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人的四十年｜不能被忘记的农民工群体

《四十人的四十年》记录了四十个普通农民工的经历、感受和观点。这些以实际行动书写历史的人，他们自身的经历应该被书写，他们的声音应该被听到。这些普通人的“微观历史”，为我们认识和思考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角度。——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

【主编手记】

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大流动。

贫穷使农民毅然决然离开家园和土地，到城市打工讨生活。他们凭一把力气、一身汗水，包揽了城里最脏、最累的活，支撑起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创造出数量最多的廉价商品供全世界的人享用。

世界上没有哪个群体像中国农民工那样，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拿最微薄的报酬，住最简陋的工棚，从来没有节假日，不讲任何待遇和条件。

到国外就会发现，欧美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短，强度越来越低，收入增长很慢，但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制造支撑了他们的消费。世界为中国农民工提供了出卖力气的机会，中国老百姓为世界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如果真存在美国人所谓的“便车”，那拉车的一定是中国的农民工，其他人只是坐车而已。

中国崛起的奥秘并不复杂，就是我们在全球合作竞争中的低成本优势。这个低成本主要是农民工的低收入和低福利。在我们付出的发展代价中，农民工付出的最多。他们常年不能见着妻儿，不能照料老人，像浮萍一样在城市间飘荡。

中国的崛起印证了那句老话：有付出就有收获。中国农民工雄辩地说明：劳动创造财富。

四十年中，我见过最温馨的画面，是掌灯时分，农民工拎着大包小包回家后，孩子的欢笑，妻子的娇羞。

四十年中，最使我欣慰的事情，是春节之后，工厂的大轿车在乡间迎请工人。而很长时期，出门找工作是需要到处求人的。

四十年中，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有一天下班后，一群疲惫至极的农民工，躺在大门外的草丛中，嚼着干冷的馒头，之后，他们还要奔往附近的工地。

中国为什么快速发展，看看农民工就知道了。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一个人只有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社会里，才有意义。

农民工在城市几十年、几代人，从来就没有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社会。他们永远都是外地来的“乡下人”。蒙尘的脸庞、疲惫的身影、脏兮兮的编织袋是他们的标配。艰苦尚可忍受，但公交车、地铁上一些人的白眼最令他们难过。

每年春节，几乎半个中国的人都在回家的途中。这其中的农民工最为执着。他们在火车站日夜排队买车票，在广场上的寒风中等候回家的钟声。最为壮观的，是风雪中的摩托车队，他们载着妻儿，载着给亲戚朋友的礼物，千里迢迢奔向回家的路。千辛万苦回家，是为了家乡，为了亲情，但更重要的，是要回到他们熟悉的社会，感受生活的意义。

每年春节，他们随意挥洒汗水跌八瓣挣来的钱，穿着崭新的衣服，提着年货东家进西家出，抽着与他们身份很不匹配的高档香烟。

这一切，都是为了意义，为了尊严。而还有什么，能比生活的意义和尊严更重要的呢？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个人都怀了自己的心思，怀了意义和尊严。

每个人都有值得书写和品读的心路，即使卑微如农民工。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我们编写这本书，是想向这个两亿七千万的人群致敬。

是想提醒大家，在欢庆四十年伟大成就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们。

是想告诉大家，这个为中国崛起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群，还有很多困难，很多诉求。四十年后再出发，我们要共同努力，解决他们的困难，回应他们的诉求。

是想请大家读读农民工的故事，这是四十年来，人间最丰富、最真实、最悲壮的故事。

是想请所有的城里人、中国人，善待他们！

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王卫民写于2018年12月8日

一个平凡女子的“浪漫”人生

访谈时间：2018年1月23日上午

访谈地点：浙江珠岙村，张姐早点铺

采访对象：张翠翠（张姐）， 51岁

张姐回想从前的经历，觉得有拍成电影的潜质，还得是特别长的那种，跌宕起伏和矛盾冲突都够了。但若让她用一个词来概括自己的经历，她反复斟酌后选了这么个词——浪漫。她觉得那些吃过的苦、有过的伤痛，时间长了就变得模糊了，反倒是这一路的心态变化，让她觉得自己就像电影主人公一样，特别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清晨的珠岙村，人来人往。这个时间出来活动的基本是童装厂的工人，他们大多没有自己做早餐的习惯，因此早点摊多便成了这里的一大特色。

