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我与巴金先生的交往

我不是一个爱做笔记的人。有许多事情发生，当年仗着年轻记性好，好像什么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脑子里。但最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比如，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谒见巴金先生的？我一直以为在1980年的秋天，因为那一年我与李辉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刊发于《文学评论》（大约是五月份），还得到过巴金先生的首肯，于是我记忆中就好像在那一年的深秋，我与李辉上门拜访的。那时候也没有拍照留念，记得巴金先生穿的是蓝布中山装，似乎是天气转凉的时候。我一直这么记忆，还写进了一些文章里。但是最近问及李辉，他查了当年日记，竟是1982年1月7日。那时候我们已经毕业，马上要各奔东西了，李辉被分在北京工作，想在临行前见一次巴金。于是，由李小棠兄安排（我们都是同班同学），我们俩才第一次走进武康路113号巴金先生的府邸。

我们与巴金先生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记录，李辉是有的，他如果回忆起这难忘的一幕，一定会有重要的细节披露。但我却没有太具体的印象，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巴金先生那天身体不好，似乎是感冒了，还有些发烧。我们谈话中，有人进来为巴金先生注射针药，巴金先生起身到客厅外面的过道里去了一会，又进来与我们继续说话。那时候巴金先生已经是七十八岁的老人了。我们的探望当然是早几天就约好的，并不知道那天他会感冒发烧。但巴金先生没有因此拒绝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上门打扰，小棠兄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当他走出客厅打针的时候，我俩惶恐的心情可想而知。

记得我们说起了无政府主义。那时候离“文革”还不远，巴金在“文革”中被批斗的主要罪名，就是无政府主义。“文革”有一段时期为了制止群众武斗、派仗和打砸抢等失控局面，《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要批判“无政府主义”，那时人们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是打砸抢和武斗。后来林彪倒台了，“四人帮”倒台了，批判他们极“左”路线时也总要联系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罪行。所以，直到“文革”结束“抓纲治国”的年代，无政府主义仍然是作为敌对的反动思潮看待的。有的学者写文章为巴金辩护，认为巴金一生追求反帝反封建，与无政府主义无关；说巴金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四人帮”对巴金的陷害。我们那时正在研读巴金的著作，在贾植芳教授的指导下，不仅读到了巴金早期许多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的文献，还直接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才弄明白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以激进的姿态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在理论上反对一切国家形式的强权和专制，认为国家只能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它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翼，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过重要的进步影响。这样理解无政府主义，比较贴近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与巴金一生追求进步的写作活动联系起来了。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巴金先生也是认可的。那天我们也谈到了这些想法。但巴金先生显然不愿意就这个话题深入谈下去，他有点激愤地挥着手，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说不清楚。”

巴金先生对无政府主义的这个态度，似乎一直没有变，他始终以沉默对待自己曾经的信仰。有一年，我参与了巴金先生全集的编辑工作。我向他建议，把他早年编译的一本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也收入全集，他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但是稿子送到出版社后，还是被责任编辑撤了下来。记得巴金先生特意告诉我这件事，眼睛里含着揶揄的微笑，轻轻地说：“还是他（指责任编辑）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巴金先生写《随想录》也好，编全集也好，他对于自己的责任的理解，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真是清清楚楚，洞若观火。他对现实世界一点侥幸心理都没有，不会因为一些表面的荣誉和声望就忘掉身处的环境。他全力以赴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且力图做得更好，但是不抱一点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巴金先生平时话不多，随着年岁增高，还有健康的关系，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有时候听起来有些含糊不清。而且我也深深理解，像巴金先生那样的高龄和健康状况，他还肩负着沉重的写作任务，还要应付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实在是不堪负担。所以，我虽然住在上海，但有事情一般是通过小林、小棠转达请示，尽量不去打扰他。1989年11月，巴金先生八五诞辰，复旦大学和上海作家协会在青浦举办第一届巴金学术研讨会，来自各地的代表有五六十人。我参与了会务。巴金先生当时身体已经很差了，心情也不好。他表示，除了个别老朋友外，他就不接待与会代表了，要我尽量阻止代表们上门看望。我把这个意思转达给会议主持者，在会上也不断宣传，果然没有代表在会议期间私自去见巴金先生。可是到了会议的最后一天，有一位代表声泪俱下地站起来呼吁： 我们既然到了上海，就是到了巴老的家门口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见见巴老？当时群情激奋，我再也无法阻拦大家去见巴金先生的愿望，于是就把大家的意愿转告小林。小林征求过巴金先生的同意，请与会代表集体去武康路巴金府上。我感到自己没有完成巴金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很惭愧，就没有跟随大家一起去。后来听说，那天巴金先生坐在客厅里，一个一个与大家握手，合影，折腾了整整半天。大家的愿望是满足了，但我想，巴金先生肯定是很累很累。

