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成评《纳粹嗑药史》︱冰毒，独裁者的黑科技？

1939年，德国一位前线的士兵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很多时候，音乐于我的确是莫大的安慰（不过也不能忘记柏飞丁，特别是在熬过一个个警报嘶鸣的长夜时，它的功效真是太神奇了）。”他向父母提出要求说，“下次有机会的时候给我寄点柏飞丁来，最好装在信封里，钱可以从爸爸跟我打赌的那部分钱出”，后来，他在另外一封家书中又提到了柏飞丁：“如果接下来的这周能过的像上周那样轻松，就太让人开心了，抽空再给我寄点儿柏飞丁，我在夜里站岗时经常需要它。另外再寄些干火腿，有条件的时候，我可以用它来煎土豆。”家人并没有阻止他服用柏飞丁，如同平常之物一样提供给了他。

在后面的信中，他强调这个东西对他格外的意义：“我现在没有组后的时间和精力给你们写信，我实在太累了，因为昨晚我只睡了两个小时，而且今天看样子也不会超过三个小时，不过，我现在绝不能睡着。好在过不了多久，柏飞丁的效果就显现出来了，那样，我就不会犯困了。外面的月光很明亮，星星挂满了天空，天冷极了。如果接下来的我每隔三四天才写一封信的话，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今天写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柏飞丁。” 

这些信的作者海因里希·伯尔，后来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战争结束后，他在书桌前埋头写作时仍然离不开柏飞丁。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冰毒——甲基苯丙胺。 

今天对它的药理学认识更加明确，除了成瘾性众所周知之外，还包括激动、焦虑不安，神经活动增加，阵颤、肌肉反复强烈收缩、头颈左右摇摆不止等中枢神经系统高度兴奋症状；短期内会有警觉性增高、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等虚假现象。但是药效过后，就会开始出现反应迟缓、疲劳乏力、头痛、头昏心悸气短全身不适，乃至胡言乱语等症状，还会有幻听、幻视、幻触等妄想症状。长期使用可造成体重减轻、免疫力低下、大脑机能破坏、心脏衰竭和偏执性精神病。后果如此严重，但问题是，柏飞丁对二战以前的德国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何以毫无限制地流通于军队与民众之间？是个案，还是背后另有隐情呢？德国作家诺曼·奥勒的《亢奋战：纳粹嗑药史》揭示了惊人的一幕。本文开头所讲述的伯尔的故事，就出自此书（页53、54）。

1887年日本科学家首次合成了甲基苯丙胺，并在1919年实现了结晶化，它由天然药物麻黄中的麻黄碱人工合成而得，这在当时是被作为合法的兴奋剂来看待的。经过近二十年的改进，德国人豪希尔德博士于1937年秋天成功研究出一种全新的甲基苯丙胺合成方法，药效超过了美国生产的同类产品。泰姆勒药厂在同年10月31号向德国专利局提交了专利申请，商品的名称是：柏飞丁。

作者用生动的案例表现了这一产品上市后受欢迎的程度，无论打字员、舞台演员还是作家，各个阶层都把柏飞丁当成离不开的“灵药”。作者将这一现象与德国在一战以后的政治社会相互关联，他发现“人们甚至宣称，柏飞丁还可以起到‘稳定体制’的作用”，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体制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合格的机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受欢迎的，即使化学手段也不例外。作为个体，哪怕是为了不受怀疑，也应努力创造自己的成绩，向周围人证明自己的能力，而药物必不可少。专家们纷纷出台背书，更增强了大众的信心：“在这个冲突与扩张不断的风云时代里，医生的重大职责之一就是保持并尽可能提高每个个体的行动力与创造力，而柏飞丁的确有提高思维速度和全面增强肌肉活力的作用，此外，它还有助于消除决策障碍，各种形式的畏惧感和抑郁情绪。”（《嗑药史》转引《医学周刊》论文）

