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所有我们爱的人……都在这里

出生于1933年的匈牙利作家哲尔吉·康拉德（George Konrad ，1933—）是20世纪中期以后匈牙利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的回忆录《客居己乡：一段匈牙利生活》（原作名: A Guest in My Own Country: A Hungarian Life，徐芳园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是一位勇敢的、有良知的东欧知识分子的时代证言。据译者介绍，匈牙利语原版是作者在不同时期写的两本回忆录，目前我们看到的该书是从Jim Tucker的英译本转译，英译本经作者允许对第二部分进行了删节。无论从回忆录的完整性或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来看，合二为一的英译本当然是很好的。在该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康拉德的主要经历。他出生于匈牙利德布勒森，六岁时“二战”爆发。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他的父母被送进集中营，后来幸运逃生，而他的同学则全部死在集中营里。他与姐姐因前往布达佩斯而逃过一劫，最后与父母重逢。该回忆录的第一部分“离去与归来”主要就是回忆这段因犹太人身份而备受歧视、磨难以及战争带来痛苦的经历。第二部分“日食时分，独立山丘”回忆了中学、大学的学习生涯，以及大学毕业后从事多种职业的工作经历，突出的是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的精神生活与文化抗争。在大学毕业后，康拉德曾经从事过教师、编辑、翻译、工人、儿童福利督导、城市社会调查者等工作，他的第一部小说《社工》（The Case Worker，1969）获得很大反响，成为匈牙利文学界乃至欧洲文学界的著名作家。在1970年代与人合作出版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和后来陆续出版的文集《自治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Autonomy）与《反政治》（Antipolitics）使他成为像亚当·米奇尼克、米兰·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维尔、切斯瓦夫·米沃什那样的著名知识分子。

全书在充满深情的回忆童年生活中开始，马上表露出作者的文笔具有质朴的温情和言简意赅的力量，偶尔还会带有一种不乏优雅的幽默感，在回忆叙事中能够恰当和准确地把童年时对于世界与人生的早熟认知表述出来。当然要注意的是，在回忆中谈到的理性认知和思想活动是一个比较容易混淆了时间因素的语域，对于回忆录、尤其是类似的童年回忆录的写作，我总是试图分清哪些是记忆中的那个时候的认知和思想活动，哪些是写作这本回忆录的时候才产生的认知和思想活动；我更倾向于欣赏那种清晰的区分叙事，比如类似“那时我想到的是……”“现在我才知道……”等叙述语气。至于对当年生活情景的描述，由于记忆在时间上的绵延与积累的特征，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免除时间混淆的顾虑。在该回忆录中呈现的生活记忆充满了真实可信的热力和美感。瓷砖烤炉，母亲衣柜的熏衣草味，屋子里充满人、靴子和上午点心的气味，女佣在唱歌，光线、声音……一个犹太人家庭的种种情景在非常细腻、醇和的描写中生动地展现出来，关于视觉形象的、声音的和气味的记忆以及物体的质感、动感都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像一幅幅极为出色的写实主义绘画。有些描写甚至带有温暖的诗意，比如：“安德拉斯是那个用上了蜡的刷子滑行来给我房间的油毡抛光的人，是那个搬柴火上楼的人，是那个在浴室的铸铁炉子里生火让我起床后有热水洗澡的人。”（18页）后来我发现，康拉德在所有这些人物与生活情景描写中所包含的情感是理解这本回忆录的思想性和深刻性的重要基础，也是这本关于战争与政治、迫害与反抗的回忆录的基本底色——正是深藏在童年记忆中的和平生活与人性情感使战争苦难和政治迫害显得更为残酷和丑陋。正如他说，“就算是如此众多的暴力死亡也不能掩盖那些光彩夺目的冬日早晨的美。处于死亡的阴影下，面包变得更像面包，果酱更像果酱。我愉快地将各种各样的家具劈成柴火”。（59页）可以说，生活美学是康拉德的政治美学与反抗美学的真实基础。

