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风云四十年|亲历与回忆：从锐意改革到呼吁“松绑”放权

编者按：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福建55位企业负责人联合署名的呼吁信《请给我们“松绑”》，吹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号角。从此，企业逐渐摆脱“束缚”，走上放权搞活、自主经营的改革发展之路。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让我们回顾历史，听听亲历者的讲述。

口述 | 龚雄(曾任福州铅笔厂厂长，福州市委常委、福州市常务副市长)

整理 | 李晓芳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福建55位企业负责人联合署名的呼吁信《请给我们“松绑”》，吹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号角。从此，企业逐渐摆脱“束缚”，走上放权搞活、自主经营的改革发展之路。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让我们回顾历史，听听亲历者的讲述。

距离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刊载我们55位厂长经理要求“松绑”放权的呼吁信已经过去34个年头了，然而它敢为天下先的意义却一直未被淡化。

“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突破口”“成为国营企业改革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国家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是世人对这一事件的评价。

2008年5月，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大会上，唯一的集体殊荣“中国企业改革纪念章”就颁发给了我们这55位福建省当年呼吁“松绑”放权的厂长经理。

想起当年从率试点厂锐意改革到呼吁“松绑”放权，我仍是心潮澎湃，往事历历在目。

步履维艰，“媳妇”何时熬成“婆”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神州大地的广大农村，自从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血红手印、订下生死契约、要实行农业生产“大包干”（承包责任制）后，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福建省也不甘落后，顶住重重压力坚决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包产到户，生产积极性提高，到处一片万马齐嘶、生机盎然的热闹场面。一部分富裕了的农民不惧“吃螃蟹”，投身于创办乡镇企业的浪潮当中。

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诱发了城市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革的冲动。因为农村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它不吃大锅饭、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使城市的中小企业最先受到竞争和生存的威胁。它们迫切地想寻找改革的突破口，然而路在何方，令人茫然。特别是福建省，原本和广东省一道被中央确定为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好几年了，“左”的势力依然余毒未清，各项工作徘徊不前，工业发展速度不快，经济效益落在全国后面，更遑论“先行一步”了。

当年的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像个“小媳妇”，经营权和所有权都集中掌握在“婆婆”（行政机关）手中：计划统一下达，物资统一供应，产品统一调拨，价格统一规定，人事统一安排，工资统一定级，财政统收统支……干部任命权、报酬分配权、固定资产添置权、经营投资权等，企业统统都没有。更有甚者，连建一个厕所都要主管部门批准。

没有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企业没有自己的责任、利益、风险：企业领导不用负法律责任，被群众称为“跳高运动员”，办不好工厂还越跳越高（照样提拔）；职工也不担风险，企业好坏与己无关，大家都躺在公有制的怀抱里吃大锅饭、太平饭、保险饭。在这样的体制下，绝大部分企业年年亏损、半死不活。这实际上是国家行政机关插手企业微观经营管理的后果，企业被旧体制的绳索捆绑起来，活像一篓螃蟹相互钳制，动弹不得，毫无活力。这种体制不改革是难以为继的。

具体到我所在的福州铅笔厂又是什么情况呢？穷！乱！经历多次起落，曾经7年亏损、两次下马转轨改行。穷，表现在厂的前身是由10多名手工业者组成的文具生产合作社，1958年转为国营企业，国家投资10多万元，到1966年总产值才达100多万元；生产低档学生铅笔，采用的是本省杂木原料，比北方椴木质次价高，盈利极少，有时商业部门不收购，工厂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乱，表现在受十年内乱的影响，厂里无政府主义严重。领导班子形不成核心，人心涣散，歪风邪气蔓延，“偷、打、闹、旷、告”一度成风，谁敢管就挨打，谁先进就被告。企业管理松弛，生产秩序混乱，谁都有发言权、表决权和否决权，以致大事难定、小事扯皮。党支部被困于生产行政工作当中，大事小事都得管，大到进口设备、扩大生产，小到派人出差联系工作，都要几个委员研究半天。有时本来厂长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简单小事，如防暑降温喝凉茶还是买西瓜、电风扇装在哪里等，也要开支部扩大会。遇到意见不统一，还得举手表决。费时又误事，吃力不讨好，严重挫伤大家的积极性。在用人方面，受“左”的思想影响，“千里马”看不见、选不上，以致选拔一个中层干部都很困难。

