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从距离最近处观照过去:读“杨讷史学著作四种”

姚大力

2019-02-01 11:3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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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讷史学著作四种》,杨讷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杨讷老师研究元史的四种著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已近一年。这四本书,很值得郑重推荐给正在就读历史专业的学生或年轻的中国史学者。他们经常有一种苦恼,想写文章却找不到“好题目”。我们似乎不难懂得选题应在既有讨论的“空白”处或薄弱处去寻找的大道理。可是这样的“空白”又在哪里呢?前人在某些地方留下了“空白”,可能是因为有关资料语焉不详,史家难为无米之巧妇,只好避而不谈。也可能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值得留意的话题。所以靠从现有论文及著作目录的夹缝里去找课题,最终是生产不出好成果来的。
然则好题目该从哪里来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必须是从已有研究的前沿发现的可以将相关认识更深一层向前推进的突破口。不过从已有研究的前沿再出发,倒并不意味着对前人成果全盘的、无条件的接受。正相反,“突破口”往往距离已被广泛接受,却亟须重估反省、甚至理应完全推倒的那一类见解不太远。怎么才能从大家都以为无可动摇的论断中看出它的破绽或漏洞?对历史学来说,那就要着重去考察这些论断所赖以建立的史料依据是否充分和可靠。
杨讷先生
杨讷老师这几本书有两个共同特点,都已被他自己概括在《刘基事迹考》的“后记”里。一是因为晚年寓居加拿大,使用资料有诸多不便,所以他“选择了加深和扩充过去的研究这条路”。此书与《元代白莲教研究》的写作,“都有过去积累的资料,也都有过去发表的论文为基础,可以减少因资料短缺而造成的困难”(见“刘基考”页245)。“刘基考”即从三万五千余字的《刘基事迹七考》增扩到十三万多字,由原先分为七个子目展开的专题性论文改写成一本考证与述事相辅、兼顾专业研究人员和非专业读者阅览需求的高质量人物传记著作。“白莲教研究”一书同样从专题性论文《元代的白莲教》改制而成,其字数增扩的规模与“刘基考”相当。借用一个很时髦的形容词,如果长篇论文留给读者的主要是其洗练挺拔的“骨感”与概念运算的精熟,那么上述两本书就更接近于对人物与事件的血肉丰满的鲜活叙事。
《刘基事迹考》,杨讷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252页,38.00元。
作者说自己所做的工作,是“修正一些错误,补充一些资料,进一步申述自己的某些看法,对不同意见作比较细致的讨论”(见“白莲教”页1)。在另一本书《丘处机“一言止杀”考》里,他更谦称只是在对从前的文字从事“改写”而已。在我看来,他所谓“改写”,根本不止于转换一种讲述方式,更不是使劲地向过去的作品里掺沙加水。那是他对自己已讨论过的话题重经数度反刍咀嚼达十多年之后的再创作。所以新作的眼界、气度,以及在发掘深埋于事物诸多表象下的内在关联性方面,比从前愈见宽阔从容,颇有后出而转精的优长。
另一个特点与我们现在的话题有更密切的关系。由于作者先后从业的两个机构都“藏书极富,使我养成不读第一手资料便不能做研究的习惯”(“刘基考”页245)。正因为惯于从第一手资料入手去把握史实、切入讨论,他的史学判断才会显得那样犀利、实在而有底气。这个特点甚至也反映在他“不言说”的态度中。研究元代白莲教,他说:“在过去的论文里我曾谈到白莲教在南宋的情况,但资料准备不足,写得很简略,篇名不敢兼提宋代。现在这本书虽然在南宋部分有所增补,但还是没有勇气在书名上加一个‘宋’字,原因如故。”(“白莲教”页1至2)关于刘基,他同样交代说:“刘基博学多能,兼有文学家、哲学家之称。我于文学、哲学均为外行,与其献丑,不如藏拙。敬请读者原谅。”(“刘基考”页3)
作者自陈“于全真道本属外行”,因追究丘处机“‘一言止杀’之伪”,而“读今人研究全真的著作,每每感到所论与金元史事不合,方始鼓起勇气,涉足其间”。“涉足”的重要成果,除《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外,就是《早期全真道与方技等关系及其他》(两文均收入《丘处机“一言止杀”考》)。他这样解释后一篇文章在结构上的特殊性(“丘处机”页64)
