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我们的文化到了形成新的可能之时

编者按：2024年4月19日，由同济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新的可能：当代文化与当代生活”学术讲座在同济大学举行，这是同济大学中文系“当代生活：从文学史到思想史”系列讲座第二季的第1讲。

本次讲座由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晓明主讲，他将199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新的“情感结构”概括为心智的“小器化”，表现为社会生活与人际关系的日渐狭隘小气。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心智“小器化”的状况正在发生着改变——人们不再一味追求“成功”，开始关心“附近”，人文意识也在增强。而这正是希望所在。在他看来，当前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势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必须形成新的可能，也理应发生良性改变。

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作家协会、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科研机构与高校的9位学者出席与谈，共同探讨文学文化与社会及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

讲座现场

讲座伊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昶简要介绍了“当代生活：从文学史到思想史”系列讲座的缘起，即“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研究生课程中，诸多学生在课堂上从个体经验出发，传递出对现实的关照、思考与困惑。她提出，以此为契机，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王晓明教授如何引入当代生活的视角，连接当代文化与当代生活，面向未来的学术研究、留存历史材料和思想资源。

“小器化”遭遇冲击带来的希望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晓明首先讨论讲题中的“当代”“文化”“生活”等定义，指出支配性/主流文化是由一套支配性的文化生产机制塑造而成，决定人们“如何接触信息”和“如何处理信息”，而社会的经济、政治、自然环境等方面对文化的影响，大多是经由这个系统从信息角度展开的过滤而起作用的。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晓明

他回顾199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新的“情感结构”，包含“个人”取代“社会”、“适应”取代“改变”等要素，并将其塑造的精神状态（如重有形之物、轻无形之物，如聚焦于“此刻”“眼前”和“竞争关系”）概括为心智的“小器化”，表现为社会生活与人际关系的日渐狭隘小气，以及狭隘小气的互相激励、恶性循环。他从社会性维度探讨了“小器化”的后果，其一为公共意识的普遍淡漠；其二为人生、生命的意义被重写，个人的“成功”成为第一甚至唯一的目标，人生的全部幸福都只能经由这种“成功”来获得（如“财富自由”、90年代中期成型的“成功人士”模式）；其三为缩小“生活”的内容，大量无形之物（如“真”和“善”）被降级或遮蔽，诸多有形之物（如住和食）也因为缺乏对无形之物的感知的介入，而日渐粗糙。

然而，令人振奋的是，心智“小器化”正呈现出萎缩的态势，表现为关注公共事务的意愿逐步增强，和人文意识萎缩的趋势开始遭遇冲击。前者的意愿增强同时意味着“表达的间接性”的增强、由具体事件形成的就事论事的“舆情”压力，以及借时空异域（国际事务与中国历史）而展开的议论。后者的趋势受阻一方面来源于201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中国科技进步的真实状况的讨论，另一方面来源于以ChatGPT为爆发点的人工智能的广阔前景所引发的全社会热议，尤其是有关未来就业的模糊而深远的忧虑。

人工智能引发有关未来就业的模糊而深远的忧虑。图为OpenAI首个视频生成模型。

王晓明继而谈及“小器化”遭遇冲击的社会原因，其一是三年“疫情”松动了1990年代以来形成的“社会分工契约”和新情感结构的两个要素，人们意识到“社会”、邻里互助是如此重要，一味“适应”并不可取；其二是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引发人们关注行业模式、社会问题的缓冲、脱离了世俗“成功”标准的生命意义等。他指出，当前社会并非1990年代的状态，在那个时期里形成的支配性/主流文化、“情感结构”、心智的普遍“小器化”，如今都已遭遇怀疑和冲击，难以顺畅、难以为继。而这正是给人带来希望的：中国社会理当拥有开阔、丰富的文化，社会生活迫切需要文化提供新的进步的可能，我们的文化状况应当发生良性的改变。