巴金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每年夏天都到杭州去疗养，冬天则回到上海，直接住进华东医院，就不再回到武康路的家里。我去看望他都是到华东医院，那段时间（大约是1990年代初期），他的身体状况比较稳定，亲自读《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校样，坚持为每卷写跋，还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怀念老朋友的短文章。其中就有写他早年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时的好朋友卫惠林和吴克刚。1994年前后，我正在筹备“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想学习巴金先生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丛书的经验，通过出版活动来践行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我就此请教过巴金先生，他很支持我的行动，讲了当年他编辑文化生活丛书的经验，还用患了帕金森氏症的手颤抖地写下“火凤凰”三个字，作为火凤凰系列丛书的题词。我策划“火凤凰文库”，第一本就是把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之后陆续写成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巴金先生欣然为它取名《再思录》。等编完以后，我又觉得薄薄的一本，印出来有些草率。就与小林商量，能否取其中一篇短文作书的代序。没有想到，第二天小林就打来电话说，巴金先生已经写好了《再思录》的序。他是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短文，很短，就这样几句话：

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

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1995年1月12日

小林在电话里给我念了这篇文字后，还担心里面所引的柴可夫斯基的话是否有误，回家去查了一下柴氏著作，除了原译文中的“如果”记为“假若”，其他居然一字不差。当时巴金先生患了压缩性骨折，痛苦万分，曾提出要“安乐死”。可是在这篇出口成章的短文里，他竟谈到了柴可夫斯基在民间寻找欢乐的话。可以想象，在病痛折磨下的巴金先生，心的世界仍然是那样宽广。

也就在他患着压缩性骨折，浑身疼痛无法站立起来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要准备开代表大会了。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九十多岁身患重病的巴金先生依然被安排继续当作协主席，作家协会的主席团会议也被安排到上海来举行。于是，巴金先生不得不穿上了硬塑背心，坐了轮椅，硬撑着出席了会议，又一次满足了大家的要求。会场上少不了一一握手，应答许多问候。据说巴金先生准备了发言稿，只是低声念了一段，就交给身边的王蒙先生继续念下去。但在会议结束后，他就血压升高，昏厥了几次。病，更加重了。