关于他的父亲和家庭生活是该书的重要内容。在康拉德的回忆中，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研究议题通过他家庭生活的变故而反复出现。康拉德在书中不断地提到他父亲经营的、有22名雇员的五金店铺在1950年被收归国有，应该说他对这件事的严重性深有体会，而在一般的历史叙事中这往往只是社会制度转型中并没有激起太大波澜的进程而已。战争结束后，“在1950年，正当归来者们重新振作起来时——收集货物去卖、装修房屋、在房子里增添家人——人民政府接管了所有的生意、所有的工坊、所有的房屋，一切。你能看着它发生”。（96页）后来，康拉德又说，父亲在战后还是由于思乡而坚持回到家乡，但是“四年后父亲再次失去了一切，这次是以人民专政的名义进行的”。（150页）战后初期。当局发布了抚慰人心的声明，“但是之后共产党对财产收归国有的热情从大公司转移到了小生意，结果是，在五年的第二春后，父亲的五金生意被国家收走了，这让他失去了房子和家，并且没有得到赔偿。法律就是如此规定的。……但他早就想到了会再次失去一切。至少现在他们不想杀了他”。（163页）与他父亲的生意遭遇同样命运的是个人的独立性，“我们在学校也不得安宁：我们不得不在每隔十分钟唱颂歌赞扬工人阶级。有时候我们偷偷在里面混进一两段下流话”。（174页）这不难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学词典上的“没收”与“国有”同样具有思想史与教育学意义上的含义。

对于自己与父亲这两代人之间的区别，康拉德的描述是：“前一辈人曾是商人、工厂主、医生、银行家、药剂师和配眼镜技师，在被驱逐出境前都是受尊敬的中产阶级成员；我这一代人则成了知识分子和批判者：领导反对自己父亲的罢工运动的左翼工程师，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的被开除医学生和具有反叛精神的人道主义者。”（10页）他对儿子说，“在选举里，你有很多选择，儿子。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152页）在康拉德的家族中，老一辈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如果要选党派的话，他们会认同社会民主党。而年轻一辈则是激进分子，大部分人是共产主义者。而康拉德更多还是认同父母的立场与观点。每个星期一，本地商人都回聚集在他父亲的店铺里聊天，但是政治的话题只能在犹太人之间讨论，人们意识到要管住舌头，因为一些聪明人已经被法西斯主义洗了脑，他们认为只有在希特勒支持下才能收复“一战”后失去的匈牙利领土。

在对父亲的回忆中，父子俩一起收听外国广播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他父亲在二战初期开始收听BBC的匈牙利语广播，父亲转动旋钮，试图在电流干扰音中听清新闻，而他则依偎在父亲身旁，他甚至觉得自己是在负责补充父亲漏听的部分，那时候他对“这里是伦敦”的呼号产生强烈的喜爱之情。在回忆中他不无骄傲地说“我们这样是在进行颠覆活动”。收听境外广播就是犯有颠覆罪，这是并无夸大的讽刺。后来，在1944年5月，盖世太保以利用阁楼上的秘密无线电发报机给BBC发送情报的罪名逮捕他父亲，而他却因为“父亲的罪名如此高尚而感到自豪”，虽然他知道“对他的指控完全是捏造”。（14页）在战后，他父亲继续收听BBC，同时会花好几个小时收听每个国会出资建立的自由欧洲电台，总是小心翼翼地调节旋钮以减少干扰。（152页）再后来，在1949年，康拉德对于发生在布达佩斯的新体制下的政治警察总部的地下室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但是他从BBC广播中知道，“作秀审判中的被告会说各种能让自己定罪的话，他们是傀儡，意志已经被殴打和化学药品驯服。这看起来像是真的，因为他们说起话来就像机器人，背诵的成分多于忏悔，好像句意不再重要”。（173页） 这两代人与外国广播的联系是20世纪新闻传播史的无数微观例证之一。