最后，王晓明提出，当前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势决定了文化必须形成新的可能，因为如果没有良性的文化新变，就不会有新的值得过的生活，这既指社会生活，也指个人生活。因此，文化所提供的感知、解读和想象能力，是社会/个人澄清方向、决定道路的关键，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良性的文化新变的早日形成”这一未来局面。

面对“大时代”的到来，知识分子如何重新介入“当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何浩以“作为当代思想资源和生命根基的1950年代”为题，围绕当下时代现状的新变与再赋型，基于“有形之物”“无形之物”等新的经验观念，指出新时期以来每到一个时代巨变的节点，就需要推动知识界、学术界、思想界重新调整对于时代的感知更新，并以农村题材小说为例，叙述关注当下、关注人文的思想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娜以“‘自我’作为社会、历史的田野——回应王老师‘当代文化的新的可能’”为题，聚焦于王晓明教授对90年代中期新的“情感结构”的阐释，指出其对当代生活高强度、有耐心的投入与敏锐度，是以一种不简化、有张力的当代史理解做底。她叙述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的经验，提出人文价值确立的方式，以及以此探寻历史中（影响现实、指向未来）的关键时刻、关键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冷嘉立足于个人印象与生活感受，区分三次“当代”分期：1992年南方谈话、2008年分享发展红利期、2018年中国和世界变化期。此时面对一个“大时代”的到来，她指出向当代历史回眸的必要性，以及在个人生活史中整理历史经验的必要性。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聚焦于历史时段分期、学科知识壁垒、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等问题，通过阐释《寡头》的历史转型期策略与《世上为什么会有图书馆》的日常经验，论述知识分子所哀叹的“边缘化”，实际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与其参与建构的学院制度所造就的“主动边缘化”，并就知识分子应主动与日常经验互动提出了建议。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春田以“从大学的‘小器化’到再造知识生产的可能性”为题，围绕90年代大学改革所忽视的对大学理念和治理术更为细致精准的警觉展开论述，认为当代中国大学文化的激烈变革，既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包括强化民族国家导向、更新各类方案等。他从政治哲学、文化研究等角度，探讨如何建立批判的“人文学”与链接新的情感结构等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讲师夏天认为，王晓明教授对近年来文化、社会状况的描述，是将“关注公共的重生”与“人文萎缩的受阻”作为认识的媒介，以此展开对“现实”的能动性认识。他提出反思“民族国家”制度本身，以及民族国家之外的“共同体”与新的连结方式。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吴天舟认为，“新的可能”需要新的“想象力”，尽管目前各种怀旧都无法解决问题，新一轮的怀旧可能是文学的症候。对此，他区分了消极与积极的思考路径，前者是从共同的苦难来构建共同体，后者是从关系出发构建共同体。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晓渔以“‘卷’与‘麻’：一种精神的闭环状态”为题，从“内卷”一词与流行语、绩效主义、“过程性考核”的关系开始，结合“麻”区别于“丧”文化而形成的新式精神症候，指出由于对“过程性考核”的注重，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如磨洋工或“摸鱼”）变得困难，“麻”变成自我保护，并就针对“卷”与“麻”等精神闭环状态的人文主义方案进行了分析。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刘祎家以“最小单位的团结”为题，立足于知识者对时代窒闷的生存实感，以沈从文和“新东北作家”班宇的作品为中心，指出一种“共弱”的结构。这种结构提供了一个应对困境的方案，即在弱者对彼此之弱的共同承认和托举中，召唤出这个时代里“最小单位的团结”。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昶做总结发言，认为本次讲座运转着两套系统，前者是知识结构中的表述与思考，后者与在场同学形成感同身受的经验对接。每位个体的个体性，实则担负着历史性、延续性、他人的情感结构，而非竞争性、敌意的联结。

与会师生合影

在问答环节，现场听众踊跃提问，围绕亲密关系、集体归属、“卷”与“躺”、文化研究的思维范式等问题，与王晓明教授进行互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