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生︱民国时期中医的开业与行医

随着《老中医》在央视一套的热播，人们对民国时期中医的执业等话题产生了不小的兴趣。近来笔者翻阅《名老中医之路》一书，发现电视剧中的不少经典桥段都能在书中找到踪影。同时，该书所载诸位老中医在民国时期的行医经历，也可为《老中医》提供更为广泛的背景性知识，可谓相得益彰。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拟选取一些典型的名老中医的行医“片段”，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出民国时期中医的开业和行医的实态。

开业

《名老中医之路》一书是《山东中医学院学报》“名老中医之路”专栏的合集，收录了近代以来近百位名老中医以及与其相关的回忆文章。编者整理、编辑该书的目的，本在集中展现名老中医当年艰难曲折的求医历程，总结其多年的治学经验，以启迪后学。该书自出版以来深受中医界学人的好评，但似较少受中医界之外的人们的关注。其实，该书不仅仅体现着老一辈中医的医学理念，同时也从不同侧面反映着民国时期中医执业的实态，是后人了解民国时期中医执业生活的一扇窗口。

古人有云，学习中医，要有“十年读书，十年临证”的工夫。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则很难。从诸位名老中医的习医经历来看，从开始学医到出师至少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此后，如何开业便成了每一位学医者都要面临的大事情。

相对而言，有着盛名的世医之家，当有新医开业时要顺风顺水许多。出身于世医之家的陈源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陈源生的叔祖父陈济普以内科、妇科和喉科见长，在四川铜梁一带行医数十年，医名甚隆。1920年，学医期满的陈源生开始在铜梁、凉水、侣俸等乡镇行医，“假先辈声誉，尚未因初出茅庐而坐冷板凳”，一切可谓顺风顺水。在父辈声名的荫蔽下，陈源生很快便在铜梁一带站稳脚跟。不过，对多数没有长辈光环笼罩的学医者来说，要想站稳脚跟则并非易事。

从执医形式来看，独立开设诊所是民国时期多数开业医的梦想。但是，如若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个梦想就难免有些可望而不可及了。当然，也有个别医师在他人的资助下，在开业之初便实现了这一梦想。当陈苏生因家乡诊务萧条不得不从常熟到上海谋生后，很幸运地获得了沪上名医钟符卿老先生的青睐。钟符卿主动收陈为门生，并督促陈苏生向上海市卫生局考试开业。当陈苏生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后，钟符卿不仅斥资为陈开业行医，还请章太炎为其写招牌，并登报介绍。更将自己的病人、亲友介绍给陈治疗，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凭借钟符卿的鼎立支持和自身高超的医疗水平，三年后陈苏生终于在大上海站稳了脚跟。

若开不起诊所，在城镇中的药铺“坐堂”是中医最为普遍的开业形式。成长于民国时期的很多老中医，多数都有过在药房“坐堂”的经历。1930年，虚岁二十二的彭静山因乏资开办诊所，只能到有着金匾高楼的大药房挂牌行医。这边医师施诊开方，那边病人按方取药。坐堂医生和药房双方互相互作，双双受益。彭静山在沈阳的一家名为“积盛和”字号的大药房坐堂，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一直到全国解放。在十里洋场、竞争激烈的大上海，多数中医开业，同样也要先从做善堂医生开始。鼎鼎大名的陆渊雷当初是上海十善堂的医生，闻名沪上的章次公起先则是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他们都是在取得了民众的信任之后，才自立门户独立行医的。

在城市之中，要想开业顺利还可以借助一些“开业术”。在南京和武汉，一些开业医会想方设法多方结交达官显贵、社会名流或者饭馆、澡堂中的伙计来为自己扬名。甚至还有新开业的医生乘坐车马忙忙碌碌，有意营造出一幅诊业繁忙的景象。对于种种“开业术”，许多品行端方的老中医颇为不齿。彭静山在准备开医之际，其恩师马英麟便曾郑重地告诫他，对待病人一定要心诚，绝对不要学那些花里胡哨的“开业术”。当然，中医要想开业顺利也必须具备一定的“场面功夫”。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的紧密联系，书法好的医师会大受病家青睐。比如，行医开业脉案便要写得漂亮，“字好文佳，才容易取得病家信仰”。姜春华在准备行医时，他的好友谢诵穆便对其言明写脉案对开业的重要性，并为姜春华推荐了四家医案。精心钻研之后，姜春华发现这些医案于行医果然大有益处。民国时期的中医师之间，也将能否写得一手好脉案视为评判水平高下的一项硬指标。这一评价医家水平的标准，对近代医患关系的影响是很大的。民国时期很多西医涉讼，受到病家的怀疑，有西医师便认为与西医用英文书写诊断书，搞得病家一头雾水有关。