由此，我们大致能理解为何柏飞丁由民间进入军队如此轻而易举，不过，军方的态度仍需资料证明。因为面对药物带来的负面效果，军方也可提出有力的回击：柏飞丁可能给作战部队带来严重后果。在药物评价体制尚未健全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问题容易让军方显得更加谨慎。果然，1939年一名叫兰克的军医，在开战前写信给总参谋部的一位军医少将，信中指出：“给部队供应一种可能导致滥用的特殊药物，将会是一柄双刃剑。”（页64）这是由于他在一个战胜疲劳研究计划中发现，甲基苯丙胺的结果并不都是积极的，负面的效果已然显现。当他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为时已晚，因为上面还没来得及对他的意见作出反应。于是，在没有任何剂量的提示下，柏飞丁开始流行起来。虽然后来更多的军医在报告中提出了对药物副作用的批评，但只见后勤部门的订单不断增加，军队高层对“灵药”愈发依赖。

不过作者对柏飞丁的实际配置、使用情况缺少清晰的展现，因此如何评估柏飞丁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尚有疑难。比如空军的使用情况，作者提供的仅为个案，我们甚至不知是否全员配置。在几次重要的战役中，因为缺少统计学分析，或者组织社会学角度的推测，药物作用模糊不清。作者展现的例子虽有可读性，却缺少了全盘判断的可信度。换句话说，我们实在无法了解柏飞丁在战争中到底有多大意义，因为只有将其放入战争史中才能理解。在闪击波兰的战役中，有名军医提出：“我相信，在大规模战役中，当整个军队都被派上战场，那些有柏飞丁的部队总是比其他部队拥有更大的优势。”（书中转引，页66）这让人觉得并非所有部队都接受了这种药品，因为只有部分地方出现奇迹之后，才有“神药”的感叹。不过瑕不掩瑜，作者真正的贡献在于，从药品效力的角度看待让人费解的军事战役。我们仍然可以相信，药品的作用助推了战役的胜利。

1940年9月13日，嗑药最终变成了公开的秘密，当天米兰《晚邮报》称：德国人发明了一种“勇气药片”，威力虽然比不上斯图卡轰炸机，但德军司令部却可以依靠它让士兵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这让英国人如获至宝，并决定使用苯甲胺，“一种比柏飞丁药效弱，但副作用小的药物”。他们为德军的战斗力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它的来源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化学制品。英国人迅速转播了这一发现，消息也间接传回德国本土，引发了德国内部争论，答案不难想象，药物制胜论是谬论邪说，必须抵制。因为正确的理由只有一个：希特勒意识形态致胜论！一直反对柏飞丁的德国公共卫生负责人利奥·康蒂提出：“能否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加强对柏飞丁的管制，例如正式将柏飞丁列为毒品。”（页136）

一旦把甲基苯丙胺定义为毒品，性质将变得十分严重。在纳粹思想中，毒品与犹太人一样，共同威胁德意志的安全。这在纳粹给儿童的宣传读物《毒蘑菇》中就有明显表示，纳粹直接将犹太人和毒品合二为一，作为种族进化论宣传的靶子，并宣称道，吸毒是“劣等种族”的行为，毒品犯罪是对社会最严重的威胁。因此，“从种族卫生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考虑采取措施，制止严重毒瘾患者的生育”（《生育法》）。在战争最初几年里，纳粹以“无痛死亡”为名，杀死大量“有犯罪行为的精神病人”，其中就包含了吸毒者。

1941年6月12日，柏飞丁被康蒂划为麻醉剂，正式纳入《帝国鸦片管理法》，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胜利，事实上，它根本无法，或者无心，阻止成千上万的瘾君子吸毒。立法不久，毒品消费量达到一亿份以上。毒品失控在意识形态上显然无法交代，触发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不过，柏飞丁被定义为毒品的过程由于缺乏足够技术细节的呈现，真相仍然有待探索。从禁毒史的角度来看，药品被定义为毒品的过程，乃是政治社会与医学互动的过程，单一要素皆难成立。

