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飞评《过年：华北根据地的民俗改造》︱“有组织地”过年

半个世纪前的1969年年初，为开好中共九大，广东团于春节前在广州集中学习。一位来自粤北韶关的瑶族代表试图开溜，被拦下时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这位代表最终被送回家——不是组织顾念猪没人杀，而是“觉悟太低”，不够当代表，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火红的年代尚且如此，春节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之重可见一斑。九大是政治生活中的盛事，过年是日常生活中的要事，当过年遇上政治，结果并非总是在意料之中。在中共从革命到执政的脉络里，上述故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年代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李军全新著《过年：华北根据地的民俗改造（1937-1949）》便是以抗战到解放前中共在华北控制区域的春节为研究对象展开论述的，具体涉及华北社会背景、春节宣传、春节优抗、春节文娱的改造以及民众参与等问题，这里择要引介评述如下。

为什么是春节？

对共产党人来说，动员组织群众是一项再重要不过的任务，这是干革命的基础。宣传教育与组织动员密不可分，甚至在许多时候改变观念是前提。影响群众的脑筋又与宣教密不可分。一个有着鲜明理论色彩的革命政党如何去影响广大文盲半文盲群众？中共北方局宣传负责人李大章曾提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又是比较文化落后的农村，我们宣传鼓动的对象，主要是广大的民众群众，因之我们专靠文字的宣传方式，是无法使广大民众群众都能普遍深入接受的。所以，还必须互相配合以更广泛的个人或集体（各种集会、民族革命室）的口头宣传；必须互相配合以易使人感动刺激的戏剧、歌曲和音乐的宣传；必须互相配合以最易使人注目和了解的各种图标和漫画宣传；必须还要运用一切办法，大大发展社会的抗日教育，恢复一切倒闭了的学校，多多办理各种夜校与补习学校，建立健全救亡室；必须还要经过一切可能，多多编印一些通俗的抗战丛书与小册子，广为散发与传播。”可见，领导上明确要求应结合敌后广大农村的实际，不拘形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载体和契机实施宣教。可以想见，这种要求的极致表现便是构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沉浸式宣传环境。

作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深深植根于民众精神世界的节日，春节自然会被借重。如《新华日报》（华北版）一篇文章（1939年2月13日）所言：“旧历新年又来到了，这正是我们进行各种工作的一个好机会，在新年中，人们的心理状态比平日是略微不同的，一切宣传鼓动组织动员工作，可以在新年中收到特殊的效果，每个善于工作的同志应该牢牢地把握到民众的传统习惯与民族感情。”

为达到好的效果，这项工作像根据地许多其他工作一样也被要求精细组织与坚强领导。《晋察冀日报》刊文指出（1942年1月30日）：“没有坚强的组织与领导，是不会把一个带有广大群众性的工作，做得很好的。举凡政权机关、群众团体，特别是区村级的政权与群众团体，村剧团、冬学和小学的教师，部队中的剧社、宣传队、民运组以及俱乐部的娱乐委员会，都有责任自动出来组织、领导与帮助自己力所能及的地区里面的群众在新年中的文化娱乐工作。”

春节中的宣传

春节到来之前，组织上会召开专门的春节宣传工作会议，对宣传工作的组织、方式、策略、内容等都会做出具体安排和部署。上级会议之后，常常又有次级会议，层层传达到最基层。领导上会编印和发放宣传册、讲话材料、剧本、对联及口号等。宣传的重点内容无外乎敌我斗争形势、根据地政策、政局前途等方面，毫无疑问偏重于积极面。具体而言，罗列对敌斗争战果（明确要求有具体的事例和数目），以表明根据地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更加巩固和扩大；显示根据地各项政策的正确性，强调与敌占区、友军区对比，凸显根据地民众的幸福生活；到抗战后期及国共政争期，则越来越强调根据地是战后“新中国”的基础。

为做好这些工作，小学教员和学生以及干部被动员起来粉刷乡村墙壁，用鲜艳的颜色涂画合乎年节的标语、口号、街头诗、新年抗战小调、新年祝词等。这些自然会密切联系时局，比如1945年春节晋察冀三地委宣传口号就有：庆祝苏联红军向德寇巢穴大进军的伟大胜利！反攻日寇收复失地，只有依靠共产党八路军！军民大团结，准备总反攻！开展大生产运动，准备反攻实力！

除了以上提到的文字和图画，也会有群众集会这种更直接的方式。比如1946年春节，太行行署要求各地于元宵节普遍召开群众大会，深入宣传“和平民主的实现是全国人民百年来不屈不挠奋斗与八年浴血抗战的结果”；1947年春节太行根据地又布置各地召开群众性的翻身总结大会，同时展览地主剥削、农民斗争果实等场景和实物。