本文口述者龚雄所作项南画像。画面展现项南在阅读刊有《请给我们“松绑”》呼吁信的《福建日报》时的情景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时代给了我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我因为在做设计方面表现出色，而且在锯木工、仓库保管员、出纳、供销、技术、美工等多个岗位上磨砺过，对铅笔厂的工艺十分熟悉，被任命为副厂长。我上任后，发挥自己在装潢设计上的特长，和大伙儿一道，曾一度使铅笔厂的销售和出口都转好。1980年，铅笔厂被评为“大庆式企业”，我本人也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被轻工业部评为“劳模标兵”。然而治标不治本，生产体制方面痼疾的存在，加上乡镇企业的冲击，导致1982年铅笔厂又濒临亏损，被福州市列入第一批全面整顿的企业。

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

1982年，铅笔厂面临生与死的抉择：不改革，铅笔厂就会被同行慢慢淘汰掉，不留一丝痕迹；改革，或许还能闯出一条生路。所以当我被任命为厂长的时候，很有些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感觉。

被任命为厂长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原来福州市委任命了郑鹤山同志为铅笔厂的新厂长，而他认为我当厂长更合适，于是向市委推荐了我。刚开始，福州市委有顾虑，认为我是资本家的儿子，又不是党员，而且只有高中文化，但一次在项南面前的发言使事情有了转机。

因为全国人大代表、劳模标兵的身份，使我有机会在有项南、程序（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等领导出席的座谈会上谈对企业的认识以及搞不活的原因，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项南就问：“那你觉得如何才能搞活？”

面对主持福建省大政的最高领导项南抛出的问题，我丝毫没有怯场，而是一条一款逐条剖析。我说其实很简单。首先厂长要有目标责任，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如果让我当厂长，我会立下一年内要扭亏为盈的生死状。不立生死状，没法破釜沉舟。其次，面对企业管理流程混乱怎么办？要给我人事任免权、招聘权、分配权、经营管理权等，让企业增加动力、活力、压力，所谓“给三权增三力”。我的一席话，得到项南等领导的肯定。以思想解放、胆识过人著称的项南同志一语定乾坤：“这样的干部为啥不能当厂长？”我当厂长的事情最终尘埃落定。

能得到项南的肯定，除了我对企业改革有自己的想法外，可能还得益于我的敢于表达。我虽然只读了高中，但其实还算很善于表达的。当初进铅笔厂当学徒锯原木，看到周围的工人很多被锯掉手指，工伤严重，再加上我曾经的家庭背景，都令我不想在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又危险的岗位上束手待毙。于是我主动找到厂长，谈我的专长。我说我会画画，我们厂没有美工，但外地一些大的铅笔厂都有专门美工，所以我们厂也需要有。厂长被我说得动了心，答应给我转岗，但先从兼做仓库保管员开始。这算是我“敢于表达”的小试牛刀吧。

担任厂长上任伊始，压力是非常大的，除了要解决体制束缚、管理混乱等难题外，还遇到来自行业的严峻挑战：一是全国铅笔供过于求；二是原材料提价70%。这样的困境怎么破？我们决定树雄心壮志，走改革之路。

改革的思路基本遵循我在座谈会上提出的。我代表厂里向省市行政主管单位提出要求：借鉴福日公司的经验，实行承包经营，承诺一年内扭亏为盈，三年上缴国家利润每年递增7%，超额利润企业自主处理。完不成承包任务，书记、厂长浮动降职；企业亏损，全厂职工都降级；连续三年亏损，企业倒闭，职工自谋生路，厂长、书记负法律责任。同时，申请扩大企业自主权，提出要人事权、财务权和生产经营权，要打破铁饭碗，按劳取酬。1983年，铅笔厂被福州市、福建省和轻工业部确定为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综合改革试点单位。

自主权要来后，怎么用好这个权力呢？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首先，我们抓“立法”——立厂规厂法，以法治厂，以法管人。这个“法”不是厂领导的一己之思，而是先充分发动职工讨论、后由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法”，反映的是广大职工的共同愿望。我率先执行，从自己身上动刀子，立下了六条责任状：一、领导班子不团结，就地免职；二、搞派性，任人唯亲，就地免职；三、不能密切联系群众，调动不了科技人员积极性，就地免职；四、抓不好生产经营，产品积压，经济效益下降，就地免职；五、假公济私，谋取私利，就地免职；六、搞不好后勤、福利生活，就地免职。