国内对早期禁毒问题的研究逐渐展开，影响力较大的著作有翟帆所著《二十世纪美国毒品政策的演变》，其中就展现了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大麻等药品如何从治疗疾病的先锋药物，变成国家明令禁止的毒品，其原因被归纳为道德、医学发展与行业利益、种族主义和国际因素。而陈新锦则在《早期美国毒品控制模式研究》中详细分析了殖民地利益与国际政治对毒品政策影响的情形，最精彩的观点是：早期欧洲国家禁毒不力，主要是因为难以放弃殖民地的经济利益。从整体情况来看，禁毒行为是一个不断被认识，不断合理化的一个过程，因为禁毒的过程不只涉及毒品的生产、流通等环节，还包括吸毒人员的善后处理，又包括公共利益开支、医学发展、法理矛盾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而纳粹德国禁毒既有意识形态的政治需求，也有早期争取社会力量、讨好民众的用意，比如某些宗教敌视毒品由来已久，宗教道德不许教徒吸毒。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日益增长的国际禁毒呼声，比如1925年德国迫于《凡尔赛和约》的压力签署了《国际鸦片公约》，在1929年制定了《鸦片法》。不过在柏飞丁立法的1941年，德国国内形势已不同于纳粹登台之前的情形，希特勒是否可能为了显示意识形态战无不胜的力量，故意误导国际舆论？或许可以作一假设。

如果故事就截止于此，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是一场纳粹借药之力的战争，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作者随即揭开了希特勒的不为人知的一幕，一切才刚刚开始！

据希特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是天才与肉身的结合。他吃的肉体上那些的苦，是我们这些常人吃不消的！他不抽烟，不喝酒，只吃青菜，不近女色。”（页33）可是在1944年9月底发生了一件事，扯出来不少问题。

一名耳鼻喉医生吉辛某天给希特勒诊断时，发现他脸色异常，起初吉辛怀疑是黄疸，但当他看到希特勒服用一种不常见的药物“科斯特医生牌消胀排气丸”时，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种药物含有阿托品与士的宁，他认为这正是导致元首狂躁症和身体衰败的原因。紧接着他亲自做了尝试，果然出现了与希特勒相似的症状，于是他联合了希特勒的一名外科医生伯兰特为盟友，直指希特勒身边最信任的私人医生——莫雷尔。他们认为莫雷尔想用士的宁毒害元首！希特勒听到指控后非常震惊，随即对可疑药品进行化学鉴定，结论是，药品中阿托品和士的宁含量非常有限，远没有达到下毒的剂量，即使像希特勒那样大量服用，也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危害。莫雷尔取得了这场医生之间冲突的胜利。

莫雷尔随后得到更多的信任，作者分析认为，希特勒决不能放任他人搞掉他最信任的医生，因为后果是，他不得不听凭官僚对他的摆布，而这潜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希特勒甚至表示：“我知道，莫雷尔的新型治疗手段还没有在国际上得到认可，有些东西还处在研究阶段，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论，但是，医学界的所有创新都要经历这一过程，对莫雷尔的所作所为，我毫不担心，如果他在工作中需要经济上的资助，我会立刻给他拨款。”这个事件因为希特勒的决定最终定案，但问题是，希特勒之前得的果真是黄疸么？希特勒所说的新型治疗手段究竟是什么？

一张神秘的病历卡被作者挖掘出来。1943年夏天，病人A的病历卡（现已经被考证病人是希特勒）中出现了一种药物：优科达！这是默克公司生产的一种麻醉剂，这种药物中的有效成分是一种名为羟考酮的鸦片类物质，它的止痛效果是吗啡的两倍，致幻作用超过海洛因，剂量适当的情况下，可消除困倦与睡意。药物最早作为止痛镇咳剂使用，而在希特勒使用的时候，医学界已经发现了其他作用。从莫雷尔的使用情况来看，他显然清楚优科达可以立即让元首打起精神，消除他可能由心理因素导致的痉挛性便秘。希特勒对莫雷尔的治疗非常满意，并要求在去会晤墨索里尼前，再注射一次优科达。莫雷尔在日记中骄傲地写道：“元首的身体非常好，在回程的飞行中没有任何的不适，晚上在上萨尔茨堡的山上，他对我说，这天取得的成绩都是我的功劳。”（页165）这两次用药到底是偶然现象，还是另有原因？

