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地球最后的夜晚》就是“政治正确”吗？

文 | 鲁舒天

跨年之际，1989年出生的年轻导演毕赣的第二部电影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出其不意地制造了国内电影的多项新纪录。

去年12月27日，它成为首部预售票房过亿的国产文艺片；12月31日，它创下中国艺术电影单日票房2.6亿的奇迹。抛开电影的艺术价值不谈，仅从成功学的角度看，网红气质浓郁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也足以成为近期国内银幕的话题头条。

好景不长的是，一天之后，《地球最后的夜晚》就把戏从朱仙镇唱到了风波亭。在豆瓣、猫眼等平台铺天盖地涌来的“低分轰炸”与“口碑崩坍”之下，几乎所有院线都“见风使舵”地调整了排片量，这使得影片次日票房下滑至1000万。

当批评《地球最后的夜晚》俨然成为“政治正确”的时候，毕赣电影之外的起伏跌宕，早已比其作品本身更加引人注目。影片市场认可度的巨大反弹背后，是营销之弊、艺术之殇、宣发之失还是观众之祸，亦是一桩值得厘清的话题。

一

在《十三邀》里，当许知远询问毕赣，是否介意他是因成功学而被广为关注的时候，后者当即态度鲜明地表示：“创作者是永恒的失败者，没有人是在创作里成功的”。毕赣的言论，不禁使我想起英年早逝的新锐导演胡波（代表作《大象席地而坐》）的另一番话——“我不能有钱，如果我有了钱，我就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有了钱我就完蛋了。”

毕赣所介意的那种坐火箭式的成功，就是胡波所指的暴富与变现。即便里尔克没有说过“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永远有着某种古老的敌意”，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世俗顶礼膜拜的成就方式，恰是文艺工作者的禁忌。

事情吊诡就吊诡在，正是这样一部受众面窄、观影门槛高、娱乐成分稀疏的文艺片，却甩开市场风向与历史规律的重重诅咒，以爆款商业片的气势占据了国内院线票房的潮头，既在外行面前博出位、又在内行眼里立得住，实属罕见。

观看《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时候，我想起书评人唐诺那句“你必须不是留在原点的读者”，它的确有一定的观影门槛，而且这个门槛不仅指向电影，还指向文学与诗的把戏。毕赣这位在电影之外亦称得上用功的“形容词的魔法师”，非常擅长利用天才小说家的机锋引人入胜。

如果说尤金·奥尼尔和罗贝托·波拉尼奥分别只是被毕赣借用了著作的名目，但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小说中弥散的事关记忆碎片的朦胧气质，却绝非“匠气式的强行引用”可以解释的。如果你因为《万寿寺》（王小波“青铜三部曲”之一）而翻阅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那部《暗店街》，便一定不会对《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罗纮武横跨12年的故地寻踪渐感疏离。即便是在万绮雯与左宏元台球厅的那场未播片段里，观影者都不难寻觅到大卫-塞林格那句“爱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的痕迹。

这么一部与现阶段中国电影市场需求格格不入的艺术电影，之所以能在同类型影片收账惨淡的大背景中杀出重围，正在于影片宣发团队的出奇制胜：他们一面放大电影播放过程中2D切换3D的噱头，号召院线可将该片作为跨年活动的首选；一面在抖音等主流视频APP打出“一吻跨年”的标语，为情侣圈层生生散出一份难能可贵的仪式感。

换言之，毕赣新片所取得的胜利，只是营销的胜利。

二

胜利通常是要付出代价的，《地球最后的夜晚》所付的代价尤其惨重。打开主流影评APP的评论区，电影留言的画风大体如下：

“全程懵逼，人物关系懵逼，剧情懵逼，烂片中的烂片。”

“和我女朋友不知道在看什么东西，不知所云。”

“别人电影场没演完走了一半，我们这个场演完了都没动，坐等退票。”

目睹《地球最后的夜晚》遭遇网络围攻的时刻，我想起的却是伍迪·艾伦那部知识分子腔调的《安妮·霍尔》里的桥段：主人公艾维在街头采访了一对看上去很幸福的情侣，他询问他们保持和谐关系的方法，得到的回答是“我很浅薄和空洞，我没什么想法”及“我和她完全一样”。

如果这对和谐美满的情侣携手去看了毕赣的新片，他们也一定吵着闹着要退票，因为电影可能与他们的预想背道而驰——我想要爆米花和鸡飞狗跳，你却给了我形而上、原始母题与终极考问，这太违和了！

所以，不要只看一部电影被打了低分，要看是谁给它打了低分，要看给它打低分的人给什么打高分。我相信相当一部分给毕赣新片打低分的人，同样会给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打低分，其忽视的甚至不是专业，而是常识。

