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情感与AI陪伴的人文审度⑤｜程林、张玥：非人之恋文化史视域下的当代人机恋：渊源、特点与风险

2024年被称为“人形机器人元年”。很多人预测，随着机器人大规模出现在普通人的家居生活环境中，人与机器人之间进行情感交流将成为未来智能社会的常态。所谓机器情感、AI陪伴的实质是什么，对人机交互、人机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比如说，从文化视角和性别视角，应该如何看待人机情感关系呢？人与机器的情感交流，将会产生何种社会冲击，导致何种技术风险和技术伦理问题，又应该如何应对？类似问题，已经引发诸多热议。本次笔谈聚焦“机器情感与AI陪伴的人文审度”，从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学和人工智能等进行跨学科研究，抛砖引玉，以期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建构主义视域下的机器情感》中，刘永谋和白英慧界定机器情感的概念，并从情感智能、人机情感和人机互动三个方面剖析机器情感的建构性，主张机器情感发展的有限主义进路。在《机器如何可能有情感？——基于“以生命为核心”的意识理论的探讨》中，李恒威和曹旭婷指出，基于“以生命为核心”的意识理论，通过模拟生物体的内稳态调节机制，可以为机器赋予情感能力，从而使其具备自主适应性和内在驱动力，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在《人机情感交互的伦理反思及其规约路径——以AI复活技术为例》中，张卫和张陈杰认为AI复活技术使得人机情感交互出现了新的形式，但是由于情感不对称性，会形成情感依赖、情感异化、身份欺骗、认同危机以及情感资本化等伦理僭越风险，需要从制度规约、技术设计和文化调节等视角，寻找AI复活技术发展的向善之道。在《情感人工智能需要“身体”吗？》中，吴静和王隽雅认为当情感AI成为人类寻求情感互动的对象，情感的具身性特征与人类情感交互的复杂规则共同提出了对情感AI拟真性的高需求，这就使得情感AI的“身体”设计需要面临多重认知、伦理和法规上的拷问。在《非人之恋文化史视域下的当代人机恋：渊源、特点与风险》一文中，程林与张玥指出，作为非人之恋4.0阶段，当代人机恋的核心特征是在社会现实青年群体中的日常化和深度化，并具有趣缘性、生成性与游戏性等特点，但其情感和伦理风险也不容忽视。在《超越记忆—情感计算中遗忘的必要性和实现》一文中，邱德钧和李玮农批判当前情感计算中过度理想化的技术假设，提出引入自然衰减与主动选择性遗忘的现象学启发神经计算模型，强调遗忘机制在构建真实、伦理、适应性情感AI中的关键作用。（专题特邀主持：刘永谋）

本系列文章原刊《科学·经济·社会》2025年第3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摘要】非人之恋是对人类情爱的模拟、替代、弥补或重启，其对象并非真实人类，而是广义人形或仿人机器。在非人之恋文化史视域下观察当代人机恋现象，非人之恋经历了奇闻阶段、性病理学阶段、近现代个体危机阶段，并于当今科技世代进入了非人之恋4.0阶段。当代人机恋的核心特征是它在青年群体中的日常化与深度化，其商品性、共享性、游戏性更加显性，还具有了趣缘性和生成式等特点，女性参与度也明显高于以往。同时，它在正向功能之外引发的情感、伦理风险与社会治理需求也不容忽视。

伊利亚金·奇斯列夫（ElyakimKislev）在其新著《关系5.0》（Relationships  5.0:  How AI,  VR,  and  Robots  Will  Reshape  Our  Emo- tional Lives）中指出，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相对应，人类关系在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及信息社会中不断演变，目前已进入了“关系5.0时代”，即人与科技亲密关系的时代。不同于这种与人类历史进程对应的视角，本文在非人之恋文化史视域下观察当代人机恋，旨在更具体地分析人与各类仿人机器关系的渊源流变与发展趋势。本文将对象并非真实人类，而是广义人形或仿人机器（非人、类人、拟人或准人）的人类情爱关系称为“非人之恋”，或曰“非人情爱”。非人之恋是对人际情爱的模拟、替代、弥补或重启，它看似是背离情爱传统的新事物，但在人类情爱史中却鲜少缺席：从雕塑、画像之恋到人偶、机器人之恋，再到当今的虚拟人之恋。长久以来，“非人”不必然具有情感模拟或计算能力，也无须是智能主体，因为以雕塑、人偶和早期机器人等为对象的传统非人之恋源于人在非人身上对情爱的投射和操演。但当代人机恋在广度和模式等方面都进入了新阶段。在非人之恋文化史的视域下，本文将当代人机恋视为“非人之恋4.0”阶段，并审视这一新阶段的历史渊源、时代背景、现象特点，以及潜在影响与风险。