春节优抗

在敌后根据地的春节中，优待抗属（优抗）是别具特色的项目——不太听闻国民党方面有类似的举动；并且延续至今，已成新的“年俗”。

本书揭示了优抗的特殊重要性：“在革命动员环境中，使参加或支持革命的乡村民众因危机和风险而获得特殊的革命慰藉，不仅是一个革命者继续获得乡村资源的问题，还是一件革命政权合法性塑造的事情。”（79页）春节因其显著的“佳节”属性而成为慰问革命贡献者的时机。如作者所言：“如何弥补乡村家庭因参加军队造成的过年团圆缺失，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中共军队战斗力的军事问题。”（82页）对此，《新华日报》（华北版）曾有文章（1941年3月29日）详细分析：“如果那些穷苦的抗属，要是得不到政府和乡亲的实际有效的援助和精神上的关怀与安慰，偶尔再遇到些什么不快意的事，就会愁眉不展，加倍思念到其出征在外的丈夫或儿子，于是家书频发，苦况缕述，结果必致影响到前线健儿抗战杀敌的情绪，甚至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做出不体面的事情。”可见，优抗不仅是道义体现，也是现实需要。

组织上对优抗甚为重视，前述宣传工作在实际执行中可能会有折扣，但有充分材料证明，优抗确有落到实处。优抗主要体现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前者具体体现为召开优抗大会、抗属联欢会（设光荣席）、给子弟兵写慰问信、为抗属贴光荣春联、悬挂牌匾等政治关怀上，后者则反映在相当数量的粮、钱、柴、肉、油、盐、衣、鞋等日用物资（其来源于公家支出或募捐）上。不少材料都显示，这种精神、物质的双重慰藉对抗属家庭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改造旧年俗

春节作为古老的节日，有许多传承已久的元素，自然也就形成了其自身的历史积淀。对这些相对稳定的元素，即便不合新时代的要求，也不太可能彻底废除，比较可行的方式是“旧瓶装新酒”——保留形式，内容上革新。年画、春联、戏剧、秧歌等都是春节中的基本的物象和休闲方式，赋予其革命的时代内涵自是题中之义。

关于年画的改造，鲁迅艺术学院木刻团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留下许多作品。鲁艺木刻团的主要做法是采用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题材则涉及边区军民生产、合作、自卫、拥军、爱民等方方面面，相较旧时大有不同。趁民众过旧年的时候，试图用这些新年画占领旧年画阵地，以达到宣传的目的。比如门神画不再是传统的秦琼、尉迟恭等，而是将八路军、民兵作为新的门神画上去；根据年画《关公》创作《身在曹营心在汉》以策动敌占区伪军；《农家历》利用《春牛图》的形式，把当中的春牛改成变工队，两面的十二生肖改成十二农事图。

民众在过年时跳的秧歌、看的戏剧也都经过改造。赵超构1944年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观察到：“至于现在的新秧歌，则无论从那点来说，都是教育重于娱乐。新秧歌所给与观众的，主要是‘应当怎样’，和‘不应当怎样’。它把共产党所要求的事情化为故事，再加上艺术的糖衣。”本书更是指出，对乡村戏剧的改造，“不仅注重剧目编演，还注重对剧团和旧剧人的政治改造，通过政治训诫将其中符合革命需求的元素保留下来，不符合的元素直接删除出去”（150页）。

在改造旧年俗的同时，领导上当然期待新年俗的树立。在国共激烈政争之时，对翻身农民进行“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感恩教育是重要内容。据称，民众的感恩情绪所导致的信仰崇拜出现了有意思的转移——由各种神灵转向共产党、八路军。《东北日报》曾刊文（1947年2月10日）：“我们这些穷棒子，从祖宗起就供灶王爷、天地爷、还有供佛供仙的，特别是过年时，家家都接神，财神并没有保护我们穷人发财，供这些灶王爷也没做什么事，供神供天仙的，胡匪来了也没显灵。可是共产党一来，我们旧账也清了，地也分了，也不穷了，胡子也叫民主联军打完了，这下才得安居乐业，比咱们供的神佛强多了。”

因共产党八路军并不具体，这种情绪最终投射汇集到“毛主席”身上。各种有关革命领袖的宣传越来越多，毛泽东像开始出现在年关集市并风行起来，进入千家万户的庙堂上。

在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下，春节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鲜明政治意涵的节日。如作者所言：“神灵信仰受到极大的冲击，乡村民众感恩的对象不再是神灵，而是中共和八路军，是最高领袖毛泽东。娱乐活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舞台不再是娱乐的场所，而是革命斗争的真谛；演员不再是乡村文艺表演者，而是从事革命的战士；观众不再是普通的看客，而是被革命热情所打动的支持者、拥护者和参加者。”（212页）

民众收到了吗？

组织上对春节这个载体和契机寄予厚望，也做了大量繁琐细致的设计和布置，这些努力群众是否接收到并进而产生实际的影响，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书中展示了不少材料（不少源自报刊）来佐证这些举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不过，作者也提到在一些地方因害怕张贴新年画带来意外伤害，只是到中共明显占据了控制优势的时候这种担忧才会消除；还提到组织上对于群众在旧历年购买供神用品（神像、门神、纸箔、香、蜡等），虽不明令禁止，但需要通过酌量加税予以限制（217页）。这些细末处都在强烈地提示我们，事情可能还存在更复杂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