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宁︱席卷世界的“普通话”

1992年，法国对宪法做了修正，在第二条里加了一句“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进一步确立了法国只认可法语为官方语言的态度。这并不奇怪，在推广普通话方面，法国可谓是世界的鼻祖——可以追溯到1539年的维莱科特莱法令，该法令第111条明确规定，从今往后法国法律文件必须完全使用法语。

就维莱科特莱法令本身而言，其主要目的倒并非是在当时方言语言林立的法国推广标准法语。该法令的核心目标是让法律清晰易懂，让民众能用母语理解法律。此时法国法律文书大量使用拉丁文。拉丁文虽然是法语的祖先，但是绝大部分普通民众已经无法理解这种公元前后罗马帝国使用的语言，因此法令的本意是让普通百姓的母语——法语，取代拉丁文的独尊地位。

维莱科特莱法令颁布不久，法语就顺利取代拉丁文在法律文件中的地位。在此后的1635年，著名的法兰西学院成立，其存在目的就是为了规范法语。不过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法国历代国王对在国内推广标准语取代当地语言并无多大兴趣。

然而大革命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使推行一种标准的“普通话”成为了当务之急——当时的法国使用所谓“标准法语”的人口不过才占5%不到。从全国各地征来的士兵都鸡同鸭讲。十八、十九世纪法国的国力在欧洲一直处于相对下滑阶段，蓬勃发展的英国和德国给了这个西欧传统大国强大的压力。统一语言成为法国精英们重塑国家民族身份、争取国家复兴的共识。

此后，维莱科特莱法令的主要功用就转变为在法国推广标准法语，抑制各种地方语言的使用。这些地方语言形形色色，既有法语自身的方言，也由和法语相对接近的皮卡地语、瓦隆语，还有距离稍远的奥克语、加泰罗尼亚语，更有布列塔尼语这样的远亲和巴斯克语这种和法语完全没有亲缘关系的异类。但是不管亲疏远近，为了共和国的未来，各地民众都必须摒弃这些形形色色的语言，改说法语。

近代推普浪潮

当时的法国人大概不会想到，他们可说是翻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从十九世纪开始，全世界的语言版图由于各国推广普通话的尝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来平滑的语言过渡区因为分属不同国家，推广了不同的标准语产生了断裂式的截线。

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读过大学的中国人普遍经历了十多年的英语教育，但是中国大学毕业生中能流利使用英语的人也并不多。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缺乏合适的用英语交流的环境。

对古人来说，比较现实的选项是追求书面语的统一。譬如中国，数千年来文字一直都相当统一，但是口语则变化多样。以古代的技术能力，很难有有效手段。在一个传声基本靠人吼的世界里，只有在少数特殊环境中才能做到成功推广标准语。如明清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官员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在远离他乡的异地，都或多或少得学习一些官话。法国大革命后的标准语也是从军队开始推广。作为朝夕相处的战友，为了沟通方便和指令传达，他们都得学会法语。

大众传媒的出现改变了这样的推广模式。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人的声音能够通过电波批量复制，抵达全国各个角落。具有强制性的义务教育也让推广标准语有了绝佳的载体——学校。

如前文所说，在学校里单开一门外语课对很多人来说都不足以让他们掌握这么语言。然而如果所有科目都采用一种语言教学的话，处于学习语言关键期的少年学生就很有可能能够顺利掌握这门语言。2000年之后中国加大了推广普通话力度，诸多“普通话是我们的校园语言”之类的标语在学校广泛贴挂，同时也加强了对教师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力度。新一代的中国学生往往在普通话水准和熟练程度上比之前要强很多。而国内部分高端学校更是标榜中英双语教学甚至全英语教学，在这类学校学习过的学生英语能力普遍也比只是上英语课的学生要强不少。

就当代人而言，从幼年开始学习标准语乃至以标准语为母语，早已是自然而然的现象，诸如孙中山、宋美龄用英语沟通，古代中日韩越读书人用文言笔谈这类事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实际上，这和近代以来国家机器的推行和诱导息息相关。

选择“普通话”

要想推广普通话，首先得要选择一种特定的语言，将其认定为标准语。在当代社会，大部分人往往理所当然地有标准语高雅、精确、动听，方言鄙俗、粗糙、难听的刻板印象。但是纯从语言学上说，任何语言、方言都存在被当作标准语的可能性，而附加于某种语言上的刻板印象，一般也只是因为该语言的社会地位罢了。

当然，被相中作为标准语推广的方言一般来说也都有其优势，中国选择属于官话方言的北京话，一方面是由于官话方言互通度好，在全国本来就占据了人口优势。而作为元明清三朝首都，北京话也有着较高的语言权威。

选择一种本来就通行广泛的语言加以助力是简单方便合理的办法。至于这种语言一开始如何广泛通行的，则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北京话和巴黎法语是政治中心的语言。标准意大利语的基础佛罗伦萨方言则是因为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时期群星闪耀，大批巨匠采用这种方言书写作品。德国的标准德语则和马丁路德用高地德语翻译圣经有关。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采取这种捷径，有的国家就官方强行推了在国内并不占优势的语言。

这种“官方指定标准语”，最典型的莫过于印尼。印尼的官方语言是印尼语，所谓印尼语，和马来西亚的标准马来语非常接近。但是出于国家语言政策的考虑，在印尼语境下，所谓“马来语”指印尼境内马来人所使用的马来语方言。

纯从人口规模来看，选择马来语作为印尼全国的官方语言是个令人诧异的选择。印尼马来人基本只分布在苏门答腊岛、婆罗洲和廖内群岛。马来人分布的区域相对爪哇岛来说土地较为贫瘠，人口数量也相当低。爪哇人、巽他人口都远远多于马来人。其中尤其以爪哇语势力强大。

