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狂响》：交出手机，交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于淼导演的《来电狂响》（Kill Mobile）改编自2016年意大利风靡全球的电影《完美陌生人》（Perfetti sconosciuti），讲述了几个朋友聚会时提议拿出手机，并公放期间所收到的所有信息和电话，由此导致一系列隐藏于手机中的秘密被揭露，而引起情侣、夫妻以及朋友关系间的紧张，以及对于个人生活中不为人知一面的暴露。这一戏剧性十足，且与人们当代生活密切相关的故事立刻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被许多国家改编重拍，有的照搬原版，有的则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删改和重新加工，而使其符合各国的不同国情。《来电狂响》便是其中改编颇为不错的一版，且十分接地气，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国内一些群体和其生活的状况，尤其是与智能手机的复杂关系。

智能手机随着智能革命的深入而渐渐成为当代人们生活中一件必不可少的工具。在中国，使用智能手机几乎覆盖了整个年龄层，并且它不会因为使用者的年龄、学历以及阶级等问题而出现严重的分化。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以及人际关系互动中最主要、有时甚至十分核心的一环。在李彦宏的《智能革命》一书中，作者指出，相比于人类之前所经历的几次技术和能源革命，智能革命对于人类社会以及未来发展的影响将会超过以往，并且在技术与人的关系上，智能革命也不同于前几次技术革命：不是人去适应机器，而是机器主动来学习和适应人类，并同人类一起创新这个世界。

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手机狂响》的故事才会产生如此激烈的戏剧效果，即当它们成为我们生活，甚至是自己的一部分时，这个复杂且精致的智能工具让我们现代的人际关系、个人自我以及情感问题遭遇了怎样的变化与考验？

一、“自我”与科技工具

在人类学的一些研究中，学者界定和划分史前人类与动物出现分隔的标志往往是对于工具以及火种的运用。制造工具成为人类智慧的展现，并且也正因为工具的产生以及对其的使用，而使得人类能够解决许多原本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所无法完成的任务与工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博尔赫斯在《博尔赫斯口述》中所说的，人类使用的许多工具都是“人体的延伸”——显微镜、望远镜是眼睛的延伸；电话是嗓音的延伸；我们又有了犁和剑，它们是手臂的延伸……而智能手机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在之前的工业革命中所看到的许多工具都要走得更远，它不同于上世纪的座机电话或是这个世纪初的诸多移动电话，在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发展与支持下，它成为一个小型的信息集中地，并且甚至就如许多科幻小说中所幻想的，它们是某个独立的电子“大脑”。

但在当下的科技发展中，虽然人们对于人工智能（AI）的讨论如火如荼，但就如许多这一行业的研究者所指出，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人工智能知识以及对其的发展普遍处在十分有限且底层的程度，因此许多人对其的恐惧其实更多来源于科幻小说以及电影中所想象的一个状况。因此，智能手机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依旧很难形成真正的互动来往，它依旧只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处理各种事情所使用的工具，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是被动的。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类似于智能手机这样的工具在潜移默化中对于使用者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和许多传统观念的影响与改变。

上世纪60年代，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两位科学家曼弗雷德·克林斯和内森·克兰提出“赛博格”（Cyborg）问题。何谓赛博格？高度概括来说，就是人和人造物组成的且结合紧密的统一功能体。这一设想本身并不仅仅只发生在诸如《机器战警》或是《攻壳机动队》这样的科幻电影中，如果我们把这一概念放宽便会发现，在当代医学中，各种人造物已经开始被设置或连接在人体之中，如心脏起搏器或是各种义肢。它们都符合赛博格的定义，但当我们讨论智能手机与人体的关系时，二者虽然未能如前者般进行结合或融合，但它们之间却以另一种方式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国人类学家唐娜·哈拉维对于赛博格定义（“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科幻小说中的人物”）的发展以及对其所产生的期望。1985年，哈拉维发表了论文《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收入其后的文集《自然的重塑：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对赛博格理论进行了一次十分大胆且颇有启发性的研究。

