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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签名：一个美国家族的八十载中国情缘

2019-03-16 17:3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文｜蔡维忠

《中国姜罐》是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书，记载七八十年前美国医生司福来在中国的传奇经历。当难民在日军铁蹄下大批逃亡时，他踏上山东的土地；当美国人在解放战争的炮声中纷纷撤离时，他选择留在广州。他为鸦片病人戒过瘾，救护过黄河水患后的灾民，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登门致谢；他被日本兵打伤过，差点丢了命，后被关进集中营；他在1949年以后曾被选为模范，但最终被迫离开。

当我拿到这本书时，主人公和作者已经去世二三十年了。作者是司太太迈拉，她在题献页上写道：“献给六个人，愿他们不遗忘。”六个人是指他们的子女，现在分别居住在美国和英国不同的地方。为了不遗忘的愿望，他们愿意为我在母亲的题词下签上名，并帮助我了解那些难忘的往事。

一

签名：“吉姆·司考维尔（老大），2017年2月18日，纽约长岛”。

吉姆有个中文名叫司来华。他在中国长大，十八岁才来美国上大学，在海军服过役，退役后在长岛当记者。这一天，吉姆身着枣红色毛衣，神采奕奕，和我面对面坐在长岛一家中餐馆里。八十六岁的他，身上保留着旧时的风尚；在手机时代，他手上戴着手表。他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蕴藏着许多往日的信息。

吉姆从我手里接过《中国姜罐》，郑重地在母亲的题献词下签了名，并在签名旁边注上“老大”。他自豪地说，母亲写完初稿后，在六个子女中只给他这个老大看过。他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讲起父母的往事。

吉姆的父亲叫做弗瑞德·司考维尔，生长于纽约州，个头瘦高。1930年8月，弗瑞德二十八岁，刚刚从医学院毕业，即受基督教长老会教会委派，携带司太太迈拉和四个月大的吉姆，乘船跨过太平洋，来到遥远而陌生的中国。他们在北京学一年中文后来到山东济宁。在济宁，他是司福来医生，兼当院长，护士出身的司太太负责培训护士。

吉姆介绍，那时在纽约，人人都可以拥有小汽车。而在济宁，全城只有三辆小汽车，都是外国人的，常见的高级一点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车。现在有几个美国人知道人力车？恐怕只有像他在那个年代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才会知道。在纽约，人们可以使用自来水，上平坦的公路，观赏净洁的乡村；在济宁，黄河泛滥，疾病流行，一次夺去一千多人的性命。纽约有先进的医疗条件，济宁只有一家小医院，叫做德门医院。中国需要他，所以他来了。

司福来来到济宁那天，和家人把行李从人力车上搬下，往门前一放，便往斜对面的德门医院跑。这是济宁唯一的医院，位于牌坊街。医院只有两个半医生。他管内科，没有外科医生时兼管外科，一个中国医生管妇科。医院设备简陋，墙是土墙，病床是木架，刚开始只有四十个床位，后来扩增到六十个床位。他一天忙到晚，把全部心神都放在医院。

有一天，一位杨乡长来见他。杨先生是个社会学家，从北京到乡下搞禁烟的社会实践。他把吸鸦片的人关押起来。这些人烟瘾一来，恨不得一头撞死在墙上，所以他来请司福来想办法。司福来正好从《中华医学杂志》上看到一种治疗方法，决定试试，便带着司太太当助手，跟杨先生下乡。

他将斑蝥磨成粉，和凡士林混合在一起，敷贴在病人的上臂巴掌大的地方。经过一夜的烧痛煎熬，水泡从敷贴下的皮肤下冒出来。他将水泡液抽到针筒里，注射到病人的胸肌中。第一次注射后烟瘾开始减退，三四次注射后完全断了烟瘾，从此戒烟。为此，杨先生碰到了新的麻烦，这些山东大汉食欲大增，把粮食吃光了还不够。这种方法听起来匪夷所思。我特意查了文献，《中华医学杂志》在1930年代确实发表过这种戒烟方法。

