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传奇二十年：在成都，一个属于中国诗人的左岸

近年来，成都已经位列文艺青年必打卡城市之一。即使不再把“诗和远方”挂在嘴边，但我们仍然固执地想要用脚印丈量地图。

走在熙熙攘攘的宽窄巷子，如今，它已经被酒吧和餐饮挤满。但是你注意到了吗？在宽窄巷子之间，有一家名为“白夜”的酒吧。

这可不是消费时代的产物，它的故事说来话长。北岛、顾城都曾在白夜酒吧畅聊诗意人生，它被称为中国的左岸。这里有诗有酒有电影，还有坚守了二十年的翟永明。

如今，人们习惯于白日在咖啡吧里闲坐看书，夜晚去酒吧邂逅浪漫。

然而，这一切在80年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那是一段经历过太多震荡的岁月，刚一开放，年轻人们都迫切地涌向新事物。

80年代是一个革旧迎新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

人们从保守封闭的环境跳出来，急需学习新鲜事物，急需表达自己。而文艺浪漫的诗人们也迫切渴望交流，但那时候没有多余的公共空间。

著名画家何多苓称80年代是中国诗人的黄金年代。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衍生出了朦胧诗派。

诗人北岛

大家需要聚集，需要讨论。可是，这样一个能供大家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如何去寻找呢？

80年代文艺女青年

诗人翟永明是“白夜传奇”的缔造者。

80年代，翟永明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在一所物理研究所上班，单位为她分配了一个两人居住的小房间。周遭的环境很封闭保守，大家的工作生活都在一个小圈子里。

翟永明爱好写作，喜欢结交朋友。当室友嫁人后，那间18平的小房子成了她的独立空间。她邀请朋友们过来聚会聊天，熟人、陌生人共同挤在床和沙发上。

后来锁坏了，翟永明索性就让朋友们自己开门进来。每次下班回家，房间里早已坐满了人。

1986年，因为受不了工科单位压抑的环境，翟永明辞职了。1996年，她在英国的旅行途中经过一家咖啡馆，里面还有书店，这样的设计把她打动了。回国后她也想做类似的空间，一个志同道合者可以聚集起来有说有笑的天地。

1998年，她在玉林西路选址开办白夜酒吧，著名建筑师刘家琨为之设计。

白夜酒吧

隔着一面透明的玻璃墙，酒吧内的陈设一览无余。白夜集咖啡吧、书吧、酒吧于一体，经常举办诗歌朗诵活动。这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也正是翟永明想要的感觉。

她说，“白夜和写作，纵贯了我生活中二十年的时间，也纵贯了我生活的这个城市二十年的变迁。”

二十年，一个婴孩足够从嗷嗷待哺到踏入社会，一个城市足够完成历史性跨越。而二十年的白夜酒吧，接待了数不清的岁月过客。老友旧事，都在弹指间发生剧变。

“白夜”已不只属于翟永明自己，还属于整个当代诗歌、文化、艺术界。

文艺青年聚集地

翟永明对电影很感兴趣，白夜除了举办诗歌朗诵会，还特别设定影音周来播放当时的独立电影。

1999年，翟永明邀请初出茅庐的贾樟柯到白夜聊《小武》的创作历程。著名画家何多苓评价，她的情怀是聚集一些文化人，搞一些文化活动。

影音周的海报

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进，白夜来到2007年。由于老白夜场地太小，不适合搞活动，翟永明在宽窄箱子成立了新白夜。由于周边入驻了很多商业酒吧，白夜的生意一度十分惨淡。翟永明必须一边靠写专栏、写电视剧来养活自己，一边继续把白夜支撑下去。

有时候白夜的合伙人戴红劝翟永明把酒吧卖掉算了，可是翟永明坚决拒绝。这是她挥洒青春的地方，多少白天和黑夜都在这里度过。

如今的白夜已成为成都著名的文化地标。现在的文艺青年们去成都小酒馆，多半少不了去白夜逛逛，并在门口问:

“请问翟永明在吗？”

图来源于网络

白夜是翟永明的孩子。她对它倾注所有，在它低落的时候支持它，在它辉煌的时候以它为荣耀。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现在的白夜有了网站和公众号。而新一代管理者加入，继续为白夜注入新鲜血液。

2018年12月，导演程强强带着他的纪录片《白夜往事》来参加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他以1998年为切入口，纵览白夜酒吧20年的兴衰沉浮，全面讲述了白夜的生存、发展、低迷与重生。