对初出茅庐的开业医师，一两次较为完美的治愈经历，便能使医师声名鹊起。1928年春，岳美中学东的一个亲戚患血崩，想请岳美中去诊视。起初，岳美中并不敢应许。后经不住学东再三恳求，遂答应前往。几剂药后，病人竟然康愈。当病人举家坐车前来答谢时，立即引起轰动。与此同时，岳美中还治好了邻村一位突然发疯、久治不愈的小木匠，更是被当地人传为神奇。自那以后，找岳美中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李聪甫在开业之初，也只能给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治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尽管经验积累了不少，但是业务并不多。直到有一次，李聪甫的一位年满五旬的族房长辈患了中风，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请了当地有名望的老中医诊疗后依然不效，一个月后病入膏肓。已为病人准备了衣棺的家属并不甘心，在“死马且当活马医”的心理驱使下，邀请刚刚开业的李聪甫前去诊治。李聪甫认为这是一个独临重症的好机会，便硬着头皮前往。在认真诊断之后，提出用“地黄饮子”加减施治。两个多月后，病人奇迹般恢复如常。这件事一时轰动整个乡镇，原本并不被人们看好的小郎中“此后登门求治者，络绎不绝”。

行医

民国时期中医的执业环境，是相当糟糕的。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时代背景下，国民政府对中医有意打压，直欲取缔而后快。比如，国民政府并不许中医自称“医师”，实际上就是根本不承认中医的职业地位。在国民政府的打压下，除了大城市的少数名医外，多数中医业务清淡，生活困顿。1932年，在重庆针灸讲习所学有所成的龚志贤，和同学唐世丞、曾义宇在重庆正阳街开设了一间针灸科学研究所。本想有一番大作为的三人，很快便发现现实非常骨感。由于业务惨淡，研究所很快便关张歇业。龚志贤后来又到了中医张乐天的国粹医馆行医。结果也因为“没有什么业务”，“干两年就离开了”。直到1935年，龚志贤才在重庆名医吴櫂仙开办的、荟萃诸多名医的国医药馆谋得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在摩登的大上海，除了少数名医外，“大多数中医门庭冷落，时常要为柴米油盐操心”。沈仲圭的老友张汝信自设诊所，但并无病人上门，不得不依仗其子女资助过活。更有《神州国医学报》的编辑吴去疾因业务萧条，抑郁而终。老中医们每提及此事，都无限感伤。

在城市中行医不容易，在农村中行医更是艰难。尽管农村求医非常困难，但穷苦的农民病后时常请不起医生。陈苏生在上海学有所成，返回常州故里行医，发现求诊的人很少，且经常发生因贫无力买药而自动停诊停药的事。短暂的乡下行医生涯颇为惨淡，用陈苏生的话说，“疗效成绩，几等于零；医务收入，亦几等于零”。无奈之下，不得不背井离乡，再次跑到上海去谋生。可见，当时某一地村民的经济收入是难以支撑起医师的基本生活的。于是，在乡村间“巡回施诊”，便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

龚志贤曾和老师李寿昌还有长兄三人组织了“三友医社”，在重庆所辖五布、姜家和二圣三个乡行医。每月的一、四、七日到二圣乡赶场应诊，二、五、八日到姜家乡，三、六、九日在东温泉社区。“三友医社”往返二圣、姜家乡步行有五十余里，往来奔波，颇为辛苦，但由于能治好一些病人，且有着一定的收入，医社成员也倍感欣慰。同样，1934年，贺本绪结束在山西乡下的教书生涯，专门从事医务。在晋中农村往来施诊，所经之地都留下姓名与行址。由于贺是本地人，诊病施药不说假话、不计报酬，和一般走方郎中大有不同，在山西农村颇有医名。

此外，在相当长的一断时间内，中医彼此之间也有着很强的敌对情绪，“为了争夺饭碗，打击他人、提高自己的现象屡见不鲜”。彭静山曾颇为感慨地回忆，即使在一条街执业，中医师们也彼此不相往来。即便是至亲好友同时行医，可以“杯酒畅叙、品茗谈天”，但就是“不讲医道，不交流经验”。在行医中遇见重症，本应互邀会诊，但实际上基本无此可能。原因便在于，“一者怕丢面子被人瞧不起，二者怕利润被别人分去了”。