康拉德很早熟，五岁的时候就知道希特勒是最危险的敌人，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完全依靠，知道危险在四处潜伏。他的早熟还表现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例如他在11岁的时候就能够认清随时可能被杀死的简单事实，同时他的若菲婶婶教会他在黑暗与危险中要保持尊严。“你可以为自己做点什么，但是做不了太多，而且有时候自尊会阻止你这么做。”（58页）他的这位若菲婶婶不一定知道的是，匈牙利思想家伊斯特万•毕波在30年代末写的《热爱自由者的十诫》中，其第五条就是：“永远不要忘记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后来匈牙利有一所以伊斯特万•毕波命名的学校，校园里面就张贴着这份《热爱自由者的十诫》文件。关于德国占领匈牙利的情景，在康拉德的回忆中是：“那些我们曾经围在桌边担忧过的事情现在变成了现实：这里不再是例外之地；新情况即将到来。一切曾经多么简单！……在那之前，我们的父亲们还可以平静地经商、行医和开律师事务所……”（27页）街上很快有了巡逻队，父亲的店铺关门停业，所有贵重物品和收音机都要上缴，每天都有新的法令出台，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糟，犹太人的报纸也鼓励读者要遵守新的当局的指令。很快，康拉德的父亲被人告密说在阁楼藏着无线电发报机，于是被抄家，父亲被带走，母亲主动陪伴父亲入狱，而他因为父亲的罪名而仰慕他，甚至想到如果德军是因为一件武器而来搜查，“我会更加尊敬他”。（31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骄傲与自豪？但是在理性中，他知道应该早在德国人来到之前就全家迁往他处，很快他和姐姐、两个表弟也都想办法离开家乡去布达佩斯投靠亲戚。他们无意之中躲过了劫难：在他们走后第二天，当地所有犹太人都被逮捕，最后全部送到奥斯维辛，他的两百个同学全部被杀死。对于命运与恐惧、反抗与顺从，他的思考是：“大多数受害者称之为命运，但是命运应当引发恐惧，激起他们自卫，不管这威胁是花园里落下的雨夹雪或是敌人手中的死亡。然而人们很像宠物，习惯了身边的同伴减少。你无法每半小时产生一次愤怒和同情。”（59页）战争结束后，他的父母也终于归来，他对平静的降临的感受是：“周围的人没有监视我们、举报我们、把我们拖出去杀死的愿望，一切多么美好啊。当身边没人想要你去死的时候，你才能放松下来。”（146页）在书中，他对历史与政治的正面叙述与记忆中的人物、生活相比显然是不多的，但是往往都言简意赅，时有深刻的洞察之语。“1949年，斯大林认为会和西方开战，所以东欧需要根据苏联模式统一起来。苏联模式意味着审判。”于是，“人们和从前的自己不再相同了。他们的脸上似乎弥漫着一种僵硬的陶醉感。从安德拉什大街60号（由加博尔·彼得掌管的匈牙利国家安全局——引者注）的围墙里发散出来的恐惧似乎随着窗边的天竺葵变红而变得愈发强烈”。（177页）

在中学期间，康拉德的政治觉醒期真正到来，而开始的时候还是以阅读作为思想的前导。“德军失败后昙花一现的正常公民生活现在已经结束了，我意识到。烧毁课程记录，顶撞权威，高谈阔论雨果和阿波利奈尔、厄岱和巴比契的日子结束了。”（178页）“我的匈牙利文学老师鼓励我阅读，邀请我去他的公寓并借书给我。当他在我面前打开玻璃书柜时，那就好像美女脱掉了衣裳。那段时期，我在每行字里都发现了多重含义，并在陈词滥调里找到了深刻道理。”（178页）于是，当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受到官方批判的时候，他是班里唯一支持卢卡奇的人，因此被传唤到由学生主持的纪律委员会那里。他还写过一篇关于三年计划的文章，认为这个计划就意味着国家收走他父亲的生意和房子，对于那些疲惫的工人则意味着长时间的低薪劳动。因为这篇文章，他被开除出学生联合会。后来，他因为家庭的资产阶级背景没有被医学院录取，希望读法语和匈牙利语专业也被拒绝，最后算是走运进入了俄语系，后来还是要经受了一番被开除后再经过教授们的介入而获准重新就读的磨难。他说，“无疑，政治渗透了我的大学时代，渗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它成了教授和学生的固定背景。……任何正常的学生角色都被抛弃了”。（188—189页）但是，“我的大学事业，尽管被政治变迁折腾得残缺不全，但还是滋养了我对现实的渴求。我嫉妒今天学生的自由，因为政治并没有介入他们和知识中间，他们也免除了很多无意义障碍之苦，那些曾经严重影响我们生活的障碍。与此同时，考虑到我们能从命运的挑衅和震惊中有所收获，不管它多么令人讨厌，我都不后悔这就是我的命运”。（189—190页）对于那些对该书很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我相信这听起来是非常熟悉的声音。