一、非人之恋现象的历史渊源

在1.0阶段，非人之恋主要出现在叙事性作品以及社会主流之外的奇闻轶事中。在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Metamor- phosis）中，皮格马利翁不愿娶世间女子为妻，而是雕刻了美丽的象牙少女像，后者在爱神眷顾下活了起来，并被后世称为嘉勒忒娅。在欧洲文化史中，皮格马利翁的主要影响之一体现在人和各类人形的情爱关系中。此外，在大航海时代，水手们在长年累月的海上航行中改写了性爱辅助工具的历史，他们用废布等材料做成的“旅途女人”（dame de voyage）成为现代性爱玩具的雏形。在对人的心理和性爱偏好尚未进行深入研究的古典时代和近现代早期，“皮格马利翁们”要么是轻浮的青年或异教徒，要么是共用性爱辅助工具的水手。但当时的非人之恋故事、传说或记载只有奇闻式描述，故事内容本身没有立体感，也缺乏对皮格马利翁们的心理描述。直到性心理学的兴起，这点才得以改变。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精神分析和性病理学（Sexualpathologie）逐渐兴起，人们对性心理与性行为的认识逐渐深入。当时，喜欢雕塑、机械人偶或与之交媾的非常规情爱现象引起了性病理学家的关注，非人之恋进入2.0阶段。在性学创始人之一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的著作《我们时代的性生活》（Das Sexualleben unserer Zeit）记载了以下“皮格马利翁情结”（Pygmalionismus）式奇闻：19世纪后半期法国妓院里，年迈伯爵要求妓女扮演女神雕像，并举行仪式，目睹其“活起来”，从中得到满足。布洛赫认为，皮格马利翁情结与对人造身体（如情色人偶）或身体部分的猥亵行为类似。在《性觉的病态表现》（Die Krankhaften Erscheinungen des Geschlechtssinnes）中，格奥尔格·迈茨巴赫（Georg Merzbach）倡导扩充皮格马利翁情结概念的内涵，把所有与人像（画像、人形雕塑和情色人偶等）性爱的症状都纳入其中。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在著作《性心理学研究》（Studies in Psychology of Sex）中同样使用了皮格马利翁情结概念，并将其归入对“非人物品”（impersonal objects）爱欲之列，但又将其简单类比为“雕塑之爱”（the love of statues）或儿童的人偶之爱（child’s love of a doll） 。在早期性心理学中，皮格马利翁情结是被学界和社会主流所排斥的、应被诊治的性心理错位现象⑤。在迈茨巴赫等学者看来，这种现象与恋尸、猥亵尸体等性错乱现象密切相关。

在当代社会中，仍有人将非人之恋视为病态。例如在谈及人机恋者时，有受访者认为，“这样的人有心理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然而，在当代国内外关于性心理学或异常心理学的相关讨论中，关于人与雕塑、人偶性爱的内容已不再常见，皮格马利翁情结概念也已陈旧化。小说《三体》中就有对类似现象的非病态化定位。罗辑喜欢上自己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把他“最深的爱给了一个幻影”，甚至因此与真实女友分手；面对他“这难道不是病态吗？”的提问，心理医生不以为然，并回应道“，不管她是不是真的存在，能爱就很幸运了”。非人之恋常是个体情感特殊性的显影或对某种存在危机的应对，不能简化为“病态”或“变态”，这在非人之恋3.0阶段尤为明显。

在3.0阶段，非人之恋开始频繁出现在19世纪初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和电影中，同时也偶现于社会现实边缘中的局外人情感世界。3.0阶段的非人之恋现象部分已早于早期性心理学解读出现，但在此之后更为常见。3.0比2.0阶段整体上出现更晚，更为多元，也更有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它有两种内容重点：其一，男性欲望在机器人情爱叙事中显影，这是性别批评关注的重点，这种人机婚恋甚至与美国社会史中的女权运动结合紧密；其二，人机情爱交互也经常让（男性）个体在情感和存在方面的危机显影，这属于现当代社会中个体的危机体验。下文主要介绍第二类叙事。随着情爱辅助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接近字面之意的人机恋在3.0阶段开始出现，主要表现为人偶之恋与机器