在《手机狂响》中，吴小江因为担心妻子在自己手机里发现他与一个女孩暧昧而强烈抵制交出手机，也不愿意玩这个游戏。吴小江对于自己手机的保护虽然有担心秘密暴露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也反映了他与自己手机之间颇为紧密的关系。构成这一关系的核心便是手机中记录和保存了吴小江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手机变成了一个好似传统日记本的工具，是吴小江内心私密空间的延伸。这一关系或许是隐秘，或许是象征的，但我们却依旧不能否认由此所形成的某种联合。这也便是当代社会人与智能工具之间最为被忽视的一层关系，即手机看似和我们的身体相分离，但它却在另一个更为隐秘和私人的层面上相连接。而就如电影中所指出的，有人从早上醒来就找手机，上厕所都带着手机，手机与身体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智能手机在此对于人体的延续不仅仅是物理性的，更多还存在精神性部分。在电影中，它通过装满了每个人的私密之事反映出来。

在许多关于赛博格的科幻小说或电影中，常常出现的赛博格大都是身体某部分与机器的结合，由此而在物理层面上改变着人类的身体。但这一改变本身被看作存在着一个临界点，即当人类生物性身体中的哪一部分被机器代替之后，形成的人就不再是之前的那个人了？这便是西方经典的忒修斯之船问题，即当忒修斯的船上的木板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板都不再是以前的木板，那么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虽然智能手机并未替换使用者身体中的某个部位或器官，但它却从精神层面上在进行这项工作，而最终的问题便是：当智能手机把我们所有的传统观念都改变之后，人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这一改变既是个体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因此这也是智能革命的核心论题，即它们将把我们带往何方？

在《手机狂响》中，每个人交出手机便意味着交出自己的一部分“身体”。这里的“身体”指的是某种贴身的、私密的故事、记忆和想法等等。因此参加聚会的几个人一开始都拒绝玩这个游戏，尤其当坐在周围的是自己的妻子、丈夫、男女朋友和好友时。就如电影中台词所说：“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就会变成手雷”，因为它是我们身体和精神世界的一个延伸，甚至是一部分。在这里，赛博格的意象因此变得更加鲜明，而我们也因此发现，当代社会中的许多智能工具已经不仅仅只是身外之物，它们同时“融入”了我们的身体和意识之中，开始塑造和建构新的状态与问题。手机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对于自我所展现出去的一部分，在这二者的来往互动中，智能手机开始改变着我们的日常工作、关于自我的观念与形象的理解以及更为复杂的现代生活。

二、科技与现代生活

在《手机狂响》的片头，导演的镜头在城市中略过，拍摄了许多我们日常的场景：出门上班、挤地铁、搭电梯、在家里、在办公室，和朋友们在一起，和父母或伴侣在一起……低头看手机成为这些场景中的核心。这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周围随时可以观察到的画面，手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主角，而由此形成使用者与其的关系被进一步的强化。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存在于东西方古代文化中对于工具和人关系的反思再一次亮起红灯。在《庄子·外篇·天地》中记载一个这样的故事：子贡于其南游返回的路中遇见一老人正在收拾菜圃，抱着水瓮浇水灌地，来来回回十分辛苦。子贡告诉他如今有一种机械可以帮助劳作，在老人听闻如何制作这一机械后对子贡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而“机心”则是对于胸中“纯白”之心的污染，也是对于大道的破坏。庄子借助这一老人之口批判了工具对于人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与伤害，而这一观念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同样层出不穷。在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他们指出近代启蒙运动以及其后工业革命中发展出的工具理性最终导致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而建构出工具理性的除了启蒙思想中对于理性的强调，还有大工业生产逻辑和意识形态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主流思想，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以及传统观念。

在电影中，当手机被要求放在桌子上，且使用者不得对其进行任何干涉时，手机成为一扇窗子，暴露着每个人企图隐藏的私密。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智能手机人们更多的是创建了一个对外的形象，并且这一形象有时十分繁多且复杂，以应付不同的场合与环境。这一“变色龙”式的自我展现本身无可厚非，并且正如福柯对于西方近代关于“人”学的研究中所指出的，“自我”本身就是历史文化建构的产物，但在其后它却被赋予了某种本质性和永恒性的特征，而产生了人的精神问题。《攻壳机动队》的英文名为“ghost in the shell”，我们生物层面上的身体便是“壳子”，而人们相信在这其中存在着一个“ghost”，是灵魂或是某种其他能够被感知且决定了人类某种特性，甚至不朽性的东西。

