在为世界提供经济发展动力之外，也创新性地为国际秩序和人类发展提供公共知识产品。

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中国给出的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的中国方案。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国家相互依存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各国的联系和依存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面对全球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因此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面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示中国愿与各国携手共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十年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趋成熟。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五个世界”总体布局，即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开放包容的世界以及清洁美丽的世界。

二是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共赢为核心。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出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呼吁各国人民一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提出，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是全球治理理念。全球治理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将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向各国广泛传播，中国结合自身发展理念、经验和峰会主题，将中国的改革发展理念“全球化”，向世界提供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公共产品。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都强调“共同”的原则，国家间的事情、全球的事情各国一起商量着办，世界的未来由各国一起建设，产生的成果由各国一起分享。

四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可能性在于全人类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基础。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相对于西方给出的民主自由“普世价值”，以及其将最终导致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中国给出的与之不同的答案。心合意同，谋无不成。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自古至今的天下情怀息息相关，蕴含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从历史延续到今天。这是中国共产党结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国情给出的发展之义。

五是“人类优先”理念。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提出“人类优先”的理念，批评某些国家“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一国优先”的理念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只会降低分工效率、加深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和孤立，解决不了各国的发展和安全问题，会牺牲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人类优先”理念超越了两极对立思维、冷战思维，反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劣论”，倡导各国交流互鉴、和谐共存，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身体力行“人类优先”理念，在疫苗研发、生产、公平分配上展现大国担当，多次提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弥合“免疫鸿沟”，帮助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六是全球倡议体系。习近平主席于2021年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于2022年在博鳌亚洲论坛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于2023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三大倡议形成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全球倡议体系，是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给出的“中国答案”。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欢迎世界各国“搭便车”“搭快车”，并在交流借鉴中共同发展，推动世界人类的文明进步，展现“大国的样子”。

比较优势

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既具有普遍性，即面向全球和全人类，不分社会制度、不论国家大小和发展水平高低；也具有特殊性，即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尊重各国的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性。中国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具有四大比较优势。

第一，成长性。中国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是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从时空维度看，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即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等公共知识产品。这个传统随着中国自身的成长而发扬光大，一直到习近平主席提出较为系统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体系。从空间维度看，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不仅面向发展中国家，也面向发达国家。从行为体维度看，不仅是领导人提出全球公共知识产品，越来越多的部门、组织、智库、思想家等也源源不断地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比如有中国学者根据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可持续安全理念等。从内容维度看，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包括国际秩序、地缘政治、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国际发展等方方面面。从矛盾维度看，中国致力于以发展为核心，解决大国复兴的软硬实力平衡发展问题，通过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提供和传播可以增强国家软实力。

第二，包容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目标主体和产品内容两方面。目标主体方面，中国的公共知识产品面向全球，不分社会制度、不论国家大小和发展水平高低。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最初面向60多个共建国家，但其“共商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等理念和行动被广为接受，愿意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越来越多，目前已有151个国家与中国达成合作协议，囊括了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产品内容方面，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尽可能丰富的公共知识产品。近年来，习近平主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发展的急迫需求，适时提出网络空间和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及地球生命共同体、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等，这些理念经学者们的学术化，正转化为人类共有的新知识产品。

第三，连续性。中国在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方面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这一点与美国相比更为明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提供方面可谓一波三折，出现断裂。奥巴马、特朗普、拜登带领的美国政府反复在各种国际组织和协定中“加群”“退群”。可以看出，美国一方面想要宣传普及西式自由民主的理论，将西方的民主制度作为唯一的普世价值、公共知识产品和各国发展的绝对真理。另一方面，美国又将自身利益摆在优先地位，当国内发展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矛盾时，就减少、停止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不愿“雪中送炭”，其公共知识产品的供给就容易断裂。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国际战略具有很强的战略定力和连续性，中国近十年来连续不断地提出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不断地丰富完善公共产品的内容，未来也将继续提供新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

第四，引领性。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旨在应对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具有引领性。世界所需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必须是符合时代特征、为解决当下全球发展困境提供思想和方案的知识。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层出不穷的今天，中国始终以发展的眼光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认识到全球性问题只能由全球共同解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应对全球问题给出的中国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引领世界发展方向。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344号决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载入其中。2022年11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连续第六年被写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决议。这都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

行文智远

中国在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方面的突飞猛进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未来，中国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供应虽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需要智库进一步发挥好公共外交功能。

第一，此消彼长。当前，在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供给中存在“美消中长”的关系，这主要是受到国家能力和国家意愿的双重影响。一般来讲，霸权国占据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主导地位。而当霸权相对衰落时，其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意愿、能力和影响力都有所下降。这给新兴大国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提供了机会。有学者甚至认为，新兴崛起国的责任缺位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比如二战就是由于衰落的英国不愿承担更多全球责任，而新兴崛起的美国也对全球治理袖手旁观，导致出现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真空，最终引发世界战争。因此，新兴崛起国需要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弥补霸权衰退产生的空白。美国国家能力相对衰弱，提供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中国整体实力迅速上升，一方面主动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国发挥大国作用，提供世界所需的新型全球公共知识产品。

第二，空间广阔。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国际局势进入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赤字加剧。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加适应和符合时代需求的新思想、新方案和新倡议。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中国需要世界，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与全球化密切相关，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为世界发展贡献了巨大的贸易、投资、消费体量和对外援助，也为世界提供了多样化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中国愿与世界分享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并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

第三，道阻且长。中国在全球公共知识产品领域地位的相对提升，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弥补大国软实力短板。但这一进程也遭遇不少阻力。一方面，这直接挑战了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和国际话语权，从而遭到美国的反制和打压。比如，美国目前的政界、学界、智库界、舆论界等，均有意批评或诋毁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理念。另一方面，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仍有顾虑，对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仍存观望态度。“中国方案”想要赢得世界的广泛认同还需要耐心和信心。

第四，行文智远。智库又称思想库，具有创新国际思想、实施公共外交、生产和传播国际公共知识产品的功能。智库会聚了各国知识精英、舆论精英、政治精英、商界精英，与各种制度、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广泛开展公共外交。从这个意义上说，智库是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生产者、提供者、传播者、竞合者和交易者。当下，中国的智库已经认识到智库公共外交的这一功能，开启了有益的尝试:一方面建言咨政，不少中国智库积极为政府和领导人提供新思想和新概念，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新方案和新倡议，并积极推动落实。另一方面，不少智库已经能在全球思想市场上进行思想博弈，既能向国外精英和民众介绍中国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使其得到更多了解和更大认同;又能纵横捭阖，据理力争，捍卫中国在全球公共知识产品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总的来看，这只是个开始，与发达国家的智库同行相比，中国智库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意识较为薄弱，需要加强“三边”能力体系建设：一边加强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实践的能力建设体系；一边丰富完善我国新时代生产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一边提高在国际上进行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竞合博弈的战略运筹体系。

（作者：郑方圆 北京大学机关党委组织员、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翟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原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23年夏季号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注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