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要不要谢外卖员？卡温顿男子高中罗生门事件

【国内】要不要谢外卖员？

一份被“误读”的报告，却引发不小的舆论对立。近日，微博用户“阑夕”引用了美团研究院发布的外卖就业报告，阑夕提及，外卖骑手最希望用户说的三句话分别是：“及时接电话”、“把收餐地址写对”和“收餐时说谢谢”。

接受了服务说“谢谢”本是人之常情，不想最后这个愿望却引发不小反弹。一些微博用户激烈质疑“凭什么说谢谢”，反对者大多表示，说“谢谢”是教养和礼貌，但外卖小哥作为服务业人员，收钱办事乃是“本职”，“没资格要求我说谢谢”。

在人们得知阑夕对报道的解读中存在偏差后，这场争议愈显荒诞。事实上，原报告中外卖员对“收餐时说声谢谢”的诉求比例仅为31%，在九项诉求中排名倒数第二。相比起说声谢谢，更多外卖员希望在高峰期送餐超时时得到理解，以及恶劣天气时能多收获一些理解和关心。为此，有人指责阑夕“刻意挑拨社会矛盾”。

原博主的意图暂且不论。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一句“谢谢”能引发这么大骂战？在“本分”“情分”的争执之下，我们面临的或许远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或素质问题。

错打的靶子

“爱范儿”作者吴羚提出，这场荒诞争议真正的罪魁祸首，应属不断将竞争压力转嫁给骑手的企业和平台：外卖平台用“30分钟送达”的口号讨好消费者，而真正承受的“限时送达”“超时扣款”风险的却是外卖员，当人们指责外卖员提前结束订单、道路违章时，却鲜有人对外卖平台提出质疑。

在吴羚看来，消费者和外卖员之间的许多矛盾，不少源于平台内不合理的竞争方式和管理制度：平台压缩运力，既要快又要节省成本，则骑手的压力因此陡增；又以 “好评”为例，外卖平台完全可以使用不评价则默认好评的机制，而当前规则却让许多骑手不得不开口要求顾客好评，此举实则“绑架”外卖骑手，同时有意无意地将顾客与骑手放在了对立面。

这早已不是底层服务从业者第一次成为企业或平台的“矛盾转移点”了。此前五星酒店被爆卫生丑闻事件里，被拉上风口浪尖的同样是被指责“素质不佳”的清洁工。正如界面记者傅适野在评论文章中提示：五星酒店“不干净”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酒店行业的通病，超量的清洁任务负荷下，酒店清洁工往往只有每间房不到一小时的清扫时间，这让他们不得不权衡利弊，以完成工作而非百分百清洁为主要目的。在资本逐利的过程中，酒店员工和顾客都是利益受损方。

在此意义上，我们与其为外卖员争取“谢谢”和“体谅”，倒不如呼吁切切实实的行业规范与劳动法保护。江雁南曾在“端传媒”上刊文指出，目前几大外卖平台的直营员工人数远远不够几千万点餐者在同一高峰时间点餐所需要的人力，外卖平台为此补充进了第三方物流公司，增加配送人力；而由于外卖平台对加盟的第三方配送公司和众多的众包兼职员工鞭长莫及，只能实行“以罚代管”的粗暴管理方式；与此同时，在大多数第三方配送公司中，外卖员并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他们正长期身处没有底薪，没有五险一金，不受劳动法庇护的恶劣工作环境中。

而根据公众号“两颗土逗”作者“皮皮”曾参与的调研，除了复杂的用工状况，外卖平台诸多管理制度同样有违劳动者权益保护：首先是成本转移，各外卖平台带有自身统一标识的保温箱、帽子、外套都靠外卖员自掏腰包购买，同时以交押金换装备为名，将外卖员与该公司捆绑；其次是严苛罚款，诸如客户投诉，差评过多，暴雨天不出勤，都会让外卖员赔偿过高的金额；最后，压榨性的时间要求让外卖员为了争取那几分钟的时间不得不频频违反交通规则。

分裂的认同

事实上，当这类话题一次次陷入“要不要谢谢”“本分和情分”间的琐细伦理之争时，我们看到了劳动者权益维护背后更深的困境：若社会各阶层难以对彼此境遇达成理解和认同，严肃的公共社会议题将可能仅仅止于伦理上的“教养”或“体谅”训诫；错打的靶子背后，是愈发显著的社会隔阂。

