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沦为珍本的《中国文艺年鉴》

前面两篇小文都与施蛰存的《现代》杂志有关系，这一篇又与《现代》有点儿关系，纯属碰巧了。我的“写作”并无计划，想写的，材料不凑手就只好放一放，本来这回准备写“徐訏与《天地人》”的，材料凑得差不多了，《天地人》却不知所踪，只好等找到再写。这一篇是“计划外产品”，《现代》和《中国文艺年鉴》及其相关材料没费劲儿凑齐了，赶紧的写吧。

《现代》第三卷第五期（1933年9月1日出版），上来就是“现代书局最近新书”广告，第一条即是“中国文艺年鉴（第一回） 实价一元六角”，广告云：“本书系中国文艺年鉴社编辑，为中国首创唯一之文艺年鉴。全书分三部：第一部为‘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之鸟瞰’。第二部为‘一九三二年中国创作选’，分短篇小说，诗，戏曲，散文四目，将去年创作界之精华全部收录。第三部为一九三二年中国作家著作编目，及一九三二年出版文艺书籍编目，尤便读者。全书八百余页，皇皇一巨帙，只售一元六角，凡加入现代读书会者，得赠阅一册。”

我以前说过“干事的人总有这样或那样的错，不干事的人只有一个错，懒”。果不其然，中国首创唯一的《中国文艺年鉴》，刚刚问世，批评与抨击迎面袭来。

《现代》四卷二期，上来就是高明的文章《关于批评》，高明说：“批评是怎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不外乎是批评者个人的意见发表欲的产物。”“所以我以为，批评的主要职务，还是在于帮助作者理解作品。”“而从前有人说过‘批评的本领与其在于指摘作品的短处，不如在于发扬作品的长处。’”“在中国出现的批评家，却根本不是文艺圈的领导者，而是荒僻地带惯常遇见的暴徒！”“他们简直把差不多的作者都认作仇人，把差不多的作品都认作仇人的裔儿的。”

高明是《文坛茶话图》画中人，鲁少飞在旁白里说道：“手不离书的叶灵凤似乎在挽留高明，满面怒气的高老师，也许是看见有鲁迅在座，要拂袖而去吧？”叶灵凤与鲁迅有过节，大家都知道，可是高明与鲁迅有过什么节？一直无人考证出来，全面考索《文坛茶话图》的姜德明先生对此疑问也只是“待考”。

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坛派别丛生，互不买账，在所难免。《现代》杂志被冠以“现代派”“第三种人”，也是有据可查。《中国文艺年鉴》由施蛰存和杜衡编辑，自具立场之外，多少有一点儿挑衅的意味，故着惹“左翼”的猛烈批评。茅盾连发《怎样编制“文艺年鉴”》和《一张不正确的照片》两文批评《中国文艺年鉴》的立场和编法。鲁迅亦有意见发表：“有一种自称‘中国文艺年鉴社’，而实是匿名者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在它的所谓‘鸟瞰’中，曾经说我所发表的《连环画辩护》虽将连环画的艺术价值告诉了苏汶先生……这真是倘不是能编《中国文艺年鉴》的选家，就不至于说出口来的聪明话……”（《论翻印木刻》）

鲁迅还说：“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查看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化名新法》）

鲁迅好用引号，这是鲁迅杂文的特点。引号，也许是标点符号中含义最多的，有六种作用：一、表示引用的部分；二、表示特定称谓；三、表示特殊含义，需要强调；四、表示否定和讽刺；五、表示着重论述的对象；六、特殊疑问表示否定。我觉得鲁迅的意思多在于四和六。

曾见过一个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的书名《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我给风景的引号绕糊涂了，这个引号又蠢又生硬。

有专家建议出版白文本《鲁迅全集》，这不是个顾及普通读者的好主意，带注释还读不懂鲁迅呢（尤其是鲁迅的杂文）。不加注释的话，有多少人知道苏汶就是杜衡？不知道又怎么理解鲁迅杂文的深刻。

施蛰存和杜衡见势不妙，也可以说是见好就收吧，《中国文艺年鉴》仅此“第一回”便偃旗息鼓，连个“且听下回分解”的招呼也不打。隔了两年，时任北新书局编辑的杨晋豪（1910-1993），不信那个邪，继承施杜之衣钵，连续编辑出版了1934、1935、1936年度《中国文艺年鉴》。若非战争爆发，看杨晋豪这干劲和北新书局的鼎力支持，《中国文艺年鉴》幸许会一直办下去。

杨晋豪的“第一回”《中国文艺年鉴》，所受批评较之施杜的“第一回”要弱很多，没有来自大名头的抨击与挖苦。绕是那么轻量级的批评，杨晋豪也是横眉冷对，立马回击。杨晋豪1935年度《中国文艺年鉴》的“后记”，通篇都是回击，——“去年十月十八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有李影心君的关于廿三年度《中国文艺年鉴》的批评”。接下来的三千来字，杨晋豪逐条对呛李影心，结尾是：“我想，如果李君是一位大资本家，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二三千圆钞票来，雇用一批所谓‘专家’来作这项工作，或许可以显出一点儿成绩来吧！末了，希望欠缺理论基础，漠视现实情态，不明实际真相的‘批评家’们，先把自己充实起来，然后再下断语吧！”我还真没有见过“后记”这个样子的写法，杨晋豪涉嫌“见怂人拢不住火”。鲁迅曾言：“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几条“顺”的翻译》）

我喜欢厚书，四本《中国文艺年鉴》均厚达八百页。前两册是平装，后两册是精装。1935年度这本封面画署“人仄”，我看着有点儿像“M”多了个撇，请教了南京金小明先生，他告诉我“应该是郑慎斋，以其号‘人仄’为署”。

文艺年鉴，一卷在手，多种功能，省时省力，“尤便读者”。即可当作书目来读，也可当作文章精华来读。我很喜欢年鉴里面的期刊简介，文字简练波俏。如：“《谈风》半月刊，十月二十五日创刊，共出五册，仍续出。浑介、海戈、黎庵编辑。宇宙风社经销。是陶亢德辞《论语》后，林大师子弟所另砌的幽默炉灶。但文多失幽默性，到底勉强不成功幽默。”

《中国文艺年鉴》赶上物价稳定的年代，第二回定价一元五角，第三回也是这个价，第四回连个定价也没有，本该定价的地方印着“青年界订户赠送本”，“青年界”是北新书局出版的一本杂志，非常好看，其中的《日记特辑》为近现代杂志史之独一份，寒斋有幸淘到一册。

隔了八十年的岁月往回看，批评与争议真是个“无用之物”。我曾说过“今天看来‘何必呢’的东西，当年必须争竞掰扯出个高低胜败来！”最终的结局，迫使《中国文艺年鉴》沦为千金难得的珍本，花费了我大几千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