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国会上重要而微妙的议题：总统有没有权力免除他任命的人

编者按：首届联邦国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成效的一届议会，在美国历史及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具划时代意义。它将宪法从一卷羊皮纸转变为强有力的政治机制和灵活的政治实践，将共和的梦想落实为有血有肉的现实。本文由历史学家、记者博德维奇所写，其历史写作的最大特点是“观念新颖，行文新潮”，故事动人心魄，人物塑造栩栩如生，无浮夸媚俗之态。

6月8日上午10点左右，天气开始变得闷热难受，纽约夏季的湿热气候让国会议员们更加不舒服，他们都穿着厚厚的呢子外套， 里面是贴身马甲，脖子上还系着亚麻颈巾。尽管众议院会议厅的大窗户有利于空气流动，但是天气非常闷热，议员们出汗很多，很多旁听的人拥了进来，让大厅里变得更加让人烦躁。詹姆斯·麦迪逊终于触动了修宪“那个重要而又微妙的议题”。没多少人知道他要说什么。“他是打算仅仅转移一下对方的注意力，还是被自己所在州的反联邦主义情绪吓怕了，考虑放弃一些关键利益，我不得而知。”宾夕法尼亚众议员乔治·克莱默在等待麦迪逊发言之前这样给朋友写道。他用了一个水手遇到鲸鱼时常用的手段来说明问题： 当水手受到鲸鱼威胁的时候，他们一般会往海里扔下一个木桶，希望以此转移鲸鱼的注意力。

麦迪逊有两个目标：赢得反联邦主义者的支持，以及阻止那些从根本上对宪法有害的修正案。麦迪逊手里攥着一大把提前准备好的材料，起身发言。当他坦承对宪法有一些很严重的反对意见时，国会议员们变得紧张起来。他观察到一小部分人反对宪法的基本架构，因为他们认为宪法削弱了州政府的权力。更多的人对宪法不满是因为它没能保护美国人珍视的基本自由。现在他承诺“如果可以通过对宪法做一些修正而使之更好地保护其最乐观的支持者，我们将不会做聪明人不做的事情”。这话听起来很别扭，或许正反映了麦迪逊当时的矛盾心理。适度“ 修正”或许可行，因为他说：“如果权力总有被滥用的可能，那么中央政府的权力应该通过更保险的方式施行。”

在百老汇大道街尾的法国大使馆，穆斯捷伯爵正琢磨麦迪逊到底想干什么。来自法国宫廷又生性多疑的他，猜想麦迪逊和联邦主义者一定是在借机向总统表忠心，他“最主要但又没说出来的”动机实际上是“再度利用”宪法让总统获得更大的权力。“如果策划者目的如此，那么他们只能通过一些迂回的方法引开公众的注意力， 使他们觉得一切都是为了公众的权益”，穆斯捷伯爵给在巴黎的政府如此报告，而那个政府几周后就将陷入法国大革命的骚乱。

与其说麦迪逊的演说带有某种政治阴谋，不如说它是长期政治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麦迪逊反对任何形式的修宪，这是人所共知的。修宪的问题似乎在制宪会议上已经解决，当时乔治·梅森和埃尔布里奇·格里请求在宪法中加入权利法案，但是被否决了。然而，对于刚刚经历了英国专制统治的许多美国人来说，他们不会轻易信任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宪法获得批准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几近流产。尽管只有北卡罗来纳和罗得岛没有批准宪法，但在其他批准宪法的州里，支持和反对的票数非常接近。另外，好几个州在批准宪法的同时，还提了200多条部分类似的意见。许多意见都涉及一些根本性的改变，比如确保立法分支永远处于主导地位，朝着利于州政府的方向重新平衡权力分配，设立联邦委员会，使之有权推翻高等法院做出的争议判决，对总统和国会议员的任期进行限制，限制总统的赦免权和军权，限制国会在收税、监督联邦选举、管理州政府和通过商业法律等方面的权力，以及国会在批准条约时需获得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赞成票。