爪哇人不但占了印尼接近一半的人口，而且印尼独立后政治精英大部分都是爪哇人，独立至今印尼所有总统都是爪哇人。爪哇语并不缺乏成为标准语的要素。它不但是印尼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而且早已演化出发达的文学。荷兰殖民也让爪哇语有了表达近代科技产物的词汇。

然而，印尼是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千岛之国不同民族之间虽然人口规模不同，但是原则上都应该是平等。同时，由于爪哇长久以来的宫廷文化和等级制社会，爪哇语中有大量的敬语，谦语，根据说话人和听者社会高低关系的不同，对于印尼的国父们来说，用这种语言不但不利于民族平等，也不利于人人平等的理念。

马来语虽然不是印尼本土大民族的语言，但是由于古代室利佛逝国的影响，它一直是东南亚岛屿地区的贸易语言。生意人为了沟通或多或少都会一点马来语。由商埠转为城市的雅加达也是一个马来语占优的地方。又由于近代马来社会远远没有爪哇那样等级分明，马来语的语音语法相对爪哇语来说也更简单一些。印尼的国父们就选择了这样一种并非本土大语种的语言作为印尼的“普通话”。

当然，一个没有那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则是，印尼独立后一度想要将马来西亚和文莱吞并，形成一个领土覆盖整个东南亚南部的大国。由于马来西亚和文莱都使用马来语作为官方语言，作为吞并的准备，印尼将国语设置为马来语也是较为现实的选择，后来虽然吞并计划并未成功，但是马来语作为标准语已经是既成事实。

除印尼语外，东非的斯瓦希里语也是原本的小语言作为贸易用语上位的典型。斯瓦希里语原本只是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上的语言。由于地处阿拉伯商人在近东于非洲之间贸易要道上，桑给巴尔岛人也深度参与贸易。他们所说的斯瓦希里语也成为东非商业贸易中广泛使用的语言，甚至在殖民时期英语都没能完全取代斯瓦希里语的地位。殖民时代结束后东非各国除了英语之外，也需要一种非洲语言体现自己的国家身份，斯瓦希里语成了当仁不让的选择。时至今日，斯瓦希里语的母语人口也不过百万左右，然而却是东非数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会说斯瓦希里语的人口多达近一个亿。

选用非本土语言作为标准语也有另外一种形式。对于一些小国来说，如果自己本土的语言使用范围太窄，就不妨利用临近国的语言资源。这方面欧洲的瑞士、比利时提供了非常好的例子。两国都是官方层面实行多语制的国家，都有所谓的法语区。然而事实上，两地法语区本地的方言都和标准法语相差甚远，比利时法语区说的主要是瓦隆语，瑞士的法语区则以阿尔皮坦语为主。但是比利时和瑞士法语区所选择的标准语都是基于巴黎法语。两地所使用的标准语和法国虽然还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如“九十”一词瑞士和比利时都使用nonante而非法国的quatre-vingt-dix，不过大体而言，两个小国对标准语的设定大体都采纳了临近大国法国的既有成果。这也是不少小型国家的常态，瑞士德语区的标准语也是基于德国的标准。而当中国大陆改用了简体字后，新加坡也把中文的书写标准改为简体，以和大多数使用中文的人口取得一致。

成功或失败的“推广普通话”

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在合理的设计下，普通话推广往往能取得非常大的成功。拓展一个人能够方便交流、生活、贸易的区域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通常情况下也可以得到普遍的支持。然而在一些极端情况中，由于推广普通话，却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中国的邻国巴基斯坦官方语言是乌尔都语，基本可以认为是用波斯-阿拉伯字母书写的北印度语。1947年印巴分治时主要按照宗教分割，因此穆斯林占主体的印度次大陆西北部地区和东孟加拉邦划为一个国家，与印度教占主体的印度分离。

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后设置的标准语实际上都是北印度语，区别主要在于书写系统不同。两国推广标准语都不算成功。印度南部各邦与中央政府间的交流仍然主要使用英语。

今天的孟加拉国实际上是孟加拉语分布区的东半部分，西半部则是属于印度的西孟加拉邦。两地虽然由于宗教原因分割，但在语言和民族认同上都坚定认为自己是说孟加拉语的孟加拉人。两地孟加拉语也用同样的天城体字母书写。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巴基斯坦即坚持乌尔都语独尊的语言政策，甚至提出孟加拉语也应该采用波斯-阿拉伯字书写。1952年2月21日，巴基斯坦在孟加拉强推乌尔都语的举动引发学生抗议，并演化为流血事件。此后事端不断，最终导致孟加拉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独立。

相对而言，一手导演了印巴分治的英国，在推普方面反倒较为温和，英国标准语RP主要是受过公学教育的人使用，并未强行对其他民众推广。时至今日能使用RP的人也不过占人口百分之五。剩下的英国人则是按照需求各说各话。和外地人交往多的就说话往标准语上靠一些，生活圈子局限于本地的就说话土一些。这也和英语方言差距较小有关，就如四川人往往和外地人也说四川话，因为和普通话差别小，说话和普通话相差很大的福建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推广普通话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一个席卷世界的浪潮。从世界各地的情况来看，“普通话”的推广可能是近两百年来改变交流模式最大的因素之一，未来世界的语言版图也将属于各种有幸被选中的“标准语”。实践证明，推广普通话没有绝对正确或错误的方法，顺应当地实际情况，因势利导才能最好地发挥标准语应有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