导演程强强

2018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邀请到《白夜往事》导演程强强进行专访。

（经访谈记录整理，G表示GZDOC，C表示程强强）

G：您跟翟永明老师会有年龄上的代沟吗？

C：翟姐还是特别好沟通的。她很早之前就开始接触艺术，我有看到她年轻时候做的一些行为艺术、一些展览。我觉得在2000年左右，她已经很先锋了。她和艺术圈走得很近。

35岁的年龄差距没有什么关系。她能听懂你在说什么，而且她也能给你反馈意见。因为她的见识要比我们多，包括她关于历史、写作的看法。有时候我和她相处起来，会有点心虚，因为她经验很多。

有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其实我感觉和她们相比起来，好多年轻人还挺土。因为她们很早以前都很先锋的，一直在做与艺术相关诗歌相关的事情。我们交流完全没有任何障碍。

我去她那儿找素材，然后她就来催我赶赶进度。在这种过程中，我们俩越来越了解对方，互相知道对方的想法，基本所有问题都可以达成一致。她会很尊重我，也会表达她自己。她其实心态很年轻，虽然年纪已经摆在那里，但是心态还是跟普通的年轻人一样。因为20年前，她就已经和一些年轻的艺术家有过一些交流。她在和年轻人怎么沟通，相处，合作这些方面很有经验，没有任何障碍。

G：您以前的经历对您现在做一个纪录片导演有什么影响吗？

C：我觉得以前的经历给我提供了更多的见识。因为你以前相处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你未来要面对的工作，要面对的事情也是各种各样的，感觉和读书一样。

见识更多之后，我们就观察更多，考虑更多。以前的经历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怎么和人相处，因为拍纪录片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相处。这个是周浩导演以前在上课的时候讲过的，这一点很重要。

G：你碰见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

C：我自己碰到的或者说很奇怪的，就是很多诗人艺术家喝多了之后群魔乱舞。在整个场子里开始各种嗨，他们展现了特别不严肃的一面。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朋友聚会的地方，过来放松一下。我其实也拍到了这一部分素材，但我后来还是没有用。

G：在创作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你有遇到过什么崩溃的地方？

C：我觉得最崩溃的是素材还是有点少。因为我之前想的是，完全不要任何采访。我之前想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去一直跟拍她。然后可能她正好在干什么的时候会聊一些内容，这样可能更自然一点。

后来考虑到这个素材量不够，用这种时间成本这么高的方式来做的话，可能最后会在规定时间内，这个片子出不来。所以最崩溃的就是素材不够。还有一个就是电脑后来坏了，电脑比我先崩溃。

G：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慢慢加入到纪录片创作这个行业，你怎么评价？

C：因为都是一茬一茬的嘛，这个可能跟写诗或者做其他创作一样，你这茬人可能有话语权之后，你下一茬人又起来了，就是这样一波一波的。并且现在已经很方便了。

我看好多人还在做Vlog，它其实也算纪录片的一种吧。一茬一茬年轻人，总要有人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挺好的。但我在想，有时候太方便，可能创作也会变得不那么严肃了。但是有这么多人在做，我觉得挺好的。

导演程强强

G：您觉得现在中国大陆这个纪录片产业的行业现状是怎么样？

C：没有来广州之前，我觉得就是两种局面了，一种是电视台纪录片，一种是独立纪录片。中国的大部分独立纪录片是从赵亮、杜海滨他们开始，作品中的人物很边缘，题材也很边缘。有人苦大仇深，就是看到那些人的生活状态，你觉得中国可能就是这样的，但是国外的人他们喜欢这种，就是我之前理解的独立纪录片，可能好多都是这样。

其实不一定都是两极，肯定还有中间地带可以去接触，可以去拍。现在大家好像探索到的就是美食。因为美食这种纪录片你不会出错，我觉得除了看起来很苦的那种，和很正的那种，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地带。后来我发现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导演也在做，比如《四个春天》，它就是讲一家人的故事。

比如说周浩导演，后来他的很多作品也在讲成长、讲变化。其实纪录片不一定就是很惨，也不一定就是很红。中间还有很多地带可以探索。

G：在您创作纪录片的时候，你有会受哪一位导演的启发或影响吗？

C：会，因为周浩对我有影响，而且对我影响还挺大的。还有就是吴文光，我们是永不关机，如果要做那种电影类型的纪录片，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有时候我们拍着拍着错过了很好的一个东西，可能再也不会再来一遍，也不可能去扮演那个东西。

还有贾樟柯，贾樟柯之前的《狗的状况》《公共场所》，还有《东》。他之前是做过不少纪录片的，他的纪录片对我影响也挺大的。还有徐童。除了自然类的或者BBC类的，我看的最多的就是国内非机构制作的纪录片，所以他们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G：您能分享一下这次参与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感受吗？

C：年轻人挺土的，我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很多大师的剪辑，结构，一些拍摄的想法，在1920年的时候已经做的很好了。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在拍摄的时候，他还在想这个应该怎么拍。我觉得没有特别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