纽约议会要求修改宪法，确保政府的权力可以“在人民追求幸福的必要情况下收回”——一个实质上无政府状态的要求，同时还急迫地要求联邦官员宣誓不侵犯各州的权力和宪法，而把各州的权利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有一个提案要求国会两院都对公众开放，这个提案很有深意：虽然众议院面向公众开放，但是参议院的会议却是闭门进行的，这被一些市民看成贵族倾向的明显标志。还有一些提案要求规定国会选区的大小、禁止设立常备军、禁止联邦政府直接征税。尽管在即将开始的国会辩论中权利法案的说法只是泛泛而谈，但有些州议会其实根本就没提及个人自由的问题。在麦迪逊眼里，最麻烦的是几个州议会关于恢复使用《联邦条例》中限制性表述的要求：没有明确规定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自动属于各州。在麦迪逊的盟友看来，这样的条文就是给政府“ 戴上了脚镣”。

让麦迪逊下决心修宪的有好几件事：若不修宪，北卡罗来纳就会继续拒绝批准宪法，麦迪逊自己未能在弗吉尼亚的选举中获得参议员席位，不得不与反联邦主义者（也是后来的总统）詹姆斯·门罗展开激烈竞争，以获得众议员资格。持续几周的雨雪低温天气让他的选民饱受严寒折磨，麦迪逊不断急切地表示，自己“一直认为宪法可以有所改善”，而且现在正式批准则让他能“自由地支持修宪”。宾夕法尼亚的罗伯特·莫里斯对麦迪逊的改变说得一针见血：“可怜的麦迪逊在弗吉尼亚吓怕了，我觉得他自那以后就在想修宪的事情了。”

麦迪逊的立场转变显然也是因为受到他的朋友和导师托马斯·杰斐逊的影响，他们之间有密切的通信往来。尽管二人在很多方面颇为相似，但他们对于如何实现联邦政府权力和民众意愿之间的平衡分歧不小。麦迪逊对多数裁定原则和大众运动不太放心，而杰斐逊则认为“不时发生一点反抗是好事”。然而，就算身处大西洋对岸，远离有关批准宪法的激烈辩论，杰斐逊还是不断要求麦迪逊支持民众的诉求：“人民有权反对任何政府，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还是具体某个政府。”这样的法案可能在短期内给政府工作带来麻烦，但是“不对外明确宣布立场带来的不便是恒久、痛苦、无法弥补的”。（麦迪逊也得到了总统的支持，他在就职演说里已经提及修宪的原则，虽然这份演讲稿是麦迪逊操刀代写的。）

麦迪逊从未期望宪法被看作像铜制雕像、美国人的巴力神一样亘古不变。“若美国人民不曾因为盲目崇拜某些古风、习俗或名人，而放弃源于自身良知、时局判断和生命历练做出的判断，这难道不是一种荣耀吗？”他说。相反，他捍卫宪法主要是基于实用性的考虑。关键在于依赖经验而非权威，依赖对于宪法具体规定的冷静证明。他强调，宪法的真正优缺点“只有在实际生效后才能显现”。

麦迪逊在面临挑战时，显示出了极高的战略警觉性。他深知如果不能采取主动，反对宪法的人就会占据主动。所以，联邦主义者需要采取一些“调和的措施”，使“那些被蛊惑的反对者避免落入别人的圈套”，以降低反对者的声势。麦迪逊认为，如果他不主动提议修宪，反联邦主义者阵营三天内肯定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与其等着反对者开口，不如把修宪作为“宪法支持者的礼物送给他们”。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预计“这样做会让各地的反对意见消失，而通过消除人们的反对情绪，政府可以放手去尝试一些更大胆的措施”。

反联邦主义者很清楚接下去该怎么做。“联邦主义者的目标就是分化大家的意见。”来自弗吉尼亚的参议员威廉·格雷森向他的资助人帕特里克·亨利报告道，亨利是麦迪逊在家乡的最大敌人。格雷森到达纽约时，痛风和腹泻极为严重，早没有心情与“小杰米”麦迪逊及其联邦主义支持者周旋。“修宪之后，我猜很多乐观的人该期待继续削弱各州立法机构的独立了。”他颇为郁闷地告诉亨利。