人之恋，但相关技术在此时毕竟有限，所以机器人之恋仍主要出现在小说和电影中。本文将人机恋分为三类：主动人机恋，即人主动寻求与广义机器建立情感联系，借以满足特定欲望或需求；被动人机恋，即人机恋是特定人或群体的被动选择，即当事人在人机恋之外别无选择；还有些案例兼具主动和被动性。在欧美现当代文化史中，讲述人机恋与个体危机体验的作品引人关注，其主人公常常是被动的人机恋者，或主动与被动兼而有之。

以德语文学为例，各代表性时期都出现了讲述人机恋与男性个体危机的叙事作品。在霍夫曼（E. T. A. Hoffmann）1816年的小说《沙人》（Der Sandmann）中，纳塔奈尔整日浮想联翩，无法忍受头脑清晰的真人女友克莱拉，只有在沉默寡言、无限顺从、机械回应的仿人机器奥林匹娅这里才能找到正面回应。在此，他认知失调和内心撕裂的精神状态显现了出来。在库尔特·明策（Kurt Münzer）1920年的小说《皮格马利翁》（Pygmalion）中，让机械人偶活起来只是巴莱斯塔的表层欲望，因为他更想要的是供他投射情感和欲望的顺从人偶，而非具有自由生命意志但不受他摆布的嘉勒忒娅。巴莱斯塔生活在20世纪初欧洲社会危机和现当代人精神危机时期，这类神经纤细的现代皮格马利翁更需要对情爱的绝对把控，从而在祛魅的现代世界中寻到安全感。在费迪南特·冯·希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2018年的小说《绿蒂娅》（Lydia）中，迈耶贝克喜欢上了订购人偶绿蒂娅，后者却被邻居趁他不在家时毁坏，并留下了侮辱性言语。在此，纳塔奈尔们与机械人偶构建了自在、独有且封闭的情感温室。从人机恋的人类主体视角来看，人机恋往往源自个体的存在或情感危机体验，同时也让这种危机的显影。从人机恋中审视人的存在或情感危机是欧美近现代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常见现象，这类作品往往也持有关怀这类局外人式个体的姿态。但问题在于，这种机器或代码奏出的情感音符是否能够真正填补人的感情空缺，情感温室能否真正疗愈个体的存在危机——这往往依赖于特定个体的真实体验，但否定答案并不少见。例如在电影《她》（Her）中，虚拟女友最终并非男主西奥多的情感解决方案，原本忠诚、稳定、隐秘且只对自我敞开的情感空间，最终走向反面：不忠诚、不稳定、不私密、不独有。在此，现当代的危机个体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情感上无处为家式的无所适从。在非人之恋3.0阶段，情感危机、个体境遇与伦理风险等成为关键词，这类叙事与主题也延续至今。

由上可见，非人之恋1.0和2.0的情况与当代社会现实已逐渐脱节。在3.0阶段中，机器人之恋作为情感危机补偿的传统解读方式仍部分适用，但它在当代社会中的解释力已减弱，因为非人之恋在当代已进入了新阶段。

二、非人之恋4.0：当代人机恋的

景与特点

非人之恋进入4.0阶段是当今时代精神、青年情感文化与科技进步三个因素同频共振的结果。在时代精神方面，国内外学界提出的“加速社会”“单身社会”“原子化社会”“液态社会”“低欲望社会”“无缘社会”“浅缘社会”，以及“群体性孤独”“冷亲密”“亲密饥荒”“性萧条”“关系5.0”等成为当今人类社会、人际关系及其困境的关键词。在这种液态与流变的社会状态和时代精神中，技术的可供性不断配合人类的“液态情感”和人机情感进行调试，传统人际亲密模式开始松动，这种时代精神是孵育非人之恋4.0阶段的温室。在青年情感文化方面，当代仍有不少年轻人将人机恋视为情感补偿和情感刚需，可控、确定性与持续回应是其情感危机补偿的依据；但也有“Z世代”年轻人或“网络原住民”是好奇的人机恋尝试者，他们不愿付出高昂的异性沟通成本与现实情感代价，而是将便捷的人机恋视为比人际情感更轻便可行的情感替代方案。在科技方面，数字伴侣技术应用越来越多，不断优化的技术可供性是4.0阶段到来的技术推力。2024年3月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访问量前50的AI产品中，AI伴侣占8个，且增速明显，较半年前增加6个。