作者展现了之前希特勒的用药的情况，极为频繁，近乎占据了每天的生活，注射到他体内的药物很多，前后累计达八十多种。这些药物包括荷尔蒙制剂、类固醇以及其他许多非常规药品，其中还有使用可卡因的记录，目的是为了消除和预防心理与生理上的疲劳症状，加强自身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而这些与希特勒面临的政治环境高度相关，他必须在公众面前保持健康的形象，他不能倒下，正如莫雷尔所说：“因为眼下的德国若是缺了您，必定会毁灭。”

从后来的资料显示，希特勒使用优科达的频率增加了，在1944年9月23日、24-25日和28-29日，大约一个星期之内，希特勒接受了四次优科达的治疗，每次间隔一天。希特勒已然成为瘾君子。“黄疸”的原因，应该与此有关。随着药效的减弱，各种问题暴露出来，作者怀疑希特勒手部颤抖与此有关。这点颇有争议，无论什么原因，希特勒是离不开莫雷尔了。不仅如此，希特勒身边的人也需要药物的帮助，因为既要应对高度紧张的工作，又必须响应希特勒保持振作的要求，希特勒数次以健康不佳的理由，撤销了某些大员的职务。他们经常请求莫雷尔给予“治疗”，莫雷尔也来者不拒。

1944年12月19日，希特勒向莫雷尔索要肝脏制剂和柏飞丁以缓解工作的压力。由于几乎没有完整的用药记录，前后的用药情况并不清楚，估计时间也应不短。后来军医查验了他使用过的药物，其中不仅包含了甲基苯丙胺，还有咖啡因，这是莫雷尔秘制的药物，这一直持续到1945年。这一年的2月3日，盟军将柏林轰炸成一片火海，这也伴随一个新的问题：药库被炸，药品没有了。2月17日，莫雷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试图在没有镇静剂的情况下努力坚持，除了自制的动物肝脏制剂，地堡里找不到其他药品。”（页251）据作者描述，没有毒品的支撑，希特勒如同纸糊的外壳，开始尖叫，咆哮，嘶吼，颁布一些毫无意义的军事禁令，处决身边的亲信，对想到的人随意给予报复。到4月27日，希特勒做好了最后的准备，自杀前还考虑了扣动扳机时手抖得太厉害怎么办，终于在1945年4月30日十五时三十分，饮弹自尽。

书中最精彩的地方莫过于对希特勒的精神状态与具体战争、政治事件关联的描写，这直接刷新了我们对纳粹、希特勒的了解。不过莫雷尔的行为直到最终都难以理解，如果失去希特勒的保护，仅仅靠自己的日记是绝难自保的，何以丝毫没有防备？作者认为，他正是用日记来应对纳粹将来的追责，可是他手上丝毫没有自证清白的客观证据，任何一个继任者都能以希特勒形象不容玷污为由，置他于死地，难道他能预判整个政治形势？他显然也不是追随元首自杀的纳粹党徒，因为他完全没有必要在被俘后跟美国人周旋许久。无论是自保，还是出于信仰，都难以说通。1947年初夏，美国人把他放出了战俘营，后来一位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红十字会女护士出于同情，将他送到了特格尔恩湖的一家医院。1948年5月26日，莫雷尔去世。

纳粹帝国虽然崩塌，但是毒品问题没有消失，战败后嗑药的德国战士究竟是何命运，他们维系身心的药品从哪里来？战俘营中发生了什么？很遗憾，书中没有交代。不过作者的反省令人深思，纳粹是一种比毒品更加危险的东西，纳粹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值得任何国家警醒。作为非虚构类作品，此书的可读性自不必说，更可贵的是，作者用娴熟的技巧展现了重大事件的别样视角，提出的问题亦值得专业研究者去探求真相，我们或可期待更加严谨的学术作品出现。不过对中国读者而言，既有的毒品认知或可能影响对德国历史情境的理解，因为对毒品的理解，原本就基于各自的文化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