既然已经承诺修宪，那么麦迪逊就需要付诸行动。他大大减少了提案的数量，剔除了琐碎的和政治上站不住脚的，合并了一些，改写了一些，忽略了无法排进议程的。他不接受以任何方式削弱总统——其本身已经是政府权力分支上“较弱”的一方了——权力的“改变”，他告诉同僚。他的提案主要针对国会，“因为它是最有权力的分支，最有可能滥用职权”。一些国会议员——他很郑重地跟一些联邦主义者说——认为权力法案没有必要，因为很多州已经有了类似的法案。这没有说服力，他说，原因是很多州根本没有这样的法案，另一些州的法案则是“绝对不合适的”，它们实际上以保护的名义限制了公民的权利。

一旦保护公民权利的法案被写进宪法，他继续说，“它们将成为任何企图滥用职权的人无法穿透的堡垒”。他可能还记着杰斐逊所做的预测，那就是权利法案的真正价值在于未来。当还未成形的司法系统将来在联邦和州政府两个层面处理不公正行为的时候，权利法案将成为一个强大的武器。然后麦迪逊提议在宪法上加上一段前言，以呼应《独立宣言》——该文件主要由杰斐逊完成——宣布“ 一切权力源自人民”，政府存在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体现在享受生活的乐趣和生命的自由上”，体现在获得和使用财产的权利上，“主要体现在追求和得到幸福与安全上”。麦迪逊又说，这一点很重要，“ 一旦人民发现政府不利于或不足以履行其职责，人民具有不容置疑、不可剥夺、无可辩驳的权利改革或者改变政府”。这些想法都显得非常激进，让麦迪逊的一些保守派同僚颇为担忧，也让美国社会更广阔的领域置于联邦政府的监督之下。他甚至希望修正案能嵌进——像新的切口一样“嫁接”，他用了更符合种植园主的词句——宪法，成为伟大文献一个永恒的部分。

然后麦迪逊开始考虑其他修正案。他提议每个州在国会的众议员人数不超过该州人口的三万分之一，每个州至少应该有两名众议员；国会议员在下一次选举之前应该禁止涨薪水；联邦法院对财产损失的索赔应该设置最低限度；陪审团的审理工作应该在距离案件发生地较近的地方进行。直到此时，麦迪逊才最后（也很简略地）提及个人自由问题，要求在宪法里加入保护公民信仰、言论、新闻、 请愿、集会、拥有武器的权利，阻止不合理搜查和拘禁的权利，司法程序中被告的权利，出于宗教原因免服兵役的权利。然后，他继续提出可能是最意义深远的提案，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不比其他的重要，至少也一样重要”：通过明确宣布“相比于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在滥用一些权力方面带来更多危险”，规定不仅联邦政府，而且州政府也无权干涉宗教信仰自由、新闻自由或陪审团的审理工作。还有一个很有争议的提案，他提议在联邦政府各个分支之间合理分配权力，并称“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又没有明文禁止各州不得拥有的权力，由各州享有”。这解决了——也巧妙地回避了——反联邦主义者要求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除了宪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 应享有的权力之外，其他权力归州政府所有。

如果麦迪逊以为他的这些提案能迅速得到批准，他就大错特错了。对于认为修宪毫无必要的费希尔·埃姆斯来说，麦迪逊好像只是收集了“报纸上所有的牢骚和抱怨——所有关于议会的文章——和无所事事的闲聊”。康涅狄格的罗杰·舍曼聪明但不善言辞，说话不会拐弯，是众议院著名的联邦主义者之一。他说“这时候提起修宪的问题，给人们造成的担心多于抚慰”。宪法或许并不完美，舍曼承认，但是世上又有什么是完美的呢？“我不指望看到世人创造出完美的东西。”脾气火暴的佐治亚州议员詹姆斯·杰克逊把这一系列的修宪提案说成“愚人的烟花”，“看着好玩，后果却往往很危险”。他还补充说，在一些拥有所谓权利法案的州，正发生着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杰克逊然后用一个很经典的比喻来说明问题，他把宪法比喻成建造完成但还没有出海的轮船：“这艘船现在还在船坞里——我们还没有试航，不知道航行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谁来掌舵。实验之后她可能完美无缺，也可能瑕疵明显。在现有情况下，谨慎的船主会考虑改变吗？他会雇上两千人打开甲板拆开骨架吗？”