巴金先生还没有长期住院的时候，他对外界的信息是非常关注的，甚至也关心到我的写作活动。有一次，为了《围城》汇校本是否侵权的问题引起了争论，《围城》的出版单位认为汇校本侵犯了原著版权，代表作者起诉出版汇校本的出版社，并且请了一些大家写文章帮腔。这事本来与我无关，只是偶尔看到一篇文章说，“汇校本”没有被列入目前的出版权法，这是我国“著作权法”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又“决不容许有人趁此机会，钻法律的空子”。于是就有了一点想法，窃以为，既然法律有不完善之处，就应该先修订法律，不能在法律以外另设标准来论罪。这个想法与汇校本争论没有多大关系，只是看多了“文革”前和“文革”中法治观念混乱，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而引起的感想。谁知文章刚一发表，马上引来了一位前辈的批评，说我怂恿盗版书；我当然回应了。再过不久，巴金先生让小林给我电话约我面谈。他直截了当对我说，不要写文章了，版权的事，侵权总是不好。我有点疑心是打官司的一方找了巴金先生告状，也可能是老人读到了我的文章而想劝我息事宁人。于是我就把我的意见，包括汇校本引起争论的来龙去脉仔细向老人讲述了一遍，我认为我的文章没有错。巴金先生听了我的话以后，犹犹豫豫地告诉我，出版社确有人让他写文章就这个汇校本表态，他说：“我写是写了一点，主要是谈保护版权的，不过我对他们说了，不要发表，只是表示我的态度。”接着他又连连说：“让他们不要发表，不发表的。”我知道巴金先生在《随想录》里写过保护版权的文章，强调作家对自己作品有权处置发表或者不发表，与眼下的汇校本官司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他又写了关于版权的文章（应人之邀），却不让公开发表，也许是怕伤害了当事的年轻人吧。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可能是通信）今天是否还保存在出版社的某位编辑手里。时过境迁，如果能够找出来收入修订中的《巴金全集》，也是一件功德。

巴金先生很早就关心过我和李辉在大学期间撰写的《巴金论稿》的系列论文，那时候我们莽撞无知，把写了或者发表了的论文托小棠兄转给巴金先生过目。我手头还保存了巴金先生亲笔改过几个字的油印文稿，是一篇论巴金文艺思想的文章。至于巴金先生为什么会修改这篇文章，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后来写巴金传记《人格的发展》，写到抗战胜利巴金创作《寒夜》为止，不再写下去。书出版后，巴金先生在病床上听人读完了这部书，约我去谈了一次。他谈话时拿出一张练习簿的纸，上面记了好几个问题，一一解答我在书里写到过的疑问。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他翻译蒲鲁东的《何谓财产》的下落。这是一部无政府主义理论经典，巴金在1930年全部译完后交给了商务印书馆，但没有出版，巴金先生也没有再提起这本书。我在传记里说，这部书稿送出版社后就“不知下落了”，巴金先生就告诉我，出版社收到书稿后搁着没有安排出版，后来遇到“一·二八”战事，书稿大约就此毁灭了。其他还有一些问题，都是他在听人读这本书时陆续发现的，就记下来告诉了我。他还问起为什么不写下卷，我主要是感到资料不足，但还有一个顾虑没有说出来，巴金先生还健在，我觉得就写完他的传记，似乎有点冒昧。就这样把这事拖了下来。有一年我曾经打算把下卷续完，还告诉了巴金先生，他很快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老弟李济生先生，李济生先生遇到我时还特意夸奖了我，鼓励我赶快写出来。但是，做事拖拉的作风使我迟迟没有提起神来，终于辜负了巴金先生的期望。

要说到辜负巴金先生的期望，我还想说一件难以启口的事情。这件事我至今想起来还是非常心痛。巴金先生在《全集》第二十卷的跋里写了这么一段话：

树基：

《炸不断的桥》的目录已在六六年日记中查出，抄给你看看。

目 次

并肩前进（代序）

美国飞贼们的下场

越南青年女民兵

炸不断的桥

重访十七度线

一块头巾

明亮的星星

向胜利的旅行

红缎盒

见闻·感想·印象

附录： 春天的来信

后记

《明亮的星星》等五篇给丢失了。《春天的来信》的改定稿也丢失了，不过江南的原信还登在《人民文学》三月号上。这个集子的《后记》是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写成的，第二天我就把集子编好托济生转给上海文艺出版社。

没有想到不久我就进了“牛棚”，待到十年梦醒，手稿回到身边，一放就是几年，我连翻看它们的兴趣也没有。后来编印《全集》，找出旧稿拿去复印，终于丢失，仿佛命中注定，我毫不惋惜，倒觉得心上一块石头给搬开了。欠债的感觉少一些，心里也轻松些。……