就如意大利原版最终结尾所展现的，这一场闹出了诸多矛盾的游戏不过是一次想象而已。《手机狂响》最后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只是一个角色所写的一场戏（“手机引起的血案”）而已，因为没几人真的愿意冒险，他们都知道手机里所存储和隐藏的东西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人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控制外界对于其认识和了解的方向与范围，因此在微信朋友圈中我们看到的诸多动态和信息，在很大程度上都因为经历了发布者有意识地选择、删减和加工而变成其一张新的面目，这一面目并非是灵魂的一部分或某个面向，它就是个人的一部分。因为人并非雕塑，一旦成型就难以更改，人更像是某种分散的元素的零散集合。在不同场合下选择不同的展现角度和面目，而《手机狂响》中的游戏规则则彻底打破了这一安全界线，而导致使用者彻底失去了对于编辑和建构自己的能力与权利，由此遭到一次强制性的曝光。正是这一不可控而导致那些不适宜在这一场合里展现的故事和秘密都被揭露，从而造成相关角色之间的冲突。

人们在不同场合塑造不同的形象，以及控制着对于自我形象的输出这些行为并非是现代或当代社会的特有产物，它一直存在于我们漫长的人类社会。但在今日它变得十分突出的原因便是智能科技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整理、收藏和展现变得更加迅速，以及由于其各种复杂的原因而使其渐渐不可控，即使是使用者都不得不由此而在很多时候为其所累。一个典型的表现便是明星或公众人物“人设”的崩溃问题。所谓成也网络，败也网络，智能科技与工具便是载舟之水，能使其涨高，也能使其覆灭。明星与公众人物设计和建构着粉丝会喜爱的形象，并控制其输出，但这一控制权在当下的网络社会中却渐渐变得多元，而导致这一公共“人设”时常出现被质疑和揭露的危险，从而直接威胁到明星的名誉，并时常可能伤害了自身的利益。

在英剧《黑镜》中，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是其中无可争议的主角。它向我们展现着在这些科技工具的影响甚至是主宰下，某种人性的变化、社会道德、文化甚至政治意识形态的改变等等。这是面对新技术与新革命转折时人类下意识所产生的反思和质疑，就像19世纪的工业革命所开启的现代社会一般。浪漫主义反思科学、技术和工具对于传统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传统乡村，城市和国家的影响，以及人们对于世界、生活和生命看法的改变……就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与新技术和工具的出现相关联，因此它往往也就预示着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建构，而由此带动整个上层建筑的转变。智能技术和工具的产生正是拉动这一新的“革命”的主要动力，而它首先便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习惯。

在一个层面上，《手机狂响》所展现的其实是托尔斯泰在其《安娜·卡列尼娜》中所指出的一个十分传统的问题，即“幸福的家庭都很相似，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通过手机游戏，电影中七个人（两对夫妻，一对情侣）彼此之间的不幸都被一一展现，而这些问题却同样十分“古典”：家庭不和，夫妻离心；现代核心家庭面对夫妻工作分配，以及养老人问题；情侣之间的出轨，以及女性在职场中遭遇的问题……无论是意大利原版，还是其他诸如法国、西班牙等国对其的改编版，这个故事本身都具有十分强烈的中产阶级特色，因此其所讨论的问题也往往围绕其展开，如出轨、婚外情以及同志问题。这些问题都借助这个游戏，通过智能手机这样一个十分当代化的科技工具进行展现。

上世纪末，在美国导演威廉.弗莱德金所拍摄的一部叫《乐队男孩》（1970）的电影中，几个同志朋友因生日而聚在一起，其中一个游戏环节便涉及电话，即每个人要打电话给自己最喜欢的人，由此导致诸多秘密暴露，以及每个人心中不可告人的私隐浮出水面。弗莱德金通过这部电影展现了上世纪末美国同志在社会环境十分恶劣的状况下，所产生的各种情绪，诸如自我厌恶、羞愧与对于人生的悲剧感受等。

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座机电话，还是21世纪初的移动手机到当下的智能手机，它们在人类的生活中始终扮演着一个看似无关，实则却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就如上文所指出，由于智能手机功能的丰富以及其工具性的完善，而导致其与使用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由此而成为身体以及精神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状况下，传统的“人”出现了新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也因此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这一改变时常是如此隐秘，而只有在像《手机狂响》这样一部把手机作为戏剧冲突的核心的电影中，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而此时，我们已经和它难以分割了，赛博格的产生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早，而其范围更加广阔，也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