细看之下，不难发现有一家生意似乎出奇的好，卖的是刚出锅的热干面。

早点摊的主人是一对夫妻，招呼客人的是老板娘，烫着卷发，爱笑，嗓门很洪亮，和寡言的丈夫形成鲜明的对比。

老板娘的热络很有感染力，让人忍不住猜想她大概是本地人，一直过着这种简单快乐的小日子。

不过，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

饿肚子是儿时最深的记忆

1967 年，张姐出生在江西省的一个农村。兄弟三个，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张姐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是父亲和前妻所生，比自己大12 岁，二哥比自己大5 岁，下面还有个小两岁的弟弟。张姐5 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而父亲在海上撑船，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兄妹几人基本是跟着外婆长大的。

当时父亲的工作是算公职的，她们可以吃到商品粮。张姐到现在还记得，父亲每次回家都会买50 斤米，那可能是她儿时最雀跃的时候了，不为别的，就单单为那50 斤米，因为这就是全部了。

父亲不管是隔两个月还是隔三个月回家，米的数量都是不变的，雷打不动的50 斤，可这对于这四个孩子来说其实是远远不够的。饿肚子成了儿时最深的记忆，饥饿大概是一种痛觉，才会这么印象深刻。几十年过去，她依旧能回忆起当年的饥饿，“实在是太苦了”。

童年的日子就这么伴随着饥饿过去，等到她长成十五六岁的大姑娘，大哥早已是成家立业的年纪，二哥也已不再青涩。向来寡言的二哥和大伯学会了怎么揉面团、做包子、炸油条，做裁缝的大哥也经常帮忙，做好后她就拿到村里卖，还叫弟弟拿到他的小学去卖。几千人的村庄，每天不知道要穿梭多少遍，

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那些包子、油条都是村里的“独一份儿”。具体赚到多少钱倒记不得了，只记得二哥已经可以自己去县城买16 块钱100斤的米回家了。

当时和张家情况类似的三姐妹家庭，都还没有衣服穿，“可我们自己可以活得好好的”，张姐每每向别人讲述起年少时的这段经历，都是自豪而坚定的语气，可这段过往背后藏着的，也许是那个时代下的不甘。

“资产阶级小姐”

就这样在村子里卖了两三年早点，大哥不再做裁缝，跑出去做生意。

头脑灵活的大哥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就是从外面进货拿到村子里卖。当时的程序很简单，只要有许可证，没有现金也可以在外面拿到货。这样，兄妹几个又开始经营起了全村第一家“百货商店”，货物种类十分丰富，在当时已经可以赚到1000多一天。张姐被全村的人戏称为“资产阶级小姐”。

张姐到现在还记得开百货商店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大哥从外面收花生回来，雇人剥花生米，再把花生仁卖出去，剥一斤花生给三分钱。雇来的人也都是同村的，直接就坐在她家门口剥。

张姐一开始也没在意，后来才发现大家居然只挑大花生剥，小一点的就直接扔掉了。她觉得这样子不行，简直太浪费了！她一个人坐在房檐下，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解决办法，让大家把花生拿回去，一斤花生要交出七两花生仁，才给三分钱工资。

话音刚落，大家便开始哄抢。张姐第一次见到这种阵势，紧张中抄起旁边的铁锹，大喊：“你们都放下！出去！你们出不出去？你们要不出去我就拍你们的头！你们去外面好好排队，一下一下称，每个人多给你们一点，你们不要这样抢！”

场面当然是被控制住了，村里人也没见过这种拼命的架势，主动在门外排起了队。张姐的这一举动颇有点“一战成名”的味道，村里人开始发现这个“资产阶级小姐”似乎有点凶，每次到她家领花生或其他东西都比较有秩序。

百货商店开了五六年，转眼张姐到了嫁人的年纪。有很多媒人上门来说亲，然而她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要嫁得远一点，越远越好！原因无他，真的太累了。

父亲拿着家里开店赚的钱去外面找旅店，特别挥霍；大哥甚至借着去外面进货的名义，带着嫂子到南京、上海去旅游，“可享受咧”；除了顾店，家里面还有大伯的女儿和小弟小妹们需要她照顾，也没有年纪相仿的姐妹可以替她分担。

20出头的年纪，这个家里里外外全部由她一个人操持，累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一心只想着逃离这个家，逃得越远越好。

张姐丈夫的舅舅是她本村人，和她家提了这门婚事，说自己外甥是个不错的老实人。张姐也没考虑别的，一听未来婆家离自己家有100多里就答应了。

出嫁那天，全家都在哭，老的少的，大的小的，张姐说，“不知道的还以为死人了呢。”张姐抹了把眼泪，就头也不回地跟着婆家的车走了。 “走了好，走了就不用管他们了。”张姐的眼泪随着颠簸的车洒了100多里的路。

