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妇女”与“女性”之辩

当我们提起“妇女”这个名词时，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想到我们的母亲？已婚者？想到农村妇女？能顶半边天？当我询问朋友时，一位朋友说：“讲起妇女，脑海中是一个固定的形象”。我们或许对此都心有戚戚，因为“妇女”一词无论在近代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是于其中所形成的传统，都变成了一个固定形象的代名词；而另一个朋友在描述这一形象时，所使用的词汇是“艰苦的、群众化的、集体的”，这是一个沉重的形象，不是吗？

当然，如今我们再提起“妇女”，大都想到的是已婚者。它是“妇”这一字最重要的涵义。《说文》中解释：“处子曰女，适人曰妇”。而如今我们把“妇”与“女”结合，便成为所有女子的代称。这是“妇女”一词从传统中所继承的资源，但随着传统文言被废，白话兴起，曾经单字所具有的完整性如今被词汇取代，这与汉字的单音或许也存在关系。但我想说的是，虽然传统对“妇”与“女”有各自的指称，但随着“妇女”一词在中国近代政治意识形态与习俗的发展中，它渐渐变成一个偏义副词，而开始着重强调其“妇”（适人者）的意涵。这一点在我们如今的日常生活中不是十分常见吗？我们不会称一个年轻女孩作“妇女”，虽然如上文所说，它也包含这一类女子。

词语本身是多种元素掺杂和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符号场域。“妇女”这一名词同样如此。虽然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我们已经能看到“妇女”一词，如《礼记·曲礼下》：“居丧不言乐，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妇女。”《史记·项羽本纪》：“（沛公）今入关 ，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其所指即妇与女。但随着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这一传统词汇在保留其原始意义的同时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有一点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即在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这一命名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详下），“妇女”被指代为全体女子的称谓，实则颇为晚近。

秋瑾

中国第一代女权运动（请注意在此我按照不同的意识形态使用不同的女性运动指称）的代表人物如秋瑾（1875-1907）、唐群英（1871-1937）、葛健豪（1865-1943）、沈佩贞、王昌国（?-1954）与张汉英（1872-1915）等，在她们的文章以及言论中，我们很少看到“妇女”一词，而大都是“女子”、“女界”、“女同志”等等；一些组织名称亦如此，如于1912年大闹参议院的“女子参政同盟会”；为袁世凯所取缔的《女子白话报》以及由唐群英所办的《女权日报》；其他还有如《女报》（后改名为《女学报》）以及秋瑾所办的《中国女报》等等。而当时的男子群体也大都以此称呼，而未出现“妇女”。由此可见，20世纪第一个十年，“妇女”在女权运动中并未成为主流，它成为主流其实与其后的左翼运动兴起有关。

今天被我们称作三八国际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men’s Day，它曾经称作“国际劳动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的诞生便与左翼运动有着直接联系。首先，它的确立得益于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克拉拉•蔡特金于1910年的第二国际会议中提出。而提出的源流则可以追溯到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的制衣和纺织女工走上街头，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薪，她们于两年后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这一运动在随后被各国劳动阶层的无产阶级革命呼应，从而产生了蔡特金的提议一幕。这段历史也是左翼运动对妇女节所建构的最主流叙述，“妇女”也在此登上历史舞台。

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克拉拉•蔡特金于1910年的第二国际会议中提出“国际劳动妇女节”，这是蔡特金的纪念邮票

蔡特金的肖像曾经被印在民主德国（东德）的货币上

通过对其的简略回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从中浮现，即这里的“妇女”所指的便是那些上街游行的劳工阶层女子。而无论是蔡特金还是第二国际，之所以建立妇女节的目的也便是为了纪念和发扬这一精神，即传统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阶级斗争。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说，“妇女”是共产主义阶级论的产物。而由于中国左翼所继承的精神资源来自于率先完成十月革命的俄国，因此，在“妇女”这一问题上，它因此也分享着相似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在其后的左翼运动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中，被反复巩固与再生产，从而形成了直到如今我们都依旧能从“妇女”这个词汇中所感觉到的核心内涵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

而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第一代女权运动的思想来源则大都与英美当时的女权运动有着更为相近的精神内核。按照如今我们的历史对其的描述，即那是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唐群英、葛健豪与王昌国这些女子参政同盟会成员都与当时孙中山的同盟会有着直接联系，如唐群英还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因此，她们争取女权的方式与英国潘克赫斯特夫人所领导的运动十分相似，即希望通过立法确定女性参政、教育和同工同酬权，由此不惜以武力对抗。这一女权运动最终因与左翼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论相悖而被批评和抛弃，随着国共两党形成对峙，中国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也开始被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所取代。