六个“就地免职”，还是需要点勇气的。当时我还年轻，精力充沛，也充满了激情，想法也很简单，认为只有断了自己的后路，才能狠心把厂治好；只有自己先搬掉“铁交椅”，才能带领职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的改革倡议得到了厂支部书记宋祖懿的全力支持，他也一起立了责任状。在这样的情况下，厂副职和中层干部也都分别立下责任状。上行下效，职工们见状，也觉得没有理由不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于是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法治”局面。

其次，实行厂长负责制。明确了厂长、党支部和职代会的各自职责、权限：厂长对行政工作实行全面领导，拥有生产经营、财务收支等决定权；党支部充分尊重厂长的提议，支持厂长行使行政指挥权，党支部从生产行政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加强企业中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职代会发挥民主和监督作用。厂长在企业法规和群众监督下行使指挥权，凡涉及职工重大利益的事都要同职代会协商后再定。

再次，落实各项承包任务，实行车间、部门领导干部的负责制。在整个企业向国家承包的同时，职工向企业也进行承包。厂部对车间实行“四定”（定责任、定人员、定增产幅度、定奖惩办法）、“四包”（包产量和品种，包质量，包工资总额、物耗和费用指标，包安全生产）、“四放权”（把人事权、奖励办法等权力进一步下放至车间）。

再接着，实行工资、奖金、职务、工作岗位浮动，进行按劳分配。另外，改革用人之道，纠正“左”视病，坚持任人唯贤，不受“家庭出身”“年纪太轻”等条条框框的限制，重新任命了全厂各车间和科室的中层干部。同时，把原来15个科室归并为“三部一室”，即生产经营部、管理开发部、设备基建部和政治工作办公室。

当企业可以自主投资、扬长避短地制定经营策略时；当全厂职工的利益和整个企业的效益紧紧捆绑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时；当多劳多得、能者上位时，我们这个原本面临下马的小厂就如枯木逢春，重新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一年多大刀阔斧的深化改革，铅笔厂大胆使用上级下放的权力，结出了累累硕果：企业内部结束了“联合国式”管理体制，领导班子空前团结，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产量跃居全国同行第二位，出口量也名列前茅，被轻工业部确定为全国的学习对象。1984年，在“松绑”放权的推动下，铅笔厂继续前进，又取得了新成效，上半年铅笔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25.4%，总产值增长14.54%，实现利润增长16.32%……

回首铅笔厂的改革，作为厂长的我发挥了毕生最大的聪明才智与从业激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铅笔厂的改革创新经验，赞誉之词，纷至沓来：从轻工业系统7万个国营小厂中脱颖而出，被选为改革典型。时任轻工业部部长杨波认为我们“提出的改革措施较为全面和切实可行”，“在改革中强调对企业实行‘法治’的观点是很有意义的”，“为小型国营企业改革创出了一条新路子”。我本人也被杨部长夸为“继步鑫生之后涌现的又一个在改革方面取得出色成效的厂长”，成为轻工业部推出的企业改革三个典型之一。之后被邀请去全国各地介绍企业改革经验，如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被轻工部邀请去国务院礼堂讲，被河北省委邀请去石家庄讲，在福州大学讲……

1984年8月31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将我们厂的改革经验以闽政〔1984〕75号文件形式下发到各地区行政公署、各市县人民政府以及省直各委、办、厅、局、总公司。文件中写道：“他们所创造的改革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全省工业企业学习借鉴。”对我们处理党、政、群三者关系，实行“权、责、利、法”四结合等举措都给予了积极肯定。我们的改革经验成为范例，福州市各地加快了“松绑”放权的步伐。

在1984年9月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编的《福建经济体制改革典型选编》一书里，我们铅笔厂《锐意改革　搞活企业》一文赫然放在首篇。

推波助澜，星星之火终燎原

铅笔厂改革前后的巨大变化，让同业刮目相看，也让当时福建的主政官项南心生宽慰，看到了作为企业改革试点单位“松绑”放权后的惊天巨变。而与此同时，党中央作出了深化改革的决策。

项南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在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向各有关部门传达了中央的精神。这消息，犹如温暖的春风鼓荡人心，使人们努力想要打破禁锢头脑的精神枷锁和僵化思想。