“人心换人心”的生意经

1990 年，嫁过去不久的张姐便怀孕了。儿子1岁左右的时候，张姐的父亲和大哥二哥都去了省会南昌做生意，张姐去那边找他们玩，看到南昌生意还不错，当机立断不回家了，直接给丈夫打电话让他带着儿子出来做生意。

就这样，一家人在南昌开始了新生活。张姐一家人在南昌全卖早点。他们租了一个店铺，她在里面卖包子，哥哥们在外面摆摊炸油条。事实上，她们家也是全村第一个出来做生意的。从“第一个卖早点的”到“第一家百货商店”，再到“第一个出去做生意”，张姐开玩笑说自己家引领着全村的时尚潮流。

最开始是张姐的大伯在外面炸油条，赚的一角一角的钱，全部用麻袋装起来，背回村子，引发一阵阵惊呼。村里人也不知道袋子里面到底是多大的面额，只意识到原来外面做生意是这么好赚的，便都萌生了出去做买卖的想法。

就这样，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几乎全村人都出去在外面做起了买卖。有意思的是，村里出去的人全部涉足早点业，有的做大包子，有的做小包子，有的炸油条……张姐一家带动了全村几千人外出做生意的热潮，附近村的人一提起这个村便知道，那是个人人跑出去卖早点的村子。

在南昌的这些年，尽管每天的收入还不错，但是张姐并没有存什么钱，因为父亲和残疾弟弟（弟弟在1990 年被压断了双手）全部要她照料，负担很重。

父亲后来患了尿毒症，连续三四年的医疗费用是很大的负担；弟弟基本帮不上忙，每天吃饭和抽烟喝酒的费用也是一大笔；两个哥哥生意都不好，有时反倒需要她来接济；还有村里的一些亲戚朋友会到她这里来歇脚。

张姐每天都要做很多包子、粉、麻花，还要蒸大饼，早上2 点钟便起床，一天到晚24 小时除了睡觉连坐的时间都没有，一个人跑进跑出，做几十斤包子。大哥看到妹妹这样直流眼泪：“我妹妹怎么这么苦哟！”

其实张姐心里倒没觉得自己有多苦，累是累的，但她觉得未来还是有希望的，毕竟小时候没吃没穿的日子都能熬过来，现在的日子再苦也比从前好多了。“努力多攒一点钱，总能过上好日子吧。”怀着这样的想法，张姐在南昌卖包子一卖就是十几年。

时间久了，曾经的“村里一枝花”身上自带的热络、会交际的气场便逐渐显现出来了。老家来人到她这里做客，只要说是找那个卖包子的就可以了。在南昌的十几年，周边人没有说张姐不好的。

“非典”那年，全部店铺都被关了，不准做生意，只有她一家可以继续卖。派出所的人这样说：“别人有工作你没工作，你不做你小孩不吃饭了？”就连吸毒的人都不找她麻烦，在别的店吃霸王餐、收保护费的主儿到她店里，不让付钱还偏要付钱给她。

归根结底，还是得“人心换人心”，张姐说，你对别人怎么样，别人都是能感受到的，只有把这一颗真心捧上，别人才能真正知道你的好。

丈夫意外受伤

在南昌做了十几年早点生意，转眼儿子便到了升初中的年纪。张姐作了决定，回家！在南昌的这十几年也着实没攒下什么钱，最后回家的时候她身上只揣着700 块钱。

回到老家后，丈夫到景德镇的第三建筑公司做活儿，张姐找了个饭店打工，在后厨帮忙，日子也算过得去。然而好景不长，丈夫在工作时出现了意外。本来应该是两个人干的活儿，老板让他一个人做，丈夫整个人从十吨的车子上栽了下来。一双手全部摔断了，人也晕了过去。

当时的张姐其实正生着病，在饭店刷碗的时候后背意外撞到了水龙头，严重到腰一点不能弯，上厕所都困难。丈夫出事的时候，她的情况刚刚好转一点，勉强可以起得来。

听到消息，她就急急忙忙往工地赶。未曾想到赶到工地听到的第一句就是：“怎么没摔死啊？这一双手断了得赔多少钱？不如死了自在一点！”说这话的是丈夫所在建筑公司的老板娘。

看着丈夫血肉模糊的双手，张姐心想，不活了，我和你同归于尽算了！就上去揪住老板娘的头发，厮打在一起，浑然忘了自己背上的伤。还是旁边的人把她们拉开，把丈夫张罗着送进了医院。