麦迪逊这些表面上的政治盟友发难之后，就轮到反联邦主义者了。他们抱怨麦迪逊忽视了好几个州——包括他老家弗吉尼亚州——所要求的结构性修宪。与他们处在同一战线的有来自新罕布什尔的反政府联邦主义者塞缪尔·利弗莫尔，他指责麦迪逊只挑选自己喜欢的提案，还说，麦迪逊可能觉得他比各州及议会的人都更加聪明能干。埃尔布里奇·格里曾一直鼓动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但这一次他却反对麦迪逊修宪，这着实让大家意外。格里认为有更紧迫的事，他说“拯救这个国家要靠体制，是否修宪都一样”。他同时认为所有的修宪提案都要考虑到，而不仅仅是麦迪逊粗粗挑出来的这些。作为一个政治经验丰富的人，格里感到如果此次弗吉尼亚人麦迪逊取得成功，反联邦主义者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在国会形成多数派，完成他们期待的激进修宪大业了。格里不惧怕战斗，但他希望准备好了再战斗。

很多南方人担心的问题则要具体得多。国会议员威廉·劳顿·史密斯认为南卡罗来纳应该对宪法的任何“革新”都“特别小心”。史密斯成功地避开了那些质疑他是否忠诚、是否有资格当选国会议员的人，成了众议院最活跃的议员之一，奴隶制最忠实的拥趸之一。就这个文件看来，它不会对“我们州的权力”带来任何威胁，史密斯告诉一位心腹，但是如果“头脑聪敏和能言善辩的人”给它带来一些其他内容，就不能保证将来还会带来什么别的变化。一旦开了头，修宪的历程何时终止？它最终有可能关注南卡罗来纳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我们的州在联邦中势单力薄——确实如此——没有其他州支持我们的特殊权益，尤其关于蓄奴这一点。其他所有的州都不支持我们，但是如果现行宪法保持不变，他们在20年内不可能触及我们关于黑奴的权益，或许20年以后宪法也不会在这方面做出改变。”尽管一些来自蓄奴州的众议员也偶尔表示希望结束奴隶制，但史密斯夸大了南卡罗来纳的孤立地位。对于大多数蓄奴州的国会议员来说，当麦迪逊在宪法前言里宣称人人生而自由和独立、人人拥有政府应该尊重的权利时，奴隶制的基础已经动摇了。

总之，让麦迪逊感到沮丧的是，根本没有人对修宪感兴趣。他们说麦迪逊准备的一系列修宪意见就算不是浪费时间，在时间节点上也很不成熟。更加紧迫的任务等着处理。东南部越发严重的印第安袭击不值得关注吗？“佐治亚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位《每日广告报》的记者大声疾呼，“敦促国会赶紧采取行动，否则佐治亚就保不住了。”不是要设立联邦国土办公室管理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定居点问题吗？在哪里呢？宾夕法尼亚的托马斯· 斯科特警告说，未来几年数以百万的人将穿越阿勒格尼山脉，任由“那个区域被没有原则的匪徒占据”，对这个国家应该没什么好处。不是要设立法庭吗？不是要设立海关征税吗？“人民焦急地等着政府开始运作，”来自特拉华的坚定联邦主义者约翰·瓦伊宁呼吁道，“税收法律通过了吗？不是每天都有税收流失的问题吗？别再一个接一个地讨论所谓重要问题了，先做出一些决定吧。”让麦迪逊颇为懊恼的是，修宪的问题只能再等等。