治疗烟瘾只是分外之事，他平常得面对许多伤寒、痢疾、疟疾、结核病人，来医院的病人都已病得不轻，而医院的床位不够，让他穷于应对。遇到黄河泛滥后疾病流行，他的负担更重。面对诸多困难，他淡定乐观，只有几回病人不治死亡，让他觉得沮丧，神情凝重。

他原可以凭自己的本事在纽约做个富裕的医生，过上惬意的生活，却跑到缺医少药的济宁来，每天有看不完的病人，做不完的事。济宁更需要他，这是更充实的人生。

司来华(中)、司爱华(左三)童年时与济宁中国小孩合影

二

签名：“卡尔·司考维尔（老二），2017年3月1日，麻州牙买加平原。”

卡尔的中文名字叫司济华。他于1932年生于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医院，高中毕业后才来美国上大学。他退休前在波士顿当牧师，并开辟一个无线电传道节目。

1937年8月，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后不久，司福来携家人又一次登上前往中国的轮船。他回美国休假，没想到战争爆发了。他乘休假的机会进修，买仪器，学习X光技术，要在中国为肺结核病人拍片。轮船在太平洋中途，消息传来，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上海！他先到济宁，家人几经辗转于年底圣诞节那天才到。三个星期后，济宁陷落！

司福来医生仗着美日还维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在医院外面挂上美国旗，免得日本兵来骚扰。有一天，一个喝醉的日本兵还是闯进来，要找护士调戏，司福来和员工缴了他的枪，并叫外面的另一个日本兵来处理。外面来的日本兵命令把枪还给醉鬼。醉鬼这下生气了，将子弹上膛，命令司福来带他去找护士。司福来朝外走，希望把他引出医院去。走了十几步后，日本兵在他背后开了一枪，打中腰部，他扑倒在地。日本兵走上前去，对着他的脑袋扣动扳机，不响，再扣动，还是不响。奇迹发生了，枪竟然哑火！那颗子弹从他身体内穿过，没有引起严重的内伤。

第二天，一千多人涌到医院旁边的小教堂，感谢上帝救了好医生的命。牧师乘机宣扬耶稣如何为拯救世人而牺牲自己。过后，不时有人遇到司福来便说：“你像耶稣，为我们流血。”弄得他很不好意思。

卡尔介绍，德门医院原叫巴可门医院，由美国长老会教会于1896年创建。最初派来的医生同时也是传道士，既要拯救肉体，又要拯救灵魂。可是，拯救灵魂和拯救肉体都是非常专业的事业，很难由一人兼任。后来教会只派来医生，教堂交给中国人自己主持。在一个没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度，拯救肉体相对容易，能否通过肉体触及灵魂，就看各人的造化了。司福来虽关心灵魂，并不传教，就因为那件奇迹，他比任何传道士都更触及灵魂。

卡尔说，父亲的父亲、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牧师，他从小立志要做个医学传道士，志愿始终没有改变。当他和迈拉刚认识时，便坦率告诉她，今后得随他到遥远的国度去行医，否则乘早拉倒。

我原想问卡尔：“你父亲是为了上帝还是为了病人来到中国？”后来觉得虔诚的教徒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为了上帝就是为了病人，为了病人就是为了上帝。我问了另一个问题：“你父亲一生为自己挣得什么？”他想了想，微笑着摇摇头：“父亲不为自己挣什么。”

三

签名：“维祺·司考维尔·哈里斯（美华），印第安纳州安哥拉”。

维祺是司家老六，三个姐妹中排行老三。她给我寄来一个电邮：“我相信父母会非常高兴你对他们的经历感兴趣。他们把中国当成第二个家。”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司福来和家人在第二天被软禁在家。除了医院，他不可以去任何地方。1943年3月，他们夫妇和五个孩子被关进潍县（今潍坊）集中营。美国领馆早就发下通知，要求美国人回国，特别要求妇女和小孩离开。司福来不愿意离开病人，司太太不愿意离开丈夫，他们决定不走。在集中营里，维祺开始在妈妈肚子里长大。几个月以后，日美交换被拘押人员，他们开始了三个月的海上旅程，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西贡、马尼拉、新加坡、印度果阿（在此交换拘押人员，他们获得自由）、南非、巴西里约，于12月1日抵达纽约市，全程将近五万公里。上岸后，司太太立即被送进医院，还没有到达产床小孩就出生了。纽约市在热烈欢迎被拘押人员的同时，迎来了一个小女孩。

