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卢梭的植物学与……他的政治影子

元宵节后赴澳洲。2月下旬的墨尔本，中午的太阳还是火辣辣的。又来到位于维多利亚大街的那家半地下室“新国际书店”，几年前来过，今天依然没变。它的宣传口号是“墨尔本的激进书店”，墙壁上到处挂满了各种游行、集会的宣传招贴和政治宣传画，书架上最醒目的标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俄国革命”、“托洛茨基”……这座大楼叫Trades Hall，本来就是墨尔本工会大楼，马路斜对面耸立着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工运纪念碑。书店里有很多Marxist Left Review （“马克思主义左派评论”），是澳洲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Alternative in Australia）主办的刊物。除了大量左翼的、激进主义的书刊外，还有大量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二手书。

翻看了很久，最后买了一本关于二战的历史摄影图册，还有一本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旧杂志《红与黑》（Red & Black），一份无政府主义者杂志，编辑出版者是悉尼大学无政府主义者。本期杂志封面是一幅版画，1871年巴黎公社女战士在战斗中坚守在街垒，收入的文章有论述左派与大学的联系、1917-1921年俄国革命中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等。墨尔本是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起源地，至今仍然是中心之一。给我的印象是这里的左翼运动总是与出版物、书店紧密联系，就像我们小时候熟悉的《挺进报》和沙坪坝的那家书店。

在英国左翼书刊俱乐部的影响下，开办左翼书店和举办讲座是墨尔本左翼活动的重要内容。在墨尔本的维省图书馆前面的草地上，在周末常有左翼活动的集会，有一句口号是“Nice Day for a Revolution”。在这些集会中也会出售各种书刊，使人感觉是可以无政府、无组织，但不可以不读书不看报。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是手机的自媒体时代了，纸媒没什么人看了，但是澳洲人似乎不是这样看。我在维省图书馆拿了一份刚出版的Readings Monthly（《阅读月刊》），二十四版彩印，内容非常丰富，关于新书的信息量极大，包括有通俗读物和学术专著，还有音乐与影视的专栏。除了一篇题为“2019年最值得期待的书”的专栏文章占了两个版以外，其他都是短小精悍的“豆腐块”文章，介绍的新书多达一两百种。

从图书馆过马路就是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区域，在人行道的灯柱上看到一张非常醒目的海报：在马克思头像上面的标题是“社会主义讨论小组”，下面是关于资本主义、不公平、环境破坏、种族主义的几个提问，然后是讨论活动的时间、地点，主办者是理工大学的社会主义党。这几天是澳洲的大学秋季开学和新生入学的日子，校园里很多学生摆摊、搞活动。在墨尔本大学的主入口处的海报栏上有更多的印有马克思头像的活动海报，有马克思理论研讨、俄国革命的历史研讨、反对种族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等等主题，摆摊的桌子上堆满各种政治宣传小册子，恍然间有一点点错觉，以为置身于1968年五月风暴的巴黎。正如茨维坦·托多罗夫所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在这个或那个时刻面临选择，即我们要过一种什么类型的生活。我们与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与国家体制、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切都可能在某一天成为问题，从而引发我们思考。” （《脆弱的幸福：关于卢梭的随笔》，第9页，孙伟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

来澳洲前匆忙把两本书塞进包里，其中一本是让-雅克·卢梭的《植物学通信》（熊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似乎只有在大洋彼岸才有闲情读这本关于植物的经典之作。其实心里很明白，只要出自卢梭或事涉卢梭，就无关闲情。在关于卢梭的印象中，我们似乎很难把一个启蒙运动的斗士、雅各宾专政的精神领袖、一个神经质的被迫害狂、一个长期怀有对警察上门盘查的恐惧的思想犯与一个在森林中孤独漫步的沉思者、一个专心致志的植物标本采集者和记录者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又是那么无可怀疑，我们只能既把它看作是人类的一种敏锐而好学的天性使然，同时更应该理解和体会的这是一个高压时代的政治思想犯的另类的心灵独白。卢梭曾经在《忏悔录》中声称他本来有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植物学家，因为他认为植物学研究最为适合他的天然的品味。后来他虽然没有成为一个专职的植物学家，但是植物学一直是他精神世界中的后花园。“当卢梭最终选择植物学时，他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而且神经质的被追踪者，他一心只想逃离任何事，任何人，甚至包括他自己。”（见该书“导言”）

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在1771-1773年间在巴黎动笔写下这些通信，客观上首先是因为这位“被追踪者”的政治境况有所好转，当他在1770年再次定居在巴黎的时候，“警方已经仁慈地暗示过他，他们将忽视他的存在”（“导言”）被忽视与被遗忘，这是卢梭以及后来世代中的卢梭们所能得到的最为仁慈的待遇，也只有这样，植物学或昆虫学才有可能成为他们中年或晚年的精神慰籍。不用说，只要生为卢梭，就没有什么不受政治影响的人生和超然出尘的纯粹的植物学。据刘华杰先生的文章介绍，有位库克女士（Gail Alexandra Cook）的博士论文题为《卢梭的“道德植物学”：卢梭植物学作品中的自然、科学和政治》（1994），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选题；时至今日，类似这个议题的研究可能不止这一篇。在卢梭研究中，不管是什么议题，卢梭与他的政治的影子恐怕无处不在，无法隔离。