这里所说的《炸不断的桥》中五篇稿子“复印终于丢失”，是我造成的严重事故。当时巴金先生在编全集的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几卷，我和李存光分头帮他搜集和影印相关文献。一天巴金先生把两部旧稿交给我，一部是中篇小说《三同志》，是以朝鲜战争为题材，另一部就是散文集《炸不断的桥》，以越南战争为题材，都是手稿，交给我去复印，准备编入全集。关于《三同志》，巴金先生还特意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了：

废品，《三同志》，1961年写成，我写了自己不熟习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巴金

90年1月8日

我拿到稿子，马上去学校复印了。但正是这个时候我在搬家，忙着整理东西，我怕一些珍贵东西丢失，就特意把这两部手稿连同复印件，还有一些其他待印的旧刊物、旧稿，还有我导师贾植芳先生准备整理回忆录的文献资料，这些我所有家当中最最重要的东西，都集中在一个袋子里，专门放开来。结果真“仿佛命中注定”，等搬完家，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偏偏这个最重要的袋子找不到了。当时我的绝望和沮丧是他人难以想象的。记得那天我在荒芜的马路边仓皇奔走，天色一点点暗下来，仿佛要压下来似的，真是欲哭无泪。我无法面对我人生道路上最最重要的两位老人，也无法弥补那些丢失的文献资料和手稿。不幸中的万幸是我影印了《三同志》以后，把复印件放在身边阅读，总算没有丢失。《炸不断的桥》里的散文作品，有六篇曾经发表过，剩下的四篇散文和一篇后记，由于我的失误，永远地消失了。

我不知道如何向老人交代这个事情。无奈中我找了陆谷苇先生，与他商量。谷苇先生是我人生道路上提携过我的师长，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我的成长，他也是长期关注和报道巴金先生的著名记者，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报道，如巴金先生完成最后七篇《随想录》的消息就是他首先报道的。谷苇先生竭力安慰我，鼓励我先去找李小林商量，请小林寻机会转告巴老，认为这样比较稳妥。我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二天就去找了小林，难以启齿的事情终于向小林吐露了。我在这里真心赞美巴金先生树立的良好家风，小林听了我的陈述以后一句责备话都没有，反而要我安心，让我写一封信把情况说明一下，由她交给巴金先生。过了几天她又打电话来，要我去家里。我知道巴金先生已经原谅我了，但还是毫无自信地走进了武康路113号。那天小林和李济生先生都在场，巴金先生坐在沙发上，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的。不要紧。”接着，老人用安慰的口气说，他有日记，记下了《炸不断的桥》的篇目，可以把篇目保存下来。一场对我来说是天大的灾难，也是心灵上一道被重重撕裂的伤口，就这样被老人轻轻地抚平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恩师贾植芳先生家里，当我把丢失资料的事告诉了先生的养女贾英，再由贾英告诉先生，那天我去先生家，先生、师母和贾英都围坐在客厅里，先生就对我说：“搬家就等于失一场火，总是要损失的。只要人没有事，健健康康的，就好。”

这个事件，是我的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挫伤，但老人的高风亮节，对我如何做人的教育，是一种极大的提升。我从此养成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做事习惯，努力克服内心的骄傲以及自以为是的恶习。尤其是与巴金先生和贾植芳先生两位老人有关的工作，我确是容不得再发生一丝一毫的差错。有些不了解我的年轻人常会抱怨，以为我做事过于较真，对没有事必躬亲的事情总是不顺眼，不放心。那就是因为——只有我自己明白——即使献出我的全部生命，我也难以报答老人的知遇之恩。

2014年9月27日，写于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前夕

口述人简介

陈思和，1954年生，当代最富有人文情怀和探索激情的学者之一，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文科资深特聘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以及当代文学批评。主要著作有《陈思和自选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巴金研究论稿》和系列编年文集等20多种；另主编有大学通用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著名人文丛书“火凤凰”等。

（本文选自陈思和新作《星光》，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7月出版。原题：我心中的巴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