父母为她取名维多利亚（昵称维祺），意为胜利，纪念他们胜利归来。父母还为她取个中文名，叫美华，纪念在中美两国的经历。美华和梅花的拼法一样，司太太将它解读为梅花。她喜欢中国古典意象，知道梅花在艰难的处境中傲然挺立。他们刚经历了一场艰难，将来恐怕还要再经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举家欢腾时，司福来抬眼望着远方，自言自语：晚上必须给教会写信，要求回到中国。他于第二年回到济宁。国共正在那里争战，他觉得难以工作，便到安徽怀远，两年后教会把他调到广州。他在柔济医院任内科代主任，并在岭南医学院教课。

广州解放前，美国人都撤走了，只有司福来留下来。他的国家成了新中国的敌人，他的宗教成了麻痹人民的鸦片，他满不在乎，只相信新中国需要医生。新中国确实需要医生，他为伤员治伤，给百姓治病，生活忙碌而充实。有一次，他给一个断腿的女病人捐血，为了不让病人觉得血管里流着美国人的血而不快，他叮嘱护士不要声扬。这事还是传出去，为此，他被当成模范表扬，奖励金色钢笔一枝。他常给人捐血，并不觉得这种事值得一提，在司太太劝说下才勉强参加表彰大会。

不过，朝鲜战争已经开始，街上时常举行反美游行，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了。不久，矛头直接指向了他，指责他慢待伤员，控制医院的财政，充当美帝的间谍，都是无中生有的事。最后，他被剥夺看病的权利。政治环境不利，他不在乎，信仰环境无存，他不在乎，他只想当医生。现在连医生也当不成了！他在医学院还有两节课没上完，同事打电话叫他别来了，免得看见墙上贴满了批判他的墙报。

1951年1月24日，司福来带着全家离开广州，前往香港。三个大孩子来华、济华、爱华都已回美国念大学了。他们身边跟着三个年纪小的孩子，德华十二岁，中华九岁，美华七岁。他踏上罗湖桥，一言不发走向香港。那时他年近半百，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二十年奉献给了身后的这片土地。他很愿意继续奉献，没预料到这种结局，当时的心情难以言状，此后的郁闷一辈子无法解脱。司太太走到桥中间停下，抬头看前面的香港，他们要离开中国了，回头看后面的大陆，他们要永远离开中国了！她突然抱住同行的阿姨，放声大哭。

四

签名：“汤姆·司考维尔，2017年3月13日，加州胡桃溪。”签名旁边加盖红色印章：司德华。

时光悄悄地从司家流逝了二十八年。1979年1月7日，德华带妻子和一对子女，从香港踏上罗湖桥。德华已经四十岁了，跟在他身边的儿子正好十二岁，和他从这座桥离开时同龄。他想起母亲在桥上放声大哭，当时不懂为什么，现在懂了。对面还是解放军战士在五星红旗下站岗，他回到中国了。作为1949年以后首批受邀的美国专家（他是语言学教授），他到天津外国语学院任教一年。

德华想利用假期去探望济宁，因为他出生在那里，他还答应过父母，要替他们看看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可是，济宁像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一样，还没有对外国人开放。改革开放刚起步，处处还封闭着。他不可以随便到北京、上海、天津以外的地方自由溜达，出行必须有外办人员陪同。到济宁去需要批准。

他提出寻根的理由（他为老家而来），提出孝道的理由（他为父母而来），都不批。普通的美国人是想不出这种理由的，因为他们的乡土和孝道观念不像中国人那么强烈。德华是例外，他在中国生长过。最后，他把正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搬出来： “每个城市都热烈欢迎邓总理。当我们两个伟大国家在增进友谊的时候，请求让我这个在山东出生的人回到老家，好让我和父母分享这次访问。这样的要求不太过分吧？”