卢梭曾经在书信中说，他能够在孤独中享受自己的独处，享受除了人类以外的整个世界，他指的就是自然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卢梭偏爱植物胜过其他一切——矿物界不够生动，动物界又已经有太多自身的意志。出于对人类的失望，卢梭转向植物标本采集。这是一项他向所有人推荐的活动，前提是不要期望一个实用目的，不要把植物当成追求另外目标的简单工具。”（上引茨维坦·托多罗夫《脆弱的幸福：关于卢梭的随笔》，70页，孙伟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没有任何实用的功利目的，也没有夸大自然界的吸引力，“只是在与人进行交流的努力都白费力气后他才被迫和植物说话。他曾对我说，‘只要看到一丝重新和人相处的希望，我也会愿意离开植物世界去寻找人类’”（《对话录：卢梭评判让一雅克》，对话Ⅱ；全集第1卷，794页，转引同上，71页）。这也可以说明，卢梭并没有因为与植物学的关系并没有排斥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他并没有因为对大自然的热爱而提出要人们回到蛮荒的森林中生活。当然我们不会像该书“导言”所讲的在十九世纪早期流行的植物学崇拜热中的政客、商人、贵妇那样到植物园朝圣，类似的那种狂热只在很多年以前的“疯狂的君子兰”的拜金闹剧中才有过，更不能把卢梭的植物学煮成一锅心灵鸡汤端上来，不会相信只要人们都在森林漫步、观察植物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美好起来。“自然”对于卢梭来讲是一个包含有大自然和人类天性与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等多重含义的概念，具有思想启蒙与审美教育的意义。自然与人的关系不是割裂的，两者应该是统一的、和谐相处的，只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关系被破坏和被抛弃了。那么，在卢梭的植物学背后仍然回响着这位老人毕生的政治思考与现实批判的足音，用“导言”中的话来说，从中回响着卢梭主义的很多主要信条。

1771年到1773年间，卢梭在与年轻、好学的艾蒂安·德莱赛尔夫人通信中，应德莱赛尔夫人的请求教她四岁的女儿玛格丽特·马德莱娜学习植物学。因此卢梭在信中既要讲述植物学的知识，同时还要告诉德莱赛尔夫人如何引领她的小女儿进入植物的世界。该书主要由“基础”通信中的植物学知识提要、导言、八封有关植物学的通信、三篇通信续篇、植物学术语词典注解、雷杜德插图表和参考书目等部分构成。罗伊·麦克马伦撰写的“导言”主要介绍卢梭写这些书信的缘起，另外介绍了本书的插画作者勒杜泰的生平和他的绘画与制版方法。在书中人们不难感受到的是，回响在这些植物学通信中的卢梭的声音是温和的，带着他特有的那种与女性交流的话语方式，感性、热情与温情是一脉无声地奔涌的溪水。卢梭与植物学的结缘固然是他个人的天赋所致，同时也与华伦夫人、波特兰公爵夫人和德莱赛尔夫人这三位女性有关系，她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或引领或帮助他进入植物学的园地，最后那位则使他成为业余然而却是伟大的植物学家。正如罗伊·麦克马伦在“导言”中所说的，卢梭的教育法中浸润着温情，即使是在叙述学理的时候所使用的也是轻巧的笔触，始终保持着一种绅士式的爱好。在第一封信中，卢梭先是建议德莱赛尔夫人先记住一些植物构造的基础概念，在开始的时候要有耐心（19页），接着就要求她摘一朵百合花，教她如何观察它的花冠、分别什么是雌蕊和雄蕊等等，最后他说：“如果你花些心思探寻这些细微之处，并在反复观察中达到熟悉的程度，那么你就能通过细致而持久的观察来判断一株植物是否属于百合科，哪怕你并不知道这种植物的名称。你将会看到，这不再是一件简单的记忆工作，而是一种真正值得博物学家去从事的观察和研究。”（25页）植物学当然并不专属于女性，但不否认在女性的天性中更容易找到某种共鸣。在卢梭写给德莱赛尔夫人和她的女儿的这些通信中，女性视角无疑是比较鲜明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卢梭情感世界的丰富与敏感的印痕。

卢梭非常强调在植物学学习与研究中的实际观察的重要性，他在通信中随时都会要求德莱赛尔夫人去花圃里观察与比较，其实这也是对本书读者的要求。但是我们可能缺乏这样的条件或强烈的兴趣或紧迫的动力，因此有可能只是阅读这本书，就像卢梭所反对的那种“本本主义”：“人们不再从大地上，而是从普林尼和迪奥斯克里德斯的书里学习植物。”（“导言”，第2页）我们的确应该听从卢梭的告诫：“如果你没有见过实物，我那些抽象的细节只会让你厌倦。要愉快而有用地学习大自然，你就必须亲眼看到它的创造物。”（通信续编三，111页）最后则是要如卢梭那样看待植物学与我们的关系：“我亲爱的朋友，你一定不要把植物学看得比它本身更重要，这是一门纯粹出于好奇的学问，除了一个热爱思考、心性敏感的人在对大自然和宇宙奥秘的观察中所得到的快乐之外，它别无现实的用处。”（第七封信，84页）我相信这种快乐足以补偿人们在思考与观察中付出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