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唐群英

这些名词称谓的变化直接暗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改变，从此“女子”（与“女性”）退出，“妇女”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内的组成部分。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它所包含的对象便是广大被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所压迫的劳动阶层，而对于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女子（女性，这一名词其后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画上了等号。详下）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外，除非她们愿意改变意识形态立场，追随无产阶级革命。如曾经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丁玲便是典型代表。

随着国民党败退，新中国成立，妇女从此翻身做主人，彻底获得了奋斗近半个世纪的权利，如选举与被选举权，同工同酬，保障婚姻等。这是近代中国女性群体所获得的最大胜利。它的实现，与无产阶级革命密不可分。就如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妇女”成为阶级论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形成一荣俱荣的局面。而在我们所熟悉的近代历史叙述中，众多男性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就已经指出，女权实现与否直接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复兴与崛起。因此，女权从一开始就被整合在国族崛起的宏大叙事中。而这也就为此后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这一点在如今学界已被反思，即传统的——无论是唐群英，王昌国等人的女权运动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们始终都未能脱离国族主流叙事，而成为其一部分甚至附属，从而很难获得属于自身的主体性与自主权。这也就是为什么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中可以轻易否定“男女平权”以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会遭遇“中性化”甚至“男性化”的原因。她们始终淹没在浩大的国族与阶级洪流中，而失去自己真实的面孔和声音。

对于这一问题，西方女性主义者也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而其中较为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采取了同男权制妥协的策略，因此这一革命是以牺牲女性为代价的，即女性从中国传统的礼教与家庭的束缚中挣脱与出走之后，很快便与国族、阶级这些群体融合，在获得解放的同时也再次走向无名与沉默。著名女性主义者朱迪斯•斯黛茜（Judith Stacey）在其《父权制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和凯•安•约翰逊（Kay Ann Johnson）的《中国妇女、家庭与农民革命》（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中都持这一论点；而中国女性主义者如李小江教授等也曾有过相似的观点。但另一方面，李银河等人则指出，这一批评是由于对中国情况的隔膜所产生的。李教授指出，“在中国，革命的目的只是夺取政权，保持政权……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直被视作一个整体；而一些子群体的利益，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女性的利益，在革命中从来都没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也只有官和民这两大阶层，一向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因此用西方的利益集团分析法来解释中国的妇女解放，便会产生文不对题之感。这一差异，与西方发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中的诸多核心思想产生强烈的对此。

李小江

伴随着西方“造反时代”的到来，最早兴起于美国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以批评性别主义（sexism）、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为斗争核心，目的便是为了消除在传统父权制的历史与社会文化中所造成的两性差异，并把这种差异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在这其中，为了打破传统中“女性-自然-私领域”的划分，女权运动者以“个人的即政治的”走出第一代女权前辈们所奠定的基础——即强调女性同样拥有启蒙的理性思考能力，从而使其进入“人”（man）的范畴——开始寻找差异的声音，诉说女性自身各异且独特的诉求，以期建构出完整的自我主体性。法国女性主义者、“妇女解放运动”（M.L.F）的创始人之一安托瓦内特•福克（Antoinette Fouque）在其《两性》一书中便提出需要以女性的经验、生育以及子宫力比多等特殊经验来建立女性学（feminologie），以改变传统建立在男性一元论上的霸权传统……

在第二波女权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结果便是出现了有别于“男性”（male）的“女性”（female）群体，在这里，“女性”指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之一。它成为七十年代女权运动中最重要且核心的部分，一方面成为女权运动中的政治主体，另一方面也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研究对象。并且，由于对差异的强调而使得她们脱离了在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中所遭遇的问题——无名与“男性化”。

在六七十年代同一时期的中国，“女性”一方面依旧是（小）资产阶级的女子代名词，由此被赋予一系列的文化内涵，如多愁善感、矫情、堕落与生活放荡等等。在极左年代，“女性”几乎成为一个骂人之词，而“妇女”则代表了艰苦耐劳，政治立场坚定的劳动阶层女子。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还有什么比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更光荣？因此张爱玲的小说以及她所描写的那些男女，被批评为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意识形态宣传下，妇女渐渐被提倡要与男人一争高下，而随之出现“男性化”的倾向，在贺萧专著《记忆的性别 : 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中，作者指出，这一时期的妇女一方面依旧承担着家务之重，另一方面也需要像男人一样承担着工作之重。在这一状况下，以“男人”为标准的女性平权所带来的并非真正的解放，而是依旧盘旋在传统男权中心之上，从而造成女性在失去自我主体性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模样和声音。