麦迪逊曾经期望税收法案能及时通过，以便对春季的进口商品进行征税。但时机早就错过了，因为国会延迟开幕，加上“很多地方利益和成见需要妥协”，宾夕法尼亚众议员托马斯·哈特利感叹道。哈特利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兵和积极的联邦主义者。各种利 益相互争斗，国会辩论几乎停滞。马里兰的丹尼尔· 卡罗尔是一位富商和地主，全国最显赫的天主教家族后代。由于所在的地区有一 家玻璃工厂，他就号召对玻璃制造业进行保护，也确实如愿了。罗杰·舍曼坚持要求对进口烟草征重税，避免康涅狄格种植的烟草在竞争中不利。本杰明·古德休代表马萨诸塞的琳恩镇，该镇有制鞋业，他要求对进口的布鞋、胶鞋以及拖鞋征重税。南卡罗来纳的伊达诺斯·伯克要求对进口的大麻征重税，而弗吉尼亚人要求对进口的煤炭征税，因为那里煤炭业正发展迅速。人们的情绪变得越发难以控制。爱尔兰出生的宾夕法尼亚众议员托马斯· 菲茨西蒙斯—— 他和罗伯特·莫里斯交情很深，是众议院税收法案讨论的主持人之一——嘲笑“马萨诸塞人非常固执，他们表现出的斤斤计较有损声名”，而费希尔·埃姆斯则私下说宾夕法尼亚人生性“ 狡猾”，“他们的表情、举止和情绪处处透着小心，也可能是担心或嫌弃”。总之，就如新罕布什尔参议员佩因· 温盖特所说的，征税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当税收法案最终在5月中旬送到参议院的时候，参议员把众议员们争论了几个星期的很多问题又重新吵了一遍。“北方的也好，南方的也罢，尤其是南方的参议员，只要某些条款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就立刻争得面红耳赤。”麦克莱在日记里写道。贵族出身的南卡罗来纳参议员皮尔斯·巴特勒“火冒三丈，威胁说他所在的州会退出联邦，说得斩钉截铁”，并说整个税收法案就是“针对南卡罗来纳设计的”，因为他说预定征收的税负比他想象的重。同时，身材高挑瘦长的弗吉尼亚议员理查德·亨利·李——麦克莱评价为“当然有些自大和自负”，“但也很有想法，经验丰富”——在质疑宾夕法尼亚人努力保护本地制糖业的时候，引起哄堂大笑。他说“美国人做出来的糖块就像在石灰里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为了让糖溶解，把糖勺都弄断了”，“说话的口气里满是害怕和可怜，连最不苟言笑的人都会被逗乐”。从来不懂幽默的麦克莱还记录了下面这句李说的话：“为了支持费城那几个人的利益，我必须继续折断糖勺，300万美国人也必须继续交税。”

麦迪逊成功地游说众议院，使其通过了一系列税收法案，它们有利于同美国签署了友好协定的国家，主要是法国，也对拒绝签署贸易协定又禁止美国船只停靠加勒比港口的英格兰进行了报复。然而，对于同英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北部地区来说，这种明显有利于法国的贸易政策无异于意气用事，因为法国商船在跨大西洋贸易中占的份额小得多。为什么要得罪英格兰、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贸易伙伴呢？它们虽然没有与美国签订贸易协定，但是如果美国不是故意惹怒它们，没准它们将来会签署贸易协定。美国这样有可能与英国“展开贸易战”，马萨诸塞的凯莱布·斯特朗提出了强烈批评。作为法国的铁杆支持者，麦克莱反驳说“贸易协定只要有效力，签署协定的国家之间当然要比没签署的国家之间更团结一些”，但几乎没有人支持他的意见。参议院的格局分布不大一样，北方商业利益在这里比在众议院有更多的代言人。最终参议院以较大优势否决了对不同国家区别对待的做法，全面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众议院默许了参议院的这一做法，这让新英格兰人难掩兴奋。费希尔·埃姆斯欢呼雀跃，“谢天谢地，如同受到了神的指示一般，参议院终于抛弃了对不同国家征收不同关税的可笑想法”。

修改后的法案回到众议院，“面目全非”，与前一稿大相径庭。尽管一些众议员被参议院的讨论说服了，但多数人拒绝让步，其结果是又一轮两院之间的利益角逐。所有人都清楚，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个过程都会为将来创造先例，甚至会让某一院在国会中获得更重要的地位。一些众议员厌倦了税收法案的议题，打算与参议院妥协；另一些人则准备战斗到底。为了避免这种对抗局面严重影响政府运作，一些冷静的议员建议创立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联合委员会——此类联合委员会如今已经司空见惯——以消除两院的分歧。

