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和区域研究须打破学科壁垒的束缚：论人文向度下的整体观

【内容提要】

国别和区域研究是服务中央对外工作的一项国家学术工程，但在现有学科目录内难以找到该学科的独立形态。现代学科划分建立在科学主义物化观的基础上，与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方法论体系存在结构性矛盾。国别和区域研究将知识从高度抽象的符号系统和概念框架的组织方式中，转变整合到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组织方式中，在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于2012年在部分高校启动试点，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举措，得到了各高校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5年的艰辛探索，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从关注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布点试水，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全面铺开，再到实现全球国别、次区域、区域、国际组织等多层面的“全覆盖”，完成了中央领导“全覆盖”的重要部署，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研究机构数量5年内增长了10倍，建成了一批国内知名、国际具有影响力的专门研究机构，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同时，在过去5年里，国别和区域研究队伍解决和回答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学科的内涵、定位、发展路径形成了基本共识，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学科体系已初具规模。

一、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方法论与学科困境

国别和区域研究是一种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以满足国家对外交往需求为目标，集中现有学科体系内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对海外知识进行发掘梳理和组织整合的方式。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内部架构是以研究实体对象为基础的对各学科的综合，跨学科和交叉性是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根本性特征，也是为大国外交提供智力支持的内在要求。国别和区域研究首要解决的是对现有知识体系中尚不存在的、以海外国家和地区为实体对象的知识领域的问题，需要全部学科的地区整合。也就是说，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首要现实任务是填补对海外国家和区域实体对象知识的“绝对缺乏”，然后将散落在各学科内的知识重组整合形成以实体对象为核心的全面知识体系。将各学科力量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整合起来，采取一种整体观方法论，对尚处于空白状态的实体研究对象采取全面铺开的研究方式，对于有研究基础的实体对象，重在发现、填补各学科间的知识空隙，以加深对实体研究对象的全面了解。

国别和区域研究在方法论体系上坚持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的整体观，其应用学科导向决定了将国别和区域作为实体研究对象单位，聚合各学科研究力量，形成整体性知识体系。在当今世界体系中，主权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以相近地缘关系、相似文化背景聚合的区域组织，在这些主权国家和区域组织中，国家在对外交往中是主要对象。国别和区域研究要满足国家对外交往的现实需求，解答现实问题，就必须牢牢抓住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的实体研究对象。国别和区域研究中的整体观将人作为核心,避免实体研究对象的高度抽象化、符号化，表现为“一国一域、一事一策”。这是因为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面对的政府和民众都是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的生动主体，将人的核心主体地位摆在前面才能有效地沟通与合作。比如“五通”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主要内容，民心相通是“五通”的核心，决定其他四个领域的建设成效。政策层面、设施层面、技术层面的交往都离不开与鲜活的具体的人打交道。从应用导向上来看，国别和区域研究归根结底是在国家和区域实体对象层面“研究人的学科”。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要突出人的主体地位，避免将研究对象实体抽象化、符号化造成的机械整体观，通过对人文向度中人本精神的发掘，凝聚国家对外交往中的道德理性和价值共识，增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现有的学科划分体系是形成整体性知识的最大障碍，跨学科的努力成为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力。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世界史三个与国别和区域研究实体对象紧密相关的一级学科协同配合，积极探索，采取“自下而上、凝聚共识”的方式探索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路径。经过5年的摸索,加强跨学科的协同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共识:倡导以国别研究对象为核心进行课程体系改革和学科设置;强调从研究对象本体出发摆脱国际问题研究的惯性思维和经验套用，围绕同一实体从历史、文化、政治等多元研究对象角度开展全面研究，从文化圈互动与融合出发构建区域研究大学科，围绕实体研究对象，从时空、文化、思想多个维度建设中国学派;呼吁高校建立专门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加强跨学科整合。国别和区域研究已经作为二级学科被纳入部分一级学科之下，开始以学科形态深入发展。这样的学科模式距离国别和区域研究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形成整体性知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与现有学科之间仍存在矛盾，在国际关系学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有学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联系密切，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大于后者”。也有学者认为国别和区域研究只是国际问题研究的一部分，本质上属于国际关系学科。还有学者主张“区域研究与政治学要努力建立一种相互平等、互敬互利和良性竞争的知识关系，走出一条对话和融合的新路”。

因此，国别和区域研究只有以独立的学科体系形态出现，改变在现有学科目录中处于“无处安身”的尴尬境地，才能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防止被现有学科体系“绑架”和解构，重蹈美国区域研究创生失败的覆辙瑏瑠，打破学科壁垒的束缚势在必行。

