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新自由主义的绝境中，第三世界出路在哪？

一般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占据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喊出“美国优先”的口号之后，会遭遇怎么样的挑战呢？印度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教授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在12月19日晚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中国经验”与第三世界的全球问题系列讲座上，发表了题为《新自由主义绝境中的第三世界发展》（Third World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ad-end of Neo-liberalism）的演讲。正如主持人项飙教授在开场时提到的，来自印度的帕特奈克作为一位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研究时却不会被自身的出身、阶级、国籍所局限，而是会考虑更为广阔语境下的世界图景，并竭力给出自己的思考方案。

就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状况，帕特奈克在讲座一开始就强调了其演讲题目中的新自由主义的“绝境”（Dead-end）。在帕特奈克看来，这是理解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关键。事实上，他所提到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还有着更为详细的表述方式，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呈现，帕特奈克的讨论语境中，新自由主义往往被表述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Neo-liberal capitalism）。这样一个说法，在帕特奈克看来，应是用于描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专门术语。在演讲和其他著作中，帕特奈克多少都提到了，当前全球化环境下，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所受到的限制已经被大大削弱，而这一现象是全球资本的压力所导致的。相应地，这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呈现为国际资本的霸权，与之捆绑的不只有一国一地的经济活动，国家的大资本与国际资本的合流，也使得多数国家都在奉行类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帕特奈克认为，要讨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今天所面临的绝境，首先要明确这个概念的两大特质。首先，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出现与过去的资本主义不同，它利用大资本将经济活动从发达国家移植到欠发达国家，这些活动也随之在后者之中重新定位，发达国家也借助欠发达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庞大的市场，得以开辟全球化市场，并开展经济活动。按照帕特奈克的说法，这意味着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将在资本的牵引下直接面对面，资本也得以借此在全球范围内四处移植。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体制本身也会开始和大资本合流，这就使得各个采取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会开始抛弃传统的小规模生产和传统农业生产，转而投向大资本的怀抱，并开始某种类似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原始积累。

而由此也可以引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第二种特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所谓“黄金时代”里，国家干预经济曾是某种常态，但这显然会遭到金融资本以及其背后的社会阶层的反对。而在资本全球化的压力下，这种来自国家的干预最终让步于金融资本，来自国家的补贴等都转变为对金融资本的某种奖励，国家也无法继续刺激金融资本体系的增长。而真正会带动增长的，则是资本价格累积形成的“泡沫”。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风行，实际上也带来了另外一个严重的后果。在发达国家内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快速增长带来了本国的收入不公，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人同时还要面临第三世界国家廉价劳工的竞争，因此在收入上收到压制；但在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本国的廉价劳动力还远未被耗尽，甚至于，小规模生产和传统农业生产者在被纳入到新自由主义的剥夺之后，廉价劳动力的相对规模还在增加，工人也因此处于非常低的社会地位中。另外，在帕特奈克的论述中，世界经济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下呈现出这样的生产趋势，即全球各地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工资的快速增长导致世界经济盈余的相对规模增加，从而导致过度生产的出现。当然，在帕特奈克的讨论里，中国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语境下是作为例外状况出现的，中国以其庞大的体量和经济实力或许也可以免于像其他较为弱势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任由发达国家及其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压制。

帕特奈克认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应对这种生产趋势时，以价格堆砌起来的泡沫作为抵消措施。但一旦泡沫被戳破，一切就变得无序，这也使得泡沫无法再在过度生产的新自由主义面前起到作用。正是这种泡沫的失效，会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陷入漫长的危机之中，甚至逐步走向帕特奈克所说的“绝境”里。因为即便新的泡沫堆积而成，随着全球各地劳工生存状况的日益恶化，新的泡沫对于日益颓败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来说，更多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存在，更何况，新的泡沫迟早也会破裂。在讲座中，帕特奈克也援引了美国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发展，及其面临的资本价格泡沫破裂的窘境。

这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危机的出现，所导致的当前全球范围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被帕特奈克尖锐地定义为一种当代的法西斯主义。在资本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语境下，随着工会和工人话语权的削弱，某些“至上主义”（supremacism）伴随着这种资本主义危机而出现。这种至上主义的思潮，其法西斯特质在于，它们没有明确的克服危机或困难的举措，这些运动往往也是不理性的，所有的斗争目标都只是一个被责备和厌恶的担责对象。这样的当代法西斯主义思潮，在帕特奈克眼里已经是遍地开花了。它们会吸引小资产阶级甚至弱势至极的工人阶级的拥护，但不出所料的是，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下，大资本会趁机收编这些力量，以保证其统治不会受到这种非理性思潮的冲击。今天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里，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当代法西斯的幽灵都盘旋在全球各国的上空。