在4.0阶段，虚拟人之恋是非人之恋的主要表现形式。现实科技中的广义虚拟数字人（以下简称虚拟人）有多种形态，并可回溯到伊莉莎（Eliza）等早期聊天程序时代。依据人机恋对象类型，虚拟人又分为三类：一是侧重完美人设的虚拟偶像，包括个别的全息投影人案例；二是侧重游戏交互和故事设定的虚拟角色恋人，例如乙女游戏；三是侧重情感交互和关系形塑的狭义虚拟恋人，例如DAN。但三者也有不少交集。从技术演进角度讲，生成式虚拟人技术的推动尤为关键。与雕塑、人偶、机器人或纸片式虚拟偶像相比，它基于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和多模态交互等技术，突破了物理局限，具有存在的数字虚拟性、操作的多平台性、定制的便捷性、“人格”的拟生成性、更强的拟交互性和情感模拟能力等多重特点。相比或沉重、僵硬，或缺乏温度的传统具身机器人，去身性的虚拟人轻盈便行，更适合当代青年群体需要的“轻情感”或“轻关系”，因此更易普及。现实中当代人机恋以虚拟人为主要对象，但传统的类人机器人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它仍是当代科幻人机恋中的常见情爱对象，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性爱机器人软硬件技术也在不断演进，它在近未来的普及程度也可能提高。

那么，当代人机恋何以成为非人之恋4.0阶段？非人之恋4.0的核心特征在于当代人机恋特别是虚拟人之恋在社会现实青年群体中的日常化与深度化。4.0阶段之前的非人之恋是大多出现在神话传说和文艺作品、零星出现在现实中的个体叙事与情感孤岛，且经常不为大众群体所接受。及至非人之恋4.0阶段，当代人机恋成为参与者范围更广、社会影响更大的现象，人机恋的社会阻力也显著减小。已有学者指出，“人与AI伴侣的亲密关系，很快将成为未来智能社会的常态，人机恋、人机婚将被大家全面接受”。非人之恋3.0和4.0阶段的区别首先就表现在辐射广度上，两者可以用电影《她》为例来分辨：如果《她》仅讲述遭遇情感危机的西奥多爱上虚拟伴侣萨曼莎的故事，那它就是非人之恋3.0；但地铁站场景勾绘的是人手均有虚拟伴侣的场面，而且萨曼莎本身也有成百上千个“情人”，这意味着《她》整体上已进入非人之恋4.0阶段。

具体而言，非人之恋4.0阶段的特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亲密关系更明显的商品性。自制或订制异性身体或情感，并对情爱对象和关系实现掌控，是人类情感文化中的夙愿。当皮格马利翁们不再是手握着刀、锤和锉的艺术家，而是借助键盘或手机的机器人或虚拟人任意买家和用户，且可根据个人喜好随意组装嘉勒忒娅的身体或外观，后者也就从独一艺术品转变成了可复制的情感商品。虚拟恋人的充值和分类付费机制让人工情感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更加显性。人机恋者看重的跨时空和跨物种之恋，在技术源头只是代码，在资本市场里则仅是生意。当前，资本、算法与市场共同影响着人机恋者的情感交互日常，资本和市场对利益的追求与个体的身心需求有时会产生结构性差异。

二是人机情感的共享性与趣缘性。在2.0时代，部分非人之恋行为还被理解为社会边缘群里的性病理学表征。在3.0阶段，少数恋偶人和恋机人开始展现自我、组成团体、分享经验。在4.0阶段，人机情感更明显地从私密空间走入公共场域，共享性和社交属性更加凸显出来。首先，这表现为用户对情感交互内容的共享。其次，虚拟恋人商品化属性支持用户之间通过租赁或购买账户的方式共享。4.0时代的非人之恋一方面共享机器端的技术性和商品性，另一方面弱化现实中真实个体差异性，进一步促进人机恋网络趣缘群体的形成。例如在豆瓣人机之恋等小组中，用户经常讨论与虚拟恋人相关的技术、交流内容与体验，而鲜少剖析现实中的情爱观念。基于当前社会现象，非人之恋4.0时代的共享性以技术平台和算法为中介，以亚文化青年圈层为推广起点，其本身就包含了趣缘的深刻属性。