二、科学主义物化观是人文向度整体观的最大挑战

造成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体系化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主义物化观对人的彻底解构和还原，直接原因是人文社会科学受自然科学影响朝向“硬学科”形态发展造成的学科壁垒，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组织方式被排除在学科之外，同时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挤压了人文向度内的阐释方法的生存空间。

(一)自然科学还原论将科学主义物化观上升为世界观

具体来说，自然科学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内取得的成果深刻改变了人类和世界,科学主义从最开始的研究方法逐步提升为人类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随着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发展，观察世界的维度不断走向微观，人的核心本体地位在逐渐消失，成为具备同一性的无差别物化对象。17世纪列文虎克发明显微镜，观察到人体细胞，开启了对人本体认识物质化的大门。19世纪，分子、原子的发现使物质世界统一于基本粒子，人的本体地位进一步削弱。到了20世纪，分子生物学已经发现了蛋白质的多级结构以及蛋白质与核酸之间的催化关系，包括人的意识在内的一切生物现象被还原成基本的化学反应和更为基本的物理反应。2013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发现希格斯玻色子，该粒子被认为是构成一切物质实体的基本成分，证实了描述粒子和力相互作用的“标准模型”理论，将宇宙的产生和自然界存在的四种相互作用力统一在“希格斯场”中。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使量子物理学将宇宙中的一切事物还原为基本粒子和基本粒子运动，这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在认识宇宙和存在方面取得的最高成就，也是最彻底的还原论。面对科学主义强大的还原论，哲学领域中精神与物质的终极之问便不复存在，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都被还原为基本粒子的结构，人作为研究对象和手段的地位彻底被解构，成为无差别的理性工具逻辑载体。

(二)物化观对近代人文社会研究“科学化”的影响

自然科学的发展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还原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成果是以学科高度分化为前提的，每个学科知识都以体系化形态确定自身的学科边界。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化也是建立在学科分化的基础上，受到还原论启发，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也开始寻求统一人类世界的宏理论。从中国近代学术发展过程来看，这也基本是引进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开始分化，逐步形成独立学科形态的过程。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洋务派推动的洋务运动使西方自然科学思想和知识大规模进入中国。对于西方学科化的自然科学体系，早期洋务运动思想家冯桂芬、郑观应等人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将西方自然科学定位为“技”，“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大本末,而后可言西学。分而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传统文化的本体观和认识论仍然处于核心地位，肯定了“中学”在人文研究中的整体优势，“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而此时实证主义思想还没有上升为一种认识论和世界观，以硬学科形态出现的自然学科体系由于被定义在“器”“技”的层面，因此没有成为对“中学”改造的方式和目标。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则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将“中西之辩”改为“新旧之争”，对学科体系命名由地理空间上的差异转变为时代性差异，这一变动体现出价值判断的取向，将“中学”改称为“旧学”实际上已经抛弃了“中体西用”的观念，开启了现代高度分化学术体系的建设过程，这一过程肇始于自然科学体系的构建，传统经学也被改造成学科分化的人文社会科学。科学一词最早在甲午战争之后出现，康有为最早在《日本书目志》中将日语汉字的“科学”直译为中文并在1898年6月《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首次使用该词。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将“science”译为科学，即“分科之学”的意思。当时中国学者也将学科分化视为科学的重要标志，“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这种观念也渗入人文学科边际的确定之中，“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然各科学有各科学之沿革，而史学又有史学之科学(如刘知几《史通》之类)。若夫文学则有文学之学(如《文心雕龙》之类)焉，有文学之史(如各史文苑传)焉。而科学、史学之杰作亦即文学之杰作。故三者非斠然有疆界”。

以实证主义为核心的科学思潮在五四运动中被普遍接受，科学主义的物化观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被提升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冲击解构了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方法论体系。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以科学思想统领认识。而此时刚刚产生不久的人文社会学科以“科学化”为方向，在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上朝着“硬学科”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在《答皆平》中阐发了人文学术科学化的思想，“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人文学术科学化表现为两种趋势。一种是胡适、傅斯年等人主张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研究如何做人文研究。在胡适看来，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在方法上是一致的，只是前者研究的材料是文字的，而后者研究的材料是实物的;由于文字材料有限，“三百年的中国学术的最大成绩不过是两大部《皇清经解》而已”。傅斯年则认为“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另一种是严复、章太炎等人主张人文研究应仿照社会科学采取硬学科体系化知识的组织形式。严复指出了传统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读史而但观古人之事迹，虽考之甚密，必不足以得盛衰治乱之由。惟知求群学，籀其公例者，乃能据往事知来者耳”。章太炎在1902年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表达过修中国通史的想法，“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人文研究科学化的发展方向体现为形式上的学科化和方法上的实证化，一方面这两种趋势加速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出现，另一方面传统人文研究中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被边缘化，成为“非科学的”批判对象。“社会科学是拿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