与此同时，众议院于6月16日暂停讨论税收问题，投票决定设立外交部事宜。这是同战争部、财政部及司法部一起成立的首批4个内阁部门之一，也是联邦政府行政分支的基石。无论是在联邦大楼的前厅，还是在酒馆和客栈，抑或是在街头巷尾，似乎每个人都在议论谁会获得国会即将设立的新职位。利文斯顿仍然对财政部的职位满心期待，而其他人则推举宾夕法尼亚的蒂莫西·皮克林，或者纽约的反联邦主义者塞缪尔·奥斯古德。然而，据麦迪逊记载，“汉密尔顿是讨论最多的人选”。尽管大家普遍认为亲英派的约翰·杰伊只要愿意很有可能获得外交部部长的职位，但据说他更愿意被提名为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如果真的那样，总统或许会提名亲法派的托马斯·杰斐逊担任外交部部长，其人当时仍在巴黎担任外交官。作为最有经验的可用之才之一，杰斐逊肯定会被委以重任。但他自己怎么想呢？华盛顿和麦迪逊无从知道，就如麦迪逊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的——“对你的想法不甚了解”。

一个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总统有没有权力免除他任命的人？“从来没有一个问题像这件事情一样让人念念不忘。”一位马里兰国会议员写道。对麦迪逊而言，这个问题很关键。他担心如果行政部门头脑完全由参议院决定，就会形成对抗总统的小集团，瘫痪行政部门，让公共事务难以开展。

带头发难的是一个脸形瘦削的人——佐治亚议员詹姆斯·杰克逊，他说出了大家心中最担心的问题，这个国家难以接受总统随意任命和免除行政官员。他用十分夸张的语言描述了这样的权力，称它将“把新宪法带给人民的无限希望彻底击碎”。时年31岁的杰克逊出生在英格兰，15岁时来到美国，被萨凡纳一个著名家庭收留。据说，1776年，杰克逊成为“（佐治亚）第一个拿起武器反抗（英国人）的男孩”。到24岁时，他已经在佐治亚有了自己的民兵队，在南部战场打了好几场硬战。他还参加了至少两场决斗，在其中一场击毙对手，被誉为政治斗士和刚烈的共和派。尽管他把华盛顿视作“世上最伟大的人”，但他却积极反对赋予总统过度的权力，担心这样的先例会带来糟糕的后果，如果将来出现“一个品行不端的人当总统”的话。杰克逊被普遍认为是第一届国会上最富激情的演讲者（也常常不拘小节），他演说的声音太大，以致楼上的参议员至少有一次不得不关上窗户以免受到干扰。

他以标志性的洪亮嗓音引经据典，大声疾呼，上溯到古希腊、迦太基和“犹太人的神权政治”，宣称美国人有理由“担心权力过分集中到总统一人的手中”。谁都不会认为伟大的华盛顿会成为民主的威胁，“但是总有一天，对权力的贪婪会慢慢渗透到整个政治体系里去，腐蚀宪法，破坏其精髓，颠覆其精神”。总统是军队最高统帅，设想一下将来某一天他也有权控制财政部部长的情形，到时候整个国家的钱袋子就捏在他手上了，“而你只是不断往保险箱里存钱，为他的帝国积累财富”，如此便赋予了他“瓦解美国民主”的权力。

就演讲风格而言，詹姆斯·麦迪逊几乎与杰克逊完全相反：没有激情、说教太多，声音还小。他重申总统必须拥有强大的权力，行政首长如果依赖参议院批准他的人事任免权，将一事无成。独裁政权不可能在美国出现：既然选举总统是由几百万人投票决定的，难以想象一个“品行不端的人”怎么会被选为总统。然而，如果参议院拥有否决总统人事任免的权力，官员们将很快意识到他们依赖的不是任命自己的人，而是立法机构从而在实质上成为参议院的代理人。一旦国会决定设立某个职位，总统任命人选，“立法机构的权力就到此结束了”，麦迪逊坚持表示。他已经重复了这个原则无数次，而他一直被认为是宪法最主要的解释者，就算反对他的人也如此认为。他说的话比慷慨激昂的佐治亚民兵指挥官杰克逊更有分量。

然后众议院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投票，以30比20通过了麦迪逊主张的总统权力法案。铁杆联邦主义者欣喜若狂。“我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场辩论，”埃姆斯说，“确实很煎熬，这场辩论关系到政府的核心问题。”然而，反联邦主义者的计划落了空。参议院又拖了一个月才通过这个法案，但麦迪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为巩固总统权力又赢得了一场胜利。

本文摘选自《首届国会——美国政府的创造，1789—1791》，[美]弗格斯·M.博德维奇 著 濮阳荣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与纸间悦动联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