帕特奈克也尝试厘清当代法西斯和20世纪30年代猖獗一时并造成巨大破坏的德国、日本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差别。一个基础差异在于，德日两国的法西斯主义，其金融资本都是立足于国家这个实体，其参与的竞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国家这个实体也得到了美化，进而成为法西斯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环节。相反，当代的法西斯缺乏这样一种政治实体的支撑，除去金融资本霸权之外，背后的意识形态空洞得很。帕特奈克还提到，德国在1933年，以及日本在1931年都试图通过自身的法西斯体制解决各自面临的经济危机。通过军国化和战争，在国家体制掌握下的金融资本得以被重新整顿，最终挺过了大萧条带来的打击。当然，这种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式，也让这两个国家走上了战争的不归路。

但是，当代法西斯面临的困境和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不同，即使政府希望借助增加军事开支，向金融巨鳄征税或造成财政赤字，也无法克服过度生产带来的困局。何况，这两种手段都不受金融资本的欢迎，换言之，当代法西斯无法用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完成自救。在帕特奈克看来，这也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绝境的一大标志。

在美国经历了自身泡沫的破裂后，随着特朗普的上任，该国失业率的下降以及其他经济指标都在预示着，美国似乎找到了复苏的方向。但在帕特奈克看来，特朗普和他推行的贸易保护政策并不能够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语境下让美国克服新自由主义危机。特朗普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是基于这一政策能够确保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但在帕特奈克看来，要想借助贸易保护主义来达成一国的增长，在资本全球化时代几无可能，因为全球化语境下，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很难不会面临其他国家的反制。一旦其他国家针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采取反击甚至报复，“以邻为壑”（beggar-my-neighbour）的恶性竞争就会再度出现。

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试实上并没有通过财政手段来扩大美国的需求，而是走了相反的道路。对于美国本土就业率的保障，其实是通过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将失业率出口，把失业及相应的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来完成的，目的就是在不扩大需求量的同时，保障本国的就业。这也是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存在破坏性的原因，因为报复性的以邻为壑手段，会通过同样的手段把失业率“出口”到美国或其他国家。

而就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资本全球化在二战之后将世界经济划分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先是历经了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模式，继而又在全球化语境下，纳入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中，在亚洲、非洲和拉美，大资本在当地扎根、开办工厂，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攫取利益，当然各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或多或少也受益了，快速增长的GDP等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只是，资本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带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弊处也显而易见，小规模生产和农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第三世界内部也开始达成某种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原始积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就业机会虽然有了些微的增加，但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也是不争的事实。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昭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当下所面临的危机的同时，也在让第三世界国家为他的政策买单，后者的举措是在阻断资本和经济活动从发达国家流入第三世界，把危机转嫁到资本全球化时代的第三世界。但特朗普并非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相反只是在保留新自由主义内核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美国的资本。

帕特奈克所主张的第三世界的应对措施，在演讲和他此前撰写的一系列文章里都有提及，即第三世界需要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框架中走出来。在经济上，第三世界国家最好是发展出本国市场，避免过去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尤其是在出口市场面临贸易保护主义侵扰的情况下。相应的措施也包括，发展农业和本国的小规模生产，全面提高国民收入，提高最低工资限度，以促进收入公平化。由于这些措施将受到全球化金融的反对，这将导致资本外逃，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因此资本管制也是不可或缺的。而要想做到上述这些，还需要面临对国家性质的调整。帕特奈克认为，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面临危机的当下，第三世界国家也被卷入到这场危机之中，而一味地局促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显然无法克服其带来的困难。或许像社会主义这样的路径才是第三世界国家从新自由主义中脱身而出，为自身发展开辟新方向的可能。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朱安东作为本场讲座的评议人，肯定了帕特奈克对新自由主义本质的判断，并赞同帕特奈克教授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绝境的论述。朱安东还补充道，作为现象的新自由主义，往往被认为扎根于美国这个大本营，尤其是华尔街这样的金融资本中心，但在历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往往也有政府会采取不同程度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一大困境，在其所谓大本营的美国，事实上也给当地的普通民众和劳工带来了愈发窘迫的生存环境，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甚至欧美各国的罢工运动都说明了这一点。朱安东以第三世界学者的身份提出，就帕特奈克所说的第三世界在新自由主义绝境的应对而言，第三世界的民众能否率先觉醒是非常关键的，通过自身的觉醒，以应对第三世界的困境，从而为其他国家的底层民众和劳工提供改变方案，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主持人项飙也根据帕特奈克的演讲发问，他针对帕特奈克的中国例外论，向帕特奈克提出，在讨论中国作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语境下的例外时，当这样一个体系走向所谓绝境时，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帕特奈克表示，此前中国也曾借助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完成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在当前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绝境下，作为“例外”的中国其实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包括和美国的贸易战可能带来的伤害。为此，中国同样有必要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寻求一个不同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