(三)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对物化观的批判

科学主义物化观对人文向度的整体观的冲击体现在研究对象的物化和研究方法的程式化方面。熊十力批评了忽略整体性、将历史环境中的人物事件碎片化的研究方法，“治史必究大义，本天化以征人事，鉴既往以策方来，其义宏远。若专考琐碎事件，何成史学?”批判了追求“科学”而放弃整体观的方法，“须知哲学与科学，其所穷究之对象不同，领域不同，即其为学之精神与方法等亦不能不异。但自西洋科学思想输入中国以后，中国人皆倾向科学，一切信赖客观的方法，只知向外求理而不知吾生与天地万物所本具之理元来无外。中国哲学究极的意思，今日之中国人已完全忽视而不求了解”。陈训慈认为人文社会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不同，方法也不能一概而论，“实则自然界已全然存在，虽繁复而可试验;而史则上推无始，前进无穷，错综繁博，其性质全异于他学。故吾人推求因果，亦但就可能之内，有以特殊于自然界必定之因果”。梁漱溟则批判了“科学”方法中将人主体性排除在外的范式，“科学方法重要之点，即是将一切物观化。将现象放在外面，自己站在一边，才能看得清楚”。虽然当时的思想家对人文社会研究“科学化”发展趋势给予批评，但这种声音很快被淹没在以科学、民主为口号的现代化浪潮中，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在人文社会研究学科化的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已经形成，有较为清晰的学科边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硬学科”形态越发明显，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组织方式被肢解为案例，用以构建或验证各学科内的宏理论。19世纪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将实证主义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建立起“社会的自然科学”逻辑框架，创立了西方社会学。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导向加快了人物化和异化的进程，在运用实证定量研究方法过程中，人作为研究对象被高度抽象化，人作为研究主体的思辨活动被排除在“科学方法”之外。如果说科学主义的物化观推动了人文社会研究的学科分化，使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组织方式无法以学科形态存在，那么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文社会研究中作为研究主体和对象的本体地位，人文向度整体观成为“不科学”的方法论。乔晓春指出科学强调“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即“方法和程序的可计算性”，重视“不具任何价值色彩的事实”，只有那些“被证明出来”的结论才可以被称为研究结论，“被说出来”的结论不能被归为研究结论。

然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被高度抽象和符号化，且仍能保持内在同一性并能超越时间一维性限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特殊性和一般性的集合，受到时间一维性的限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实证主义范式研究与自然科学的还原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将追求统一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宏理论作为终极目标。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的程式化和可重复性的要求更多地揭示了研究对象的一般性规律，以实现理论内部的统一和自洽。为了适应实证主义定量研究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不仅被物化，进而被高度抽象，而且作为研究者也被排除在研究之外，仅仅是理性工具逻辑的物质承担载体。

三、整体观方法论体系的哲学依据、时代内涵、研究路径

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组织方式本质上是在追求“整体的社会科学”，这种整体观的认识路径与科学主义高度分化的认识路径只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实证主义方法论依赖人的工具理性，将人本身的因素排除在外，而从人本体出发，依靠经验主义的阐释学方法关注人的价值理性，将人作为目的和手段。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在人本身，都是认识世界的方式，本质上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回到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本源来看，就是围绕实体研究对象构建“整体的社会科学”，而这门学问的核心在于生活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中的鲜活的人，这也就是国别和区域研究采取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方法论体系的原因。现阶段国别和区域研究力量分散在各个学科当中，研究方向和兴趣也都在各自学科范围内，因此构建“整体的社会科学”需要跨学科的努力，须冲破近百年来人文社会研究“科学化”发展形成的学科壁垒，形成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组织方式。国别和区域研究并非一门新兴学科，但是兼具基础性和应用性的国家急需学科，学科发展的任务越艰巨而繁重，越要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哲学层面的整体观本体论、学科层面的整体观认识论、研究层面的整体观方法论。