住院的那段时间是最为煎熬的。孩子还小要读书，张姐的腰又伤着暂时不能做事。她常常想，为什么伤的不是自己呢？为什么伤的偏偏是他呢？

事后法院判了3 万块的赔偿金，但是老板分毫不给，她也没有半点办法。只有打官司，不停地打官司。张姐借了两三万块钱去打，依旧没有结果。

后来丈夫的情况逐渐好转，官司也没有进展，她就决定不再耗着了，拿着哥哥嫂子给的1500 块钱做本钱，到温州做生意。

在温州翻了身

张姐在温州虽然还是卖早点，但不再是包子、油条了。她来时观察了一下，发现这里不缺卖包子的，也不缺炸油条的，但是没有做热干面的。张姐在南昌见过人家怎么做热干面，自己琢磨一番，便重新支起了早点摊。

张姐的热干面一开张就生意红火。虽然卖得便宜，两块五毛钱一份，但第一天就卖了400 多块钱。现在涨到4块钱一份，一天连本带利可以卖到1000 多块钱。

刚到温州那段时间是特别苦的，打官司欠了别人不少钱，压力特别大，心里还郁结着气，张姐每天起床都能发现头发又白了一绺。

睡觉也不完整，分成晚上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因为不光要做早点，还要做夜宵，能赚一点是一点。

别人问她怎么起得来，她说起不来，但是为了这个钱，爬也要爬起来。打官司欠钱的压力和后来盖房子欠钱的压力还不太一样，她总是会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觉得自己的手里什么都抓不住，却还是得咬着牙、不松劲儿地坚持着。

在温州是赚到钱了的。张姐还上了打官司的钱，剩下的全部拿回老家，花了几十万盖了新房子——当然也借了十几万。

好在温州这边人口比较集中，厂子也多，没几年她就还得差不多了，现在只欠着二哥36000 块钱，自家亲戚也没那么多顾忌。

提起老家的新房子，张姐满脸都是非常自豪的神情，神采飞扬地讲述三层楼的设计具体是什么样的，130 平方米的房子下面建成了门市房，等到他们回老家还可以继续做点小生意，等等。

她常常和别人讲，自己活了大半辈子，最自豪的就是房子盖起来的时候。在张姐这一辈外出打工者的心里，能够在老家拥有属于自己的新房子，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物质满足。

她们希望在外人看来，自己算“混得好”的那一批人——这大概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象征意义。

她觉得自己就像电影主人公

现在的张姐50 岁，她总念叨着自己老了，不再年轻了，不过心态倒是越来越好了。可能是经历得多的缘故，对于很多事情都看得很开。她现在在珠岙生活得挺舒服，每年5 月份都放假，有时候还回去看一下老人小孩。

她觉得珠岙的人也蛮好，像她的房东逢年过节做点好吃的总会给她送一份过来。不过去年房租从一个月130 元突然涨到300 块，还是让她抱怨了一下。

要说起还有什么遗憾的事，张姐觉得就是丈夫的保险问题迟迟没有解决。一提起这个事儿，张姐难免会想起当时丈夫受伤的委屈。丈夫后来办了一个残疾证，判定为四级残疾，开始一年给他220 块钱，就给了一年，后来就什么都不给了。

丈夫受伤那一年，她几乎没怎么做事，偶尔去给别人打工，做做包子，两个人不到2400 块一个月。她和丈夫家里因着父母工作的关系，都是吃商品粮的，没田没地，没有一点保障。辛辛苦苦做了一辈子，万一以后生了大病，除了儿女就什么依靠都没有了。

活了大半辈子，张姐始终信奉着那句话——“人心换人心”，没做过什么后悔的、伤害到别人的事情。做生意的时候要是碰到有人手机掉了，会特意晚收摊儿，等着别人过来取；有人端着东西烫手，也会让人在她这儿歇歇脚，不买她家东西也没关系的。

张姐有时看到那种人物传记类的电影，回想起自己还没过完的这一生，觉得也有点拍电影的潜质，还得是特别长篇的那种，跌宕起伏和矛盾冲突都够了。但若让她用一个词来概括自己的经历，她反复斟酌后选了这么个词——浪漫。

她觉得那些吃过的苦、有过的伤痛，时间长了就变得模糊了；反倒是这一路的心态变化，让她觉得自己就像电影主人公一样，特别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她说，你看，就像我们这种犄角旮旯儿里的平凡人，单拎出来也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是啊，那份专属的浪漫大概从少女走街串巷卖早点便开始了……

撰稿人：陈舒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

指导老师：温莹莹

文章摘自《四十人的四十年——中国农民工口述故事》，中国文史出版社出品；主编：王卫民，副主编：卢晖临、彭涛；责任编辑：窦忠如、秦千里

记录者深入各地，耗时4年，完成上百篇采访，精选40篇汇编成本书。这些来自底层的口述展示了不同的个体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复杂生活和奋斗轨迹。

他们不仅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同时也是默默的推动者，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构成改革开放最坚实的力量。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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