有人可能会说，用户画像多为传统意义上“小镇青年”的抖音一族，本非小众文艺片的目标受众群体，但这次他们却顺着影片宣发方营销策略的深度植入，为自己看不懂也不感兴趣的电影买了单，这种营销不是骗人吗？

答案是否定的。

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上网一搜就能查到毕赣的前作，他的电影是什么风格，他爱拍什么类型，以上是不存在资讯门槛的。事后觉得自己上当的观众，不如反思一下自己盲目跟风的习惯，改改懒惰与浮躁的毛病。况且，票房割韭菜这事，没规定只能商业片割，下次再来一部文艺片故伎重施，被割的恐怕还是这帮韭菜。姜文说得好——“你那么困还去看什么电影啊？”

其次，观众艺术品位的提升，本就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不断积淀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恰恰需要《路边野餐》及《地球最后的夜晚》这类个性鲜明、气势汹汹、胸怀野心的“异类”与既有观念短兵相接。即便你不把《地球最后的夜晚》看作是一块玉，至少也应当承认它是一块砖，只当它是圈钱游戏，或是匆匆归入烂片之列，未免过于短视、轻率。一味地抓住宣发方那场事先张扬的营销策略不放的批评者，格局委实太小，难道我们的艺术电影就活该落寞收场、血本无归吗？

三

在对这部电影的讨论上，另一些批评意见自然比纯粹的情绪宣泄要诚恳，比如现象级导演毕志飞的长文章。我很难看出在微博上写影评的毕志飞和拍出《逐梦演艺圈》的毕志飞是同一个人，他确实有一定的专业理论基础，而且全程是在讲理。但你要说毕志飞对毕赣电影的点评可作为《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盖棺定论，那又有些矫枉过正。千万别被毕志飞的人设反转给忽悠了，他的论调也只是一家之言，况且被评论者的天资与造诣，也并非一般的电影从业者可以任意揣度。

诗人胡续东反感的是毕赣电影中层出不穷的名称借用，即用小说、明星的名字作为电影、角色的名字，他将这种行为称之为“尬互文关系”，认为铺梗的诚意不够。依我之见，这种借用没有任何问题，它并不意味着不尊重或过家家，既然没有侵权，当事人都没不乐意，我们何必把它界定为哗众取宠呢？

电影上映前，毕赣便同许知远交流过“模仿、致敬、剽窃、抄袭”的区别，他说自己没有界定过这些概念，它们也不会对自己形成困扰。在毕赣看来，评判的坐标在哪里是有待商榷的。有人认为他对塔可夫斯基或王家卫进行了不恰当的致敬，是因为评论者只认识这些导演，实际上自己的一些镜头致敬的只是家乡的惯常风物。除此之外，自己在拍摄手法与艺术理念上，同网友声称的他所借鉴的对象相比，亦是迥然不同的。

平庸的观察专注于相同，优秀的观察专注于不同。不同点更难提炼，却更见本质。一部分批评者对毕赣的怀疑，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怀疑，他们误以为毕赣同自己一样，不可能具备大师才有的卓越才智。能人常常认定别人和自己一样能，蠢人则相反，他们会觉得别人和自己一样蠢。

还有影评人去质疑毕赣是否应当被称作“中国的塔可夫斯基”，他们把《路边野餐》与《地球最后的夜晚》做成投票选项，以征求意见的方式诱导粉丝走进诋毁后者的路径。在我看来，这些“用功”都太苛刻，太过文人相轻。毕赣新片相对处女作并没有那么不堪，它只是没对上某些人的胃口罢了。

四

关于这部电影，还有一点私人体验是我想分享的。

观影过后，我在猫眼留下了高分与好评，马上就收到了一条“确定不是水军”的回复。让我哭笑不得，有人看不出电影的好，便不允许你看出它的好，继而不允许你喜欢它，这无疑是以自由表达为名施加的暴力。

另一件事发生在我试图同邻座的观众交流观后感的时候。那位安静的男生支支吾吾地承认电影的艺术性，闪烁其词地称赞毕赣的好，却未曾透露自己哪怕一个字的真实看法。在这次无效的交流背后，我感受到的是另一样东西，即作为观众的个体在权威意见支配之下的恐惧。在我看来，他的谨小慎微不是在艺术面前的谦卑，而是智识层面的掩饰，他想服从由诸多影评人合议出的“标准答案”，在此之前，他只得局促或保持缄默。

我希望所有人都尊重艺术、承认专业，但更反感与警惕某些“专业人士”那种充满优越感的圈子文化。

作者简介：鲁舒天，专栏作家、影评人，在秦朔朋友圈、《腾讯·大家》、《经济观察报》等媒体设有专栏。本文为澎湃·湃客“众声”栏目独家首发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