(一)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本体论

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方法论在哲学层面的本体论认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如何认识我者?如何认识他者?如何认识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将天、地、人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看待，把人作为认识世界的本体。儒家和道家思想都肯定了人作为认识世界本体的核心地位,孟子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老子将人的本体地位与道法天地并列，“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更将人与自然视为同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宋代理学家将人本体与自然界和真理统一起来，建立整体观的哲学基础。张载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程颐认为，“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张岱年认为，“天人合一”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肯定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将人作为认识世界的主体，充分尊重、肯定人作为物质世界和客观真理的同一手段，将人作为目的本身，其既是我者，也是他者，在认识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中，始终将人的本体地位放在首位，肯定意识思维活动，认识世界在当中的作用，这为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提供了认识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的整体观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整体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体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石，将物质世界看成客观事物相联系形成的整体，认为自然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这一观念已经被20世纪自然科学还原论所证实。整体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表现为与辩证法的深度结合，在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上，马克思借鉴了黑格尔的整体论思想，将认识对象“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比如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马克思将整体观推而广之:“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恩格斯认为，在人考察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时，首先从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出发，“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从整体观出发认识客观世界时，这往往与辩证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我们抓不住整体的联系，就会纠缠在一个接一个的矛盾之中”。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进程时，将整体观和发展观贯穿始终，“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生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列宁在考察人的思维逻辑的客观性时，肯定了人作为认识主体对客观事物概念抽象的客观性和认识观念本身的客观性，“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分隔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来源来说却是客观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整体观贯穿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对我者的认识上，从物质同一性出发，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统一为整体，在对他者的认识过程中，肯定人的抽象观念在工具逻辑中的客观性，将整体观与辩证法紧密结合，将整体与部分的普遍联系看成发展中的过程，把握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带有整体观的认识论不仅适用于自然界的认识对象，也适用于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二)新时代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认识论

党的十九大将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党的历史任务写入报告,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一系列对外工作重要方针。这一系列重大创新理念是新时代外交思想的重要成果，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国别和区域研究新的时代内涵，明确了新的任务目标。综观新时代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将世界各国各民族对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诉求作为理论出发点，将人类的发展看成一个整体，凝聚发展共识，团结发展力量，其包含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人文关怀，闪烁着价值理性的光辉。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问题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出发，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将全人类的发展视为一个整体,将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充分尊重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权利，“世界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应兼顾他国利益，形成不可分割、命运相连的状态，共同发展、共同合作，增进全人类共同利益,共同推动人类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认识全球和人类的发展上，超越了国家、民族、文明的界限,反映了人的理性价值对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和共同愿望，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和赞誉，已被写入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决议等。

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冲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依靠理性工具逻辑，将国家间关系物质化的束缚，深入发掘中华文化中独特的治理理念和智慧，将人本精神拓展到国际关系领域中，倡导正确义利观，“一个国家不能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贫穷而发展，在国家间合作中坚持共赢理念，不搞独占的、排他性的获利，而是强调共赢。在过去的国际关系历史中，促进自身发展，延缓别人发展，是一个基本的竞争法则，也是战略法则，历史上概莫如此”。将世界各国发展视为一个整体，强调利益共享的观念，破除物质观下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追求权力和利益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为世界各国摒弃冷战思维、超越零和博弈，实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提供了思想引领。在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上，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建立在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基础之上，全面深化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深入了解，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既是新时期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服务中央、服务大局的应有之义。国别和区域研究应该将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贯穿认识、了解、研究世界的始终，才能跳出西方学术话语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凡此种种陷阱从本质上来看，都将本国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对发展的要求对立起来，从物化观出发，将世界上其他国家视为促进自身发展的物质条件，忽略了人类发展的整体性，造成发展不均衡、不公平。国别和区域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应该深刻认识到全球一体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归根结底要依靠发展本身来解决，以尊重人为核心的整体观凝聚发展共识和发展力量，才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唯一出路。

(三)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方法论

就现有人文社会科学分科的模式而言，国别和区域研究要想获得独立的学科发展空间，实现以研究实体对象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组合方式，必须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方法论。就研究实践来说，应该从人本身出发，即从研究的主体及研究对象两个方面首先实现人的整合，采取自下而上的知识整合方式,最终建立整体的社会科学形态。