全真史料庞杂,内容真伪杂陈。我在工作前期,对史料的筛选和考订花了许多时间,及至动手写作,很想把自己的考订依据提供给读者审核。由于通常的论文体裁很难把这些考订文字组织进去, 便决定兼采札记的形式。全文共十二章,前九章解读史料,每章着重解读一篇,均以方技问题为核心。后三章解读近现代人著作,牵涉问题较广,但未撇开方技问题。
上面这段话,把治史与史料的“考订”及“解读”之间的密切关系讲得再清楚不过。
《丘处机“一言止杀”考》,杨讷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200页,35.00元。
史料之所以有必要加以考订,因为它的种类、性质和价值都千差万别。史家对第一手资料及“原始史料”最为留心;尽管它们未必就是“原始纪录”,更不必定都是最可靠的记载,但它们至少是与纪事对象关系最直接、或其书写时间最靠近纪事对象的现存书面纪录。把它们与涉及同一纪事主题的其它各种资料相比,会发现很多说法上的差异。在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判定内在于各种记述之间的相互关系、追溯有关该主题的言说是如何乃至为何逐渐变化时,一手资料和“原始史料”拥有“距离最近”的天生优势。所以在为研究准备素材时,须按史源学所授章法“沿波讨源”,一路追溯到现在可以获得的一手资料或“原始史料”。而在厘清史事、分辨虚实时,则宜顺流放舟,遍搜此后各类相关述事,尽其曲折,而考其流变。现从四种书里略举数端,申说如下。
为讨论早期全真道(即道教全真派教祖王重阳及其七大弟子创教、掌教时期)招徕信众的方式,作者所征引的最早文献,是王重阳死后半个世纪,由三个经详实考订“未尝亲炙王重阳的人共同制作的”《教祖碑》,以及再晚一年成书的耶律楚材《西游录》。前一件史料,竭力称赞王重阳“神通应物”,说他以方术吸引教众,“亟显神异,东人毕从”(“丘处机”页67至69)。后一件史料,则猛烈抨击丘处机,贬全真道为“老氏之邪”。两种文献“立场虽异,却共同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早期全真道的确利用方技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丘处机”页64)。《西游录》所记,为亲历、亲见,是十足的第一手资料。借用董仲舒将春秋十二世分为三段的说法,《教祖碑》记录的则是“所闻”,介乎“所见”与“传所闻”之间;严格说起来,它已经不算标准的第一手史料。在缺乏“所见”证词的情况下,留存至今的种种“所闻”、乃至“传所闻”史料中之最具原初形态者,往往也变为我们不得不格外倚重的“原始史料”。立场正相反的两种史料却一致指向同一事实,遂构筑起作者论证的坚实基础。
几乎具有同等份量的史料对某一件重大史事留下不同记载,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关于蒙古帝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之死,伊利汗国的官史《史集》说是由于大汗嗜酒过度。但它又记载了当时一则流言,说这是大汗弟媳妇、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与她妹妹投毒所致。杨讷老师的《世界征服者》引用参加窝阔台之子贵由即位典礼的西方传教士旅行记,谓贵由处死了一位毒死前大汗的“贵妇人”,推测她就是唆鲁禾帖尼之妹;同时他又从窝阔台的亲信、后来被蒙哥处死的额勒只带坚决否认此事推论,这很可能是“意在株连唆鲁禾帖尼”的一桩冤案。惟因额勒只带的抵制,“所以拖了五年。直到新大大汗贵由即位,排除异议”,才勉强得以将唆鲁禾帖尼的妹妹处死,“但仍未达到株连唆鲁禾帖尼的目的”(《世界征服者》页136)。这本小书采取极其平易、不带一条注释的叙事文体。但从中仍展示出作者在各种史料的冲突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贯通功夫。
《世界征服者》,杨讷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172页,35.00元。
对一手或“原始”史料的倚重、留意,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它们轻信盲从。《明史·刘基传》的文本源于《明实录·刘基行状》,即使不完全算是出自“第一手”的文献,也应该够“原始”了。但是《刘基事迹考》写道,虽说“六百年来,人们在总体上均视《行状》为信史”,作者却对其内容真实性日生怀疑。“其初只是在三四个问题上,后来疑点逐渐增加,终于断定《行状》不仅内容多假,其作者姓名与撰写时间也属伪托”(“刘基考”页1)。《行状》称刘基因反对元廷招安方国珍、力主“宜捕而斩之”,故曾被“羁管”于绍兴。本书作者以《元史》记载的“招谕”方国珍始末为据,补充以刘基本人撰写于当时的两通碑记及多篇记序之作,证明“羁管”之说是从“佐戎”结束后“凡以兵事进者措勿用”的老实话中虚构出来的假故事(“刘基考”页25至32)。本书“死因”一章更多惊人之语。刘基跟从朱元璋十五年,一半在入明之后。但他在后七年半里“实际有职不足两年半”,“末了连诚意伯之禄都丢了。所以刘基临终前对自己的一生不想再说什么,而是遗命子孙不再当官”(页161、177)。这种灰溜溜的结局与他身后享有的越来越高的声誉实在不能相称。其中原因,与后人(例如章太炎)误以《明史·刘基传》作为说理依据有很大关系;因而“一旦揭出《列传》所记之事不实,章太炎的理便失去依托”了(“刘基考”页204)