1956年是康拉德青年时代中记忆最丰富的一年，“在那一年，从未见过的勇敢代替了恐惧”。（199页）他甚至会扛着机关枪走在大街上，甚至有不止一个女人问他能否发发善心，干掉某个隐藏在公寓角落里的人。那时候街上堆满垃圾，墙上贴着用最强烈措辞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的宣传海报。关于移民，这是康拉德回忆录中的重要议题之一。50年代初期，移民在匈牙利成为一个现实话题，当康拉德的父母征询儿女们的意见时，他和姐姐都说不。他也理解父亲想移民的理由，因为他毕竟是“被剥夺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而且对国家主导的商业持悲观态度，怀疑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究竟还有什么意义。但是他有自己的看法：“所有我们爱的人，所有我们喜欢的东西都在这里”，而且我们已经学会了接受人生中的好事和坏事。（186—187页）1956年11月，匈牙利革命失败之后他面临的选择是离开还是留下。他拒绝离开，他相信事情不可能比以前更糟糕，他要了解这里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个未完的故事，我拒绝从中脱身”。（207页）是的，他的想法很正常、也很简单：人真正需要的是熟悉的楼梯、熟悉的咖啡馆、跟以前相同的事物；就算有很多人离开，仍然有很多人留下来；就算我的朋友和爱人离开，仍会有新的朋友和爱人出现；“我的书在这里，天空、俯瞰多瑙河的阳台与河对岸的布达区山丘也在这里”。他还想到，即便被关起来又能把他怎么样？（207页）甚至在后来遭遇到真实的监禁之后，当局同意他移民出国，但是他仍然说不，理由是“我是一名匈牙利作家”。当然他也支持很多朋友离去，不但因为他们留下来会遇到更多危险，而且因为他们更活跃、更有激情、更为重要。因此，“我给自己的建议是：只要不处于致命威胁中，就挺直腰板，继续前行……继续安静、踏实、不起眼、持续地工作。”（208页）在那以后，有20万匈牙利人离开了祖国，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康拉德的一半同学、大部分朋友和爱人。康拉德没有在1956年离开，不是没有机会，而是要坚持坐在桌前写作。他也清楚知道现实中的噩梦会随时降临，他已经学会与忧虑同在，同时不被忧虑所压倒。在这些日子里，阅读使他能够抵抗谎言与陈词滥调，使他继续相信真正的文学能够维系人类的进步。另外，他一边坚持他的文学写作，一边从事城市社会的调查与研究，同时也在情感与性生活中寻求慰藉。“此刻任何对生活的庆祝都看起来像一种自我妥协的媚俗，但爱仍起着抵抗生活之束缚的作用。身处众多的禁令中，偷尝禁果、打破规则的感觉特别好。”（233页）当然，对他的政治迫害也没有停息，1973年他被控告是政治嫌疑人，搜查房间、没收日记、解聘工作、限制在三年内不得出国。当时警察搜查房间的时候，有一段对话很逗，他问警察：“我怎么能用锁在档案橱柜里的日记来煽动任何人去憎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制度呢？”回答是：假如你有客人来，然后你进了厨房煮咖啡，他就能跳到档案橱柜前拿出日记并读了它。（236页）还有就是，警察说“你是个文化抵抗者”，虽然他并不这样认为，但他还是喜欢这样的说法。（242页）作品被禁止发表，让他享受到“一种不受拘束的、内在的、著作者的自由”，他通过加博尔·德姆斯基的地下出版社传播自己的作品，虽然不但没有稿费反而要自费印刷，他把这看作是一种回馈社会的公共服务。

最后回到这本回忆录的书名。所谓“客”，固然是他的犹太人和异见作家的身份隐喻，但重要的是“己乡”，也就是“家”的概念。当在战后回到家乡的时候，回想起被驱逐、被逃亡的往事，对于“家乡”的概念有了更深的反思：当你被驱离家园的时候看到你的乡亲邻里不仅接受这事实，而且更准确说是为此而高兴，那么你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有“家”的感觉，“某种东西被摧毁了，你跟这个地方的关系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亲密得天真无邪了”。他说的是家乡，也是祖国。（91页）康拉德在全书最后提出的问题是“何处是家？”，正是对“客居己乡”这个书名的回应。他的回答是：“他们不会杀死我的地方，我知道孩子们安全的地方，个体和文字受到高度推崇的地方，做我自己和想我所想能得到尊重的地方……”（276页）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是值得他每次旅行归来的时候低语“多美啊”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