他终于得到批准，可以去济南，到了济南以后再申请去济宁。

德华出生于济宁，四岁时被送进潍县集中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对广州的事情记得很清楚：国民党飞机来轰炸广州，他捡过炮弹片；抗战时落下没炸开的炸弹，他在河滩上挖到一颗，拖回医院，吓坏了所有人。山东的事他只记得一件：集中营的日本军官把他抱去和儿子玩了一个下午，父母和所有拘押人员为找他把整个集中营搜了个底朝天。他对济宁一点印象也没有，离开时年纪太小。

没关系，记忆深处有一种呼唤把他引到牌坊街一座老房前。他一眼就认出了它，他已在照片上无数次看到它。梦中的家，终于出现在他眼前！他望着大门，年过四十的父亲的身影仿佛匆匆闪过，他总是吃完饭后就要出门到医院去。两岁大的德华仿佛从大门出来，跌跌撞撞走下台阶，母亲连忙从后面跟随出来。

晚上，八十几岁的老李拄着拐杖来到客房见面。老李当时是医院员工，帮他父亲缴了日本兵的枪，亲眼目睹日本兵开枪把他父亲打倒在地。老李站起来，拿拐杖当枪，学着日本兵的样子，对着地上扣动扳机。结果枪哑火了，他说。父亲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什么是寻根？就是在一座老房前看见自己的身影，在见证人身上看到往事重演，看到断裂的历史缝合。有些事不必亲身经历，有心人可以将它们变成自身的一部分。德华终于圆了回乡梦。啊，济宁！啊，老家！

德华圆了回乡的梦。此外，他隐隐觉得，这趟是来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三十年以后（2009年），当他退休后决定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时，想起了一句中国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写道，前三十年，中国历史之河往东流，往内流；后三十年，中国历史之河往西流，往外流。

五

六个签名：吉姆(来华)、卡尔(济华)、安(爱华)、汤姆(德华)、茱蒂(中华)、维祺(美华)。

《中国姜罐》从纽约长岛出发后，经麻州、佛州、加州、英国、印州，于2017年4月8日回到我手中，题献词下多了六个签名。我捧着书，胸口有点异样的感觉，微微在颤动。翻开书页，积压了五十多年的书香扑鼻而来。触摸封面，触摸到七八十年前的往事。

这是1962年出版的书，曾在美国掀起一阵轰动。在那隔绝的年代，它无缘进入中国人的记忆。作者的愿望是不要遗忘，可是没有记忆，哪来遗忘？我看着六个签名，觉得它们终于接通了时代的脉搏，连上了地域的纽带。

七八十年了，该记住的还是被记住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济宁也在重温往事。2016年，前身是德门医院的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隆重庆祝创建一百二十年，典礼上迎来了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司来华和司济华。两个兄弟替父母来看望他们曾经付出无数心血的医院了。

司来华(左二)、司济华(右二)2016年访问济宁

医院原来并不知道司家人在哪里。有一次，吉姆到长岛退伍军人医院看病，和我的朋友彭沈一医生聊起了中国，聊到山东，聊到济宁，聊到了共同的根。彭医生的祖籍就在济宁。经彭医生积极穿针引线，医院和司家人取得了联系。

司济华(前左)、司来华(前右)、彭沈一(后左)、作者蔡维忠(后右)于纽约长岛

今日的医院在德门医院的原址上扩建，规模宏大，床位增加了几百倍，各种现代化设施应有尽有，而且还在扩建中，远非当时六十个床位可比。规模大了，人们更愿意去回顾那简陋的草创时期，那种简陋最值得珍惜。于是，他们请来了这两位当时的见证人。除了德华以外，济华在1987年带着家人访问过医院，没引起任何反响。他们从天上摘走了一片云彩，地面上没起一圈涟漪。这次不一样了，医院隆重地邀请司家人前来参加庆典，浓墨重彩，记录在文字和视频里。

司来华临出发到中国前对女儿说：“父母要是能一起去多好。”女儿说：“他们会在那儿。”

司济华回到美国后给我发来一个电邮：“没人真正离开过中国，因为中国一直没有离开他。如果你在中国生活过，中国就成了你自身的一部分。”他补充道：“这是替我自己，也是替父母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