在中央深化改革精神的鼓舞下，1984年3月22日，主管企业经营改革的省经委副主任黄文麟在福州第二化工厂招待所牵头召开了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会上，我和中外合资的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岩被安排介绍企业改革试点经验。我从改革之初的破釜沉舟、立下军令状说到改革时的步履维艰；从“权、责、利、法”四结合说到“四定”“四包”“四放权”……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农村改革后的万象更新，国有企业一潭死水的局面本就让厂长经理们郁闷不已，他们在迫切地寻找突破口。我们两人的发言让与会的厂长经理们心里掀起了波澜，大家既羡慕又不服，在痛诉企业无权之苦的同时，也表达了若有这样的权力他们能做得更好的雄心壮志。

大伙儿在会上畅所欲言，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抛出了一条条向旧体制、旧观念挑战的想法和观点。黄文麟和研究会秘书长滕能香连夜将大家的意见加以集中，又找了我和汪建华、杜进兴等进行讨论，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就这样，一封代表55位厂长经理心声的呼吁信《请给我们“松绑”》应运而生，23日在大会上宣读并得到热烈通过。呼吁信提出的五条“松绑”要求，如除厂长和副厂长之外的干部由企业自行任命、干部制度破除终身制和铁交椅、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等，我都十分拥护，铅笔厂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其利国利企也利民。

呼吁信当天下午送项南审阅。半小时后，我们等来了项南的批复并被告知信已转给《福建日报》。半小时！我虽不是很意外，但也由衷佩服项南的雷厉风行、刚毅果敢、敢为天下先。

第二天，这封信被《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与信同时刊登的，还有项南的批示：“此信措辞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正不能再前进的感觉。”字字如雷贯耳。项南同志总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表达支持。

联名发出《请给我们“松绑”》呼吁信的55 位厂长、经理与福建省经委、省企业管理协会领导合影。前排左八为福建省经委主任、省企业管理协会会长肖健，左七为福建省经委副主任、省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黄文麟，左五为福建省经委企业管理处处长、省企业管理协会秘书长滕能香，左九为福州第二化工厂党委书记兼厂长、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第一届会长汪建华

呼吁信发出后，《福建日报》又陆续刊载了各有关部门对企业“松绑”放权的措施。而后，八闽大地上掀起的国有企业改革汹涌浪潮向全国蔓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工人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要新闻媒体纷纷转载播发了呼吁信。作为参与了这场鼓与呼的当事人，我也更加忙碌起来：

3月25日，在中共福州市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我和福日公司总经理又被邀请去作报告，在会上介绍我们企业大胆改革的经验。

4月15日，受国家体改委和国家经委邀请，我和刘维灿等五位经项南同志审定名单的厂长经理代表在福建省经委副主任黄文麟率领下赴京汇报。著名经济学家、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先后主持召开三次会议听取我们介绍改革经验的汇报，听后给予很高的评价：“你们的呼吁，不仅对体制改革，而且是给整个经济工作的池子里，投入一块石头，引起了小浪。你们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也予以高度赞扬：“你们做了一件好事，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促进作用。”我们还到中共中央党校体制改革研究班、《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进行了座谈。我还应邀到轻工业部作了专场报告。

与此同时，福建省政府以最快的速度连续出台九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红头文件。两个月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从此我国掀起了工业企业放权改革的高潮。呼吁信点燃的企业改革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之后，我继续努力，率领铅笔厂获得了“全国优秀企业”的称号。本人也成为行业标兵，能力进一步得到上级的肯定，1984年12月被擢拔为福州市副市长，后成为常务副市长，分管改革开放工作，继续为福州的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回首过往，我只是顺应了时代潮流，充当革命马前卒，在当时凤毛麟角的改革试点里发挥了一点作用，在福建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掀起了一点涟漪。对于取得的那些成绩，以及铅笔厂的改革能够开花结果，更主要得益于党中央立意深化改革的决心，以及以项南为代表的福建领导者的大力支持。正是他们的锐意进取、大胆革新，才成就了福建改革开放的辉煌。

责编 | 潘飞 鹤焱（实习）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原刊于《纵横》2018年第12期

感谢关注我社官微：中国文史出版社（微信号：wspress1980）

更多资讯，请洽询热线：010-81136601 010-81136698 010-81136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