研究主体的学科整合和方法整合，指的是现有分散在各个学科内的国际区域研究力量，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整合基础，以应用研究、对策研究为具体任务和协同创新的平台，大力推动跨学科的协同创新，以填补学科间灰色研究区域，将在学科边界内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研究对象作为重点目标，那个领域、那个方向的学者应通力合作。从国别和区域研究服务国家对外工作现实需求的职能定位来看，这种跨学科协同创新的科研工作模式，是在短期内充分调动各学科内研究力量，实现国别和区域研究重大突破的有效路径。而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真正在高校落地生根，还要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各学科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整合在新一代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身上，把综合型、交叉型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作为打破学科壁垒的突破口。大力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研究生培养，牢牢把握跨学科跨专业这一条主线，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应打通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内部的横向通道。相比在研究成果上实现的知识整体性整合在人才身上，应将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整合在人才身上，对推动学科发展有着更为深刻和长远的战略意义。掌握多学科系统性知识和研究方法，在多个学科内接受系统性的科研训练，围绕确定的国别和区域进行长时间追踪，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培养满足国家对外交往需求的“通才”(即“国别通”和“区域通”)。应扎实推进跨学科新型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随着一批又一批人才出现，国别和区域研究独立学科发展的空间就具备了物质基础，使国别和区域研究以学科拼盘形式出现的形态结束。

研究对象的学科整合和方法整合，指的是把研究对象从高度抽象概括的符号和模型中解放出来，回归到一手文献、一线田野调查中，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背景下，真实还原研究对象的整体面貌。对研究对象来说，使用当地语言书写文献资料，远比用其他语言书写的文献资料更为准确可靠，使用一手文献资料做研究，能够避免进入西方学者先入为主的误区，根本上规避了西方学术话语背景下的各种陷阱。深入一线田野，采用扎根理论、口述史、民族志等质性研究的方法，将“他者”看作与“我者”同等重要的文化存在，以一种亲历者的视角去观察、记录、分析、解读研究对象，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我者”与“他者”的关系。与从高高在上的抽象宏理论出发运用到具体实践中的种种不适应，深入一线田野这一过程中本身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跨越文明隔阂的尝试和努力，将研究对象放置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研究成果的适用性和可靠性更高。

需要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方法论并不排斥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方式。两种方法论体系的不同源于哲学认识上的分野，根据研究目标，选择更为合适的方法论体系，二者并不存在高低上下之分。国别和区域研究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方法论体系，首先是满足国家现实需求，填补研究对象整体性知识的空白，面对来自实证主义方法论体系的质疑，应该采取包容的态度，充分借鉴定量研究方法中的有益成分，实现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学科化，而不能因研究方法论体系的不同建立新的学科壁垒。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内的依据构成了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方法论体系的元方法，新时代外交思想赋予了该体系时代内涵，成为认识和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的总方法，而以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作为整体性知识组织单位的认识论则成为研究具体对象的子方法。

结语：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方法论的功能定位

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方法论体系，是国别和区域研究安身立命的学理基础，是指导学科建设的思想武器，是履行服务中央、服务大局根本职能的重要保障。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是哲学方法论的应用，应该从人把握世界的关系的高度来看待整体观“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认清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即人本身的性质)，也将人自己本质力量的性质定义为人，只有将“我者”与“他者”统一在人本身上，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与世界之间社会的历史的现实关系，现实世界中的国家和区域从自然科学中高度抽象的“符号世界”还原成哲学意义上的“人的世界”。应当把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与科学主义物化观一样，作为把握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的基本方式之一，将知识从以高度抽象的符号系统和概念框架的组织方式中，转变整合到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组织方式中，不仅关注高度抽象统一的世界图景，而且充分展示其丰富性和独特性。

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方法论体系，不是碎片化的方法论堆积，也不是经验化的研究方式汇集，而是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于认识研究当今世界形势实践形成的方法论体系，是认识国别和区域研究、深入推进国别和区域研究、评价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不从整体观出发把握研究对象，就谈不上懂国别和区域研究;偏离了以人为本的核心，走向抽象化和符号化的宏大理论方向，就谈不上坚持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应用导向。应在新时期推进国别和区域研究，加强学科系统思想建设。

面对近一百年来人文社会研究“科学化”过程中形成的高墙壁垒和现有学科设置和划分的体系，在推进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化建设和贯通式人才培养进程中，这种知识组织方式必然遇到各方面的困难和阻力，国内也有学者借美国区域研究衰微之态预言国别和区域研究将“重蹈覆辙”。国别和区域研究归根结底是大国特有的学科体系，能够借鉴的国际经验并不多，任务越是艰巨，越要牢牢把握以人为核心的整体观方法论。中国领导人在谈到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时指出，“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立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来建设,可以借鉴国外有益做法，但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应该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坚持以高水平咨政成果服务中央、服务大局的根本职责，坚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育人导向，就能打破学科壁垒的束缚，走出中国特色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发展的新路。

责任编辑/康巳鋆 顾心阳

作者：邵玉琢，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罗林，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

来源：《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