在外卖员议题发酵时，公众号“尖椒部落”曾发起追问：为什么在这么多信息中，我们只看到了“谢谢”？作者鸭青提出，愤怒的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阶级对立”或“劳资纠纷”，但确实存在某种无形的隔阂，让双方拒绝去了解和体谅对方的处境。

这种隔阂即使在强调应“感谢”“体谅”外卖员的言论中也颇为清晰：在知乎“顾客收到餐后应该跟外卖员说谢谢吗？”一类问题下，大部分回答仍围绕于讨论“素养”“宽容”。看似温柔的“体谅”言辞下包含一种内在的距离：我们“体谅”外卖员的辛劳，但我们不应该为他们的辛劳负责，说“谢谢”是我自身道德素养和同情心的表现。

我们真的不该为他们的辛劳负责吗？若细究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其中矛盾更为复杂：外卖员辛苦是共识，而若外卖平台要提高骑手待遇，则意味着服务价格提升，但上述成本最终将转嫁给消费者。倘若我们将“要不要对外卖员说声谢谢”替换为“你是否愿意为提升骑手待遇而买单”，舆论的反响又会如何？在此意义上，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选择同样支撑了平台的剥削机制，而一句“谢谢”，更像是人们去消解剥削社会化所产生的道德压力的一种方式。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教养”式的体谅事实上排除了对某种共同处境的体认。在互联网承受996工作制的白领，不得不凑专职研究员之类的临时性职位、按发表文章“计件工资”的大学青年教师，是否和外卖工人一样正经受劳动剥削和劳动异化？与其体谅外卖员的辛劳，或许更具建设性的体谅，是将这个群体与自身对等看待，尝试理解大家背后共同的结构性困境，以及这种困境在不同群体内的差异化表现。正如豆瓣用户“Lebenswelt”所说，“工人群体不是让这个社会上过得比较好的人表达同情心和情怀的对象，工人的问题也不是这个社会上一小撮很苦的人的问题。工人所遭遇的问题是普遍的问题。”

【国际】美国卡温顿男子高中罗生门事件

1月18日，一则美国白人高中生围攻一名印第安老人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疯狂传播，引得群情激愤，然而随着更多的视频和报道在上周渐次披露，事件的复杂性不断显现，很多媒体称之为“卡温顿传奇”。事件的发酵过程中，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引发了深刻反思。

《大西洋月刊》23日发布的文章将这一事件称为“特朗普时代的矫枉过正”：一群天主教高中的男孩戴着写有“让美国再次伟大”字样的帽子，在参加完反堕胎的生命大游行后，在林肯纪念堂前嘲笑一名打着手鼓吟唱的印第安老者，视频点燃了社交网络，两党、学校、卡温顿天主教会以及生命大游行组织都对此发出了谴责， 很多人将之与特朗普总统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

然而事件很快反转，相关报道称，这些天主教高中男生非但没有参与种族歧视骚扰，反而在遭受来自非裔以色列宗派分子种族主义的、恐同的偏执辱骂的情况下，保持了相对的冷静和克制，于是，媒体人纷纷为先前过快得出结论道歉；但《今日印第安国度》（Indian Country Today）发布的一系列视频显示，这些高中男生对非裔以色列宗派分子的谩骂进行了回击从而加剧了冲突，当印第安老者Nathan Phillips敲击着手鼓走入人群时，也确实有一些男孩做手势嘲笑他；视频中处于中心的高中生Nick Sandmann发布在CNN声明中称，他的同学们在获得随行教师同意后才高声唱校歌来对抗非裔以色列抗议者的仇恨言论，他自己在印第安老者面前一动不动保持微笑只是希望以这种方式缓解事态，而他和他的家人事后都收到了死亡威胁；而Nathan Phillips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Nick Sandmann挡住了他的去路，但后来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是他走到后者面前停下的……

该文作者指出，这个故事之所以在短时间内风行全国，部分是因为它展示了两种以偏概全的叙事，第一种是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是偏见，第二种则全然相反，即自由主义媒体煽动的反歧视已经成为了一种类似于种族压迫的邪恶力量，但后者并非事实。整个故事是特朗普时代的矫枉过正：特朗普从不在意事实，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的追随者则不加批判地重复，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的记者更需要弄清楚事实真相，出现错误时及时承认，证明他们遵循事实而非情感，但特朗普有意将媒体非法化的行为让这一任务更加难以完成。