同行之间互相设防，必然不利于医界的团结，同时也不利于同行间相互切磋。对于虚心的医家来说，当然这也并不是完全的障碍。龚志贤在早年行医时，曾认识一位民间草医。该草医善于用外洗药治疗皮肤湿疹，百试百效。但草医非常保守，凡是来求治的病人，他只给药不给处方。并且，总是将药切成细末混杂在一起交与病家。龚志贤多次向草医虚心请教，均遭到拒绝。不过，龚志贤依然一如既往地尊重这名草医。在必要时，还会在经济上给草医一些帮助。草医终为龚志贤的真诚所感动，“公开了秘方”。

坐堂先生虽然开不起诊所，行医中却有着一些学习上的便利。由于病人需要到药房抓药，坐堂先生也就有了检阅其他医师所开药方的机会。金寿山做坐堂医生时，便是如此。他几乎每张药方都看，认真揣摩，“偷”学到许多本领。当时上海一位著名妇科名家的方子，更是金寿山认真研磨的重点。这位名家所开药方每张方子都会开列二十几种药味，“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看得多了，金寿山渐渐看出门道来，“对某一种病症，某几味药一定用；对另一种病症，某几味药又一定用”。原来这位妇科名家也生怕人家把他的看家药偷去，故意摆下一个“迷魂阵”。药物虽开列很多，但“主要药物，不过几味”。

民国时期中医治病用药，用贵药的并不少见。病人家属也很认可。据沈六吉回忆，当有脑脊髓膜炎流行时，医家动不动就用犀角、羚羊，一剂要数十元，并不为奇。尽管药资昂贵、疗效也并不好，却很受病家的欢迎。不过，一个中等之家，很可能便因此而败落。对于有着“医者仁心”的医师来说，能够坚持不随俗俯仰，则可能并没有市场。刘炳凡的恩师柳缙庭医术高超，“辨证论治相当准确，处方用药法度甚严”，但是他出门不讲排场（没有车马），看病也不需要招待，诊费便宜，药费也轻，结果“豪门大户都嫌他人穷药贱，不大请他”。师徒二人经常出入汨罗县的小吴门、流水沟、大西门墙弯子一带，为穷苦人家看病。二人虽然粗茶淡饭，但却怡然自得。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是医患纠纷频发的时期。为了不招惹麻烦，不少医师在行医过程中分外谨慎。丁甘仁以自身经验为例告诫陈耀堂，治病开药一定要“以稳为主”，切不可用“猛攻之剂”，“以免万一病人死亡，引起法律纠纷”。不仅有损声名，同时还会被人讹诈钱财。由于与病人发生过医疗纠纷，丁甘仁此后开方用药务求“四平八稳”，不再肯冒风险。三十年代刘炳凡在嘉定行医时，曾遇到一位患臀痈的苏北逃荒女孩前来求诊。病人病势很重，高热弯腰，只能在家人搀扶下蹒跚而行。刘炳凡问为什么不请老专家治疗？女孩的父亲嗫嚅良久，才道出原委。原来此前已曾请过几位有名气的老先生，但都“惧万一出事，便多麻烦”，不愿医治。刘炳凡看到病人再不救治，便有性命之忧。在向女孩的父亲说明情形后，便为病人开刀，才挽救了女孩一命。对于老专家们的明哲保身，刘炳凡表示理解，但并不予认可。

为病人医好了病，势必会受到病人家属爱戴。为了表达感谢，民国时期的病家往往会请医生吸烟（包括鸦片烟）、赌博以表敬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可能也与此相关，民国时期的中医，不少染有吸毒、赌博的恶习）。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馈赠尤其丰厚。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在《我的行医生涯》中便曾写到，名医薛文元曾长期为盛宣怀夫人庄氏治病，庄氏病逝后，遗嘱赠予薛文元位于今上海凤阳路洋房一栋；陆士谔为某颜料巨商夫人治病，遗嘱也赠送陆房子一处；陈存仁为罗友兰诊病，后者赠他位于今上海南京路、哈同路间的上好空地一处，用来开设诊所。当然，在上海有此好运的中医毕竟寥寥。

在回忆民国时期的执业生涯时，老中医们每每用“一言难尽”来概括个中的挫折与磨难。的确，在中医备受打压的近代中国，我们真的很少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些老一辈中医是如何磕磕绊绊一路走来的？他们的人生际遇，我们究竟又了解多少？时至今日，这些老中医大多数已然作古，也带走了许多历史记忆。《名老中医之路》所揭示出的民国时期中医的开业和行医的诸多面相，也便成为了解他们在民国时期生存和执业生活的一笔财富，也是构建民国时期中医群体生命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