三是人机情感交互的生成式。在非人之恋4.0阶段，人机情感的生成式特点体现在交往对象养成、关系交互形成以及恋爱关系实验三方面。交往对象养成表现为用户可以对虚拟恋人进行定制和设定，还可以通过练级、付费等方式不断地调整虚拟恋人的适配度。关系交互形成意味着人机在情绪、行为和话语模拟交互中的相互形塑，即用户也在人机交互中接受机器恋人的反馈，在亲密关系中形成对自我和他者的新认知。在恋爱关系实验维度，人机恋的模式也可根据用户的亲密关系理念践行和生成，为当代青年在传统亲密关系之外提供一种或然选择和想象可供性。部分年轻人通过人机恋逃离庸常重复、打破情感关系单一模式，甚至借此开发情感实验，这些新型关系的生成都属于非人之恋4.0时代的特点。

四是人机关系中的游戏性。游戏具有“直接的互动体验，完全自洽的规则体系，通过机制本身讲述故事”等特点。在4.0时代人机关系的构建中，用户通过输入不同的指令，与生成的虚拟恋人直接交互，形成独特的亲密关系模式。与游戏的表现类似，人机之间交互机制主导着人机亲密关系的叙事。基于此，4.0时代非人之恋相比以往变化明显：亲密关系的构建不再拘泥于僵化的主体投射式想象，而是注入和延续了游戏的运作机制，在关键词的触发中，产生更为灵活的人机情感书写方式，但这种不稳定和难预知的特点反而更贴近真实的亲密关系。人机恋逐渐从症候式的亚文化转化为更符合大众认知的流行文化，游戏性是推力之一。

五是性别态势的变化。首先，这种变化体现在女性参与度明显高于以往。在非人之恋1.0到3.0阶段的欧美非人之恋叙事中，性别比例失衡明显：人偶或机器人常被赋予女性角色，是人类男性欲望和情感投射的结晶，鲜有女性作为人类主体的案例。在当代现实的人机恋中，多种数据显示，以往性别态势已改变：国外用户在不同应用平台的两性比例相对均衡，中国用户的人机恋则有青年亚文化特征明显和女性用户比重大的双重特点。例如，豆瓣人机之恋小组的人员比例就明显失衡。此外，多款AI陪伴软件的“重度用户是Z世代女性”。女性用户比重在虚拟人之恋现象中的提高，亦与当代女性的情感倾向有关。有数据显示，相比男性更倾向于真人形象和人形机器人，女性更容易接受身体退场的纸片人和虚拟形象，对虚拟形象的定位与期待也更加多元。此外，两性差异还体现在对虚拟伴侣的预期、人机交互的情感需求以及顾虑等方面。其次，这种变化也见证着两性关系流动的对抗性。与男性人机恋在欧美传统情感叙事中经常引发性别批评甚至与女权讨论勾连紧密的情况不同，中国社会现实中女性人机恋事实上并未引发违和感，这与中国当代社会的技术文化、时代精神以及性别态势等有关系。乙女游戏就是对现有性别秩序的回应，但与其说它意味着性别平等，毋宁说它说明两性性别角力仍在持续。

三、当代人机恋的潜在影响与风险

目前，不断生成与流动之中的当代人机恋比以往非人之恋更加丰富多元，近未来也有可能成为渗透性更强的青年情感文化。从远景来看，它甚至可能会影响人类群体的情感生态。各类仿人机器模拟人类情感的表象与功能，其基本性质是拟人但异质的，如果我们将人机恋视为真实或常态亲密关系，则需要我们持续观察和重新界定亲密关系。从技术角度讲，特定个体的人机恋始于代码，最终也化归于大数据库中的一段资料或数据；而对人机恋者而言，在人机恋前后也难以保持同一性，因为人机恋或多或少会形塑人之情感甚至自我。换言之，生成式虚拟人之恋等新型人机恋不仅可以提供新的情感互动方式，也让人重新审视自身的情感需求、亲密关系及其边界，从而可能与虚拟式恋人实现情感上的再“进化”。当代人机恋对个体的潜在功能、影响与风险不可忽视。