在从沿波讨源的结果,也就是从史料最原初的尽头再漂浮而下,以观其委折、尽其流变的时候,极应当把近人的研究也纳入“流变”过程,一并加以考察。四种书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证之一,即对白莲教与明教在宋元并未混合的辨析。作者写道,自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的论文发表以来,“‘明教之久已合于白莲社’的说法不断为人引用,几乎成为定论。1983年我在《元代的白莲教》一文中曾对吴晗的说法加以辩驳,但至今仍有人引用吴说,故而有必要再加讨论”。经复按吴晗所据之文献,他发现:吴晗由于不知道南宋初白莲教的创立者茅子元其人其事,因而将中唐以来日渐流行的白莲结社混同于南宋后的白莲教;而无论就他所论及之白莲社,或者宋元之白莲教而言,“吴晗的混合论终究是不可接受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看来不可思议的错误?作者自云,带着这个疑问再次检核吴文,才注意到吴晗对所用史料的来源已有“多从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诸文引用,他山之助,谨申谢意”的说明。吴晗的文章写于抗战时的云南,检阅古籍多有不便,只得凭间接搜获于沙畹、伯希和等人著作里的史料片断,用以立言。他因此误读史料,“也不足深怪。倒是我们这些后来者,无论是吴晗混合论的赞成者还是混合论的反对者如我,在读了《明教与大明帝国》多年之后方明白吴晗说的白莲社同我们说的白莲教并非一事,才是粗疏得可以” (“白莲教”页150至151)。杨老师向以眼光尖锐、快人快语著称。这段话反映出他性格中充满“理解之同情”的那一面。本书还很有理有据地辨明,元末白莲教徒起义时宣扬的“明王出世”亦丝毫不与明教相涉,实出于白莲教信奉的净土宗经典(“白莲教”页227 )
《元代白莲教研究》,杨讷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250页,38.00元。
作者在结束本章时不无慨叹地说:“在学术研究中有不同意见是十分正常的,但随随便便永远不是学术工作者应有的治学态度”(“白莲教”页232)。在论文《丘处机“一言止杀”考》结尾处他同样慨叹道:“因为读近人著作,感到随意对待史料的风气愈来愈盛,故而书此一笔,以提醒青年的史学工作者”(“丘处机”页155)。那么什么才不算“随随便便”的、“随意”的学术态度呢?作者想强调的,我以为就是回到对基本史料的深度解读这个起点,回到与史事发生的时空最接近的观照点上,去探察“原始史料”与真实间的同与异,探察后续的叙事如何逐步乖离“原始史料”的种种可能,去重新审视并推进前人已获得的认识。
杨讷老师往年每次返国,我们都会有一两次饭晤。杨师母在加国病逝后,他也曾有过回沪颐养天年的打算。为此我还领他参观过上海的养老院。自从他这四种书出齐之日,我就想找机会向他汇报自己重读这些作品的心得。可惜这个念头还来不及实现,他已离我们而去。连日以来反复拜阅他的著述,追想前辈风流,良多怅然!现在只好以书评权代悼亡文,但愿还赶得上藉此告慰在天之灵。
他在元史学界属于比我们大一辈的学者。凡被他与同辈称为“先生”的,如韩儒林、翁独健、杨志玖等教授,我们也跟着叫“先生”;凡在他那一辈人之间互称“老陈”、“老周”、“老邱”的,我们都习惯以“老师”相称。这是我在本文中叫他杨老师的缘由。与老师们之间,就像在老师们相互之间一样,我们一直心存无话不可谈的默契,亦一直心存“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分寸。从我们的“先生”和“老师”两辈人中,也丝毫看不见“年轻时卖命,年老后卖名”的流俗。他们大都坚持不停地写,一写就是多达一两万字、甚至更长的论文,直到八十岁高龄上下。目睹他们表率于前,我们惟有加倍努力,好把这样的风气代代传递下去。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元史,杨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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