在《纽约客》刊登的“如何在美国避开假事件：卡温顿的教训”一文中，作者将这次事件与网络战争联系起来，关注社交平台算法在此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文章指出，在看完所有视频后难免会发现事件本身其实微不足道：只有几十人介入其中，没有暴力行为，所谓的冲突只是一次被神秘化了的对视，几分钟后就自然结束了……作者认为，卡温顿传奇并非全然是假新闻，事件中的每一方都不无辜，但却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假事件。第一则视频在推特上一个由41000粉丝的账号以激烈措辞（“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失败者乐不可支地搅扰正在参加原住民游行的印第安抗议者）转发后，这个视频被观看了250万次。由于推特的算法机制奖励以情绪化的方式快速转发，结果导致了“议题设置效应”，即大量的记者争相报道美国不同群体的极化现象，而忽视了其他更值得报道的议题。这就是网络战争所依赖的嵌入在媒体平台的工作方式之中的网络战争所依赖的自动展开过程。这一系统的危险之处在于，一个假事件会导致更多的假事件以几何级速率出现。为了抵抗“议题设置效应”，Reddit等平台允许用户对一则消息投支持或反对票，将选取内容的权力给予用户而不是算法，一定程度上是“反病毒”，相比于片面奖励争议的推特算法是更民主的。但人们投票时也存在随大流的问题，而且机器人也可以投票，作者认为，关键在于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再把病毒式的传播看作是新闻价值的标志物，卡温顿事件是社交媒体的一次产品营销，我们需要做更精明的消费者。

【国际】30位国际知识分子联名警示欧洲危在旦夕

近日，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在《自由报》、《卫报》等多份报刊发表宣言，警告称民粹主义势力正席卷欧洲大陆，欧洲处于危险之中，倡议“欧洲爱国者们（European patriots）”加入一场“新的文明之战”。包括米兰⋅昆德拉、萨尔曼·拉什迪、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阿列克谢耶维奇、奥尔罕·帕慕克、伊恩·麦克尤恩等在内的30位来自21个国家的作家、知识分子签署了这份宣言。

莱维在开篇指出，欧洲正处在危险之中，到处充斥着批评、愤怒和遗弃，“内部受到来自那些坏先知的攻击，他们醉心于怨恨并相信他们的时刻已经到来；外部则被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彼岸的两位伟大盟友所抛弃，他们曾在上个世纪两次拯救其于自毁，加之克里姆林宫越来越不加修饰的操纵，作为理念、意志和代表的欧洲正在我们眼前崩解。

这则宣言直接针对的是5月底的欧洲议会选举，英国将不会参加此次选举，而由于这类选举的投票率历来很低，他们担忧反欧盟者将积极参加投票使得极右翼民粹政党大获成功。“如果不发生改变，如果没有什么能阻挡正在膨胀、生长、上升的潮流，如果没有一种新的抵抗精神马上出现在整个欧洲大陆，欧洲议会选举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破坏者将胜利，依旧相信伊拉斯谟、但丁、歌德和夸美纽斯遗产的人蒙羞，智识和文化受辱，仇外主义和排犹主义爆发，一场大灾难。”麦克尤恩告诉《卫报》，他之所以签署这份宣言是因为对当下感到非常悲观，“但尝试对时代精神可能发生转变抱有希望。”据《纽约时报》报道，莱维正准备在欧洲城市进行巡回演讲，鼓励同意他观点的人站出来投票。

宣言称签署者是不愿接受预见到的灾难的“欧洲爱国者”，这样的人比想象中要多，只是通常过于安静和顺从，“在打败法西斯四分之三个世纪和柏林墙倒塌三十年后，一场新的文明之战开始了。”宣言邀请人们加入一股新的浪潮，要求人们在选举前夕动员起来拒绝将欧洲交给它的掘墓人，劝诫人们重新举起欧洲的火炬，“尽管有错误、疏漏和偶尔的懦弱，欧洲仍然是全世界所有追求自由之人的第二家园。”帕慕克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欧洲的理念对于非西方国家同样重要，否则自由、女权、民主、平等主义等价值很难在他所处的那部分世界中得到捍卫。“没有了这些价值，欧洲就只剩下了旅游业和商业。欧洲首先是理念上而非地理上的，但这些理念正在受到攻击。”

最后，宣言发出紧急呼吁，“从巴黎到罗马，途经巴塞罗那、布达佩斯、德累斯顿、维也纳和华沙，我们必须对那些想要将我们的自由付之一炬的灵魂和精神的纵火犯敲响警钟”，“在这场正在显现的欧洲的怪异失败背后，这场关乎欧洲良心的新危机可能撕裂让我们的社会伟大、荣耀和繁荣的一切，这是193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自由民主及其价值受到了挑战。”

（感谢韩少华、卢南峰对国内部分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