总体而言，人机恋的正向功能表现在娱乐性、情感代偿和成长媒介等方面。娱乐性体现在4.0时代人机恋的交互更具有游戏的特征，它以指令输入的方式创造开放性的情感实践，以升级等方式作为正向情感激励，以自主养成的方式培养用户忠诚度，整体上具有娱乐性功能。在情感代偿方面，人机恋经常是替代性和补偿性的情爱，是当事人的逃离现状、创伤转移或践行新理念的行为。人机恋中还可以成为个体的存在依托和成长媒介。例如在《我的妻子没有感情》（2019）等日本影视作品中常出现以下故事模式：男性尝试人机婚恋，机器妻全心全意为男性服务，让普通男性的“白日梦”得以实现，最终人机婚恋成为这些男性的情感补偿或成长媒介。然而，4.0阶段的当代人机恋的正向功能亦有限度，还可能在比以往更大的范围内引发情感、伦理与治理风险。

从宏观角度讲，非人之恋4.0时代亲密关系内核从价值理性转变为工具理性。即时性和沉浸式的情感回应和补偿使人机恋成为功能性的疗愈工具，这可以部分消解现代人的孤独感、人际交往的倦怠感，但也会影响传统亲密关系的严肃性。4.0时代的非人之恋将传统亲密关系中的个体责任、长期主义和承诺转化为情感共享和情感代餐。在部分案例中，人机恋暂时麻痹了传统亲密关系中的核心价值和现代加速社会的不适配感，但同时也引发了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

从技术维度讲，虚拟恋人本质上是用户和技术复杂系统交互的中介。如西蒙尼·纳塔莱（Simone  Natale）在《媒介的欺骗性》（Deceitful Media）中所言，技术在发展中嵌入了有助于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欺骗机制和做法。在此，欺骗性是一种中性表达，指技术调动人类感知能力而激发的人机拟人交互错觉。大语言模型技术进一步简化了人机交互的技术门槛，仅依托自然语言就可实现人机间的类人对话。虚拟人之恋的重点在于技术帮助人类实现沉浸式人机交往体验。这种体验是交流的表象，而非真实的情感互动。长此以往，用户可能会混淆真实交流和表象交流间的边界，与机器的亲密关系或会影响用户分辨人机恋中偏见和虚假内容的能力。

从商业角度讲，平台的商业模式会鼓励用户对虚拟恋人产生情感依恋，进而甘愿为升级内容解锁买单。从交互模式角度讲，人机亲密交互主要基于机器向人提供正向反馈，不断强化用户的主体性，刺激用户投入情感与资金；从内容上来说，部分虚拟伴侣常通过大尺度语言触及私密甚至禁忌内容，不断加深用户的亲密情感幻觉，进而实现商业盈利目的。但对于尚未具备完全甄别能力的青少年来说，这种商业化运作模式会加剧情感沉溺、行为极化和认知失调风险，甚至会导致不可控的社会问题。在前文提及的8款AI伴侣软件中，就有6款声称在内容与尺度方面“未经审查”，甚至以此为卖点来吸引用户。科技与商业资本的逻辑经常是在特定技术条件和成本控制均衡中制造最能触动用户情感并吸引其情感投入的商品，但对用户的情感投喂最终也并不意味着全面且长久地有益于用户的身心健康。

在社会治理方面，与当代人机恋对社会日常的深度嵌入相对应，非人之恋4.0阶段的显著特点之一在于其社会性影响和社会治理需求。罗德里克·格拉汉姆（Roderick S. Graham）就曾指出，新技术可能诱发一系列的“数字越轨”（digital deviance）失范行为。即时性和碎片化的交互模式在接管和代理严肃的传统亲密关系后，会放大亲密关系中浅尝辄止的体验感，在增强用户主体性的同时，也会在机器对人类的迎合中让某些阴暗欲望显影，并催生极端越轨行为。在欧美社会中，已有两起AI聊天软件导致用户自杀案件。此外，人机恋APP使用中有可能产生未成年人的色情“擦边”问题，还有国外学者为避免女性和儿童物化等问题而发起了“反性爱机器人运动”。为规避当前已然面临的伦理风险和未来或会出现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从法律法规、平台规范和科普教育等方面入手的人机恋治理已具有现实意义。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当代人机恋本身的内在多样性与人机情感交互在不同时间刻度下的潜在风险尤其值得关注。其一，在数智时代里，当代人机恋现象的样态非常丰富多元，这体现在类型、性别、身份、商品属性以及人机关系模式等多个方面。其二，当代人机恋仍在动态发展中，其潜在的情感、伦理风险和社会治理问题值得业界和学界动态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