造成这一状况与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整个“革命时代”，妇女隐于阶级、集体与国族之中便似乎是难以避免的，而其“男性化”则是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随着八十年代中国国门大开与改革开放，“女性”再次回归。李小江等妇女学的研究者开始批判六七十年代走至极端的妇女观念，并开始尝试对其进行矫正。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自由主义观念以及消费主义的进入和发展都促进了这一传统观念的解体，一个“性沟”（李小江语）重新出现在男女之间——女人重新走向自己，而与男人形成差异。这一新观念的诞生与“女性”的建构史形成同声相应的局面。

于是在“女人”与“女性”的回归中，“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渐渐成为昨日之物，但其另一面则是，它依旧是当下中国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女权运动”在当下国内的发展依旧会遭遇重重阻碍）。而伴随着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它的传统意涵也渐渐定型，成为一个特定女性群体的代称（已婚者）。同时，它依旧还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带着曾经那个以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年代的特殊印记。因此，只有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明白当下的女性运动与其所面对的问题与困境。

于此同时，“女性”在上世纪末的西方学界与实践中，同样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即它浓烈的本质主义被认为会造成一系列的局限与排斥。并且它的模糊性掩盖了女性群体内部的复杂和多样性，从而造成新的区隔。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无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sex（生理性别），还是社会建构而成的gender（社会性别），本质上都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因此也都隐秘地预设了某个本质的内核。对于巴特勒——以及福柯——而言，身份政治便是打造新的牢笼的开始，因为划下界限就意味着有人（或群体）被排斥在外。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下，“女性”同样岌岌可危。

巴特勒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观念遭到诸多非议，玛莎•努斯鲍姆的批评十分典型，即她指出巴特勒对于“女性”这一主体的解构和破坏，很有可能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女权运动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因为伴随着失去作为政治主体的“女性”，身份政治也便会由此失去动力。巴特勒与努斯鲍姆对“女性”的观点针锋相对，而著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与女性主义者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则尝试在她们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即在理论与观念的讨论中，对“女性”这一较为笼统且朦胧的概念进行解构，以为进一步的反思；但在实际政治运动中则策略性地保留这一政治主体，以为平权之用。

除此之外，伴随着传统女性主义的三大流派（big three）——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观念的彼此激荡与融合，曾经一只独木桥的局面出现变化，即无论是提倡理性与个人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还是希望以阶级、劳动以及公私领域等概念来分析女性状况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彼此的补充和借鉴在当下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以及女权运动中都纷纷出现。在戴锦华教授研究90年代的中国流行文化的专著《隐形书写》中，作者指出，随着“告别革命”的诞生，八九十年代以西方自由主义为基调的知识分子们在提倡再次启蒙的同时却丢掉了“阶级”这个重要的概念工具，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于快速进入商业与消费时代的中国社会现状的有限甚至是错误的认知。更严重的是，由于“革命时代”的糟糕记忆与创伤，而导致知识分子对于“阶级”分析避之不及，从而使其对再次重塑的中国贫富差距以及性别问题难以真正的洞察。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局面延续至今：即一方面为了避免旧日鬼魂再现，对女性以及性别问题的讨论始终建基在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之上；另一方面则为了避免与主流权力意识形态的合流，而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产生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敏感。从一个侧面，“妇女”与“女性”之争再次浮出水面，依旧喧哗，也依旧发人深思。

通过对“妇女”与“女性”这两个名词地简略梳理，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对于日常所使用的词汇以及在这些语言所建构的一层现实中，由于越走越迷糊，便常有可能迷失方向。所谓“读书必先识字”，当我们把乾嘉考据的这一核心思想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相结合时，或许便会得到走出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在这一系谱学式的追溯中，我们发现处于这些看似简单符号之下的复杂传统、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与交融，以及几代人为此所付出的辛苦与代价。而在那些如今已渐渐被消费与享乐大潮所淹没的最初梦想与抱负中，不正蕴含着我们渴望与创造一个更好、更加多元与开放的未来的力量与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