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超评《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爱、和解与成熟

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之间的隐秘关系，早已不再是哲学圈内的小众话题。因为当事双方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它如同萨特与波伏娃的故事一样，为坊间大众所津津乐道。在接连不断的传话游戏之中，故事渐渐走样与扭曲，真相化为流言蜚语与不足为外人道的窃窃私语。在这纷纷扰扰的是非之中，《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窥探故事原貌的钥匙。

全书收录了一百六十八篇书信，既包括1925年至1975年之间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通信，亦包含数封海德格尔妻子与阿伦特的往还。本书编者根据书信的内容，将其编为“目光”“再-见”“秋天”和“尾声”四个部分，并添加了丰富的注释。

与通常的书信集相比，《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呈现出一种高度不平衡的状态。书信集中绝大部分的书信是海德格尔写给阿伦特的，阿伦特写给海德格尔的回信则几乎没有保存下来。期待中的双簧变成了海德格尔的独角戏。另一个特点则充分体现二战时期德意志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与施密特和恩斯特的书信集类似，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书信来往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二人中断联络十数年之久，1950年才重新联系起来。正如编者乌尔苏拉·鲁兹所说，“本书的一个特点已经可以被指明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声音占主导地位。另外的一个特点在于：存在着亲密交往的阶段和完全不来往的阶段以及一系列中间阶段”（515页）。

半个世纪的故事

撰写书评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撰写关于书信集的书评更是如此。首先，它过于碎片化。生活的真实面目隐藏于只鳞片爪的细节之中，我们不免如同盲人摸象一般，难以勾勒出全貌。其次，它是私密的。读人书信与窥人隐私之间存在一种暧昧的相关性，书信是当事人之间的隐秘交流，它不但没有邀请读者的参与，甚至反对读者的介入。最后，它带有陈旧的疏离感。这不是漫长历史所产生的隔阂感，而是一种与现代世界的疏离。它业已蜕化为现代世界中的一种小众爱好，对人类数十个世纪书信交流的挽歌。

《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亦是如此。它关乎哲学，关乎政治，关乎人类宏大的命运，但它始终是两个人的故事。它充斥着各种无趣的生活琐事。它跨越了阿伦特的青春与死亡，跨越了海德格尔的生机勃勃与垂垂老矣，跨越了他们共同经历的半个世纪，其中包含着年轻时代的爱恋、天命耳顺之年的和解与暮年的成熟。那些试图从他们的书信集而不是学术著作中寻找政治和哲学解释的读者，很快会失望地承认，他们所得甚少。

从通信集中透露出的点点滴滴显示，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两人之间的师生关系。无论称之为精神出轨，还是柏拉图式恋爱，总之，他们迅速成为某种灵魂上的伴侣。这一阶段随着阿伦特的订婚，以及在纳粹德国问题上两人的分道扬镳而结束。

第二个阶段始于1950年两人的重逢。海德格尔妻子与阿伦特之间的迅速摊牌标志着和解的开始。海德格尔与阿伦特所构建的“我们”，开始向两个家庭之间的友谊靠拢。在这漫长的和解过程中，海德尔格的妻子也参与到通信对话之中。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从曾经的情人成为终生的挚友。

第三个阶段的开始并不是那么明确。本书编者倾向于从1966年阿伦特六十周岁开始，而笔者更倾向于从1969年海德格尔八十周岁开始。这是和解之后的成熟。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回忆和总结，同时代的人不断老去，成为时代落幕的预演，友谊之花摆脱了世俗的纷扰，化为成熟的果实。

秘密之爱

1925年，三十六岁的海德格尔已经成为马堡大学的教授，十九岁的阿伦特则刚刚成为马堡大学的一名新生。他们试图从纯粹的友谊开始他们的故事，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应当是质朴的、清晰的和纯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值得被允许相见。您成了我的学生而我成了您的老师，这只是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起因。”（1925，信一）

愿望是美好的，故事的走向却非如海德格尔所愿。也许是智识上的相互吸引，也许是两人间气质的匹配，爱在不经意间从中生长出来。乌尔苏拉·鲁兹写道：“在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之间——除了学生-老师和思想上的关系之外——还有一种私密的关系。”（510页）两者很快保持了高频度的见面，他们谈论哲学、谈论神学、谈论爱。

很快，在1925年的5月份，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就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关系。“世界已经不再是我的和你的——而是我们的——我们的所作所为和取得的成就，不是属于你和我的，而是属于我们的。”（1925，信十四）“我可以恳求你，亲爱的，不要害怕这样的‘疲倦的’时刻和日子，今后不要让什么东西只是你的而不是同时也属于我的。”（1925，信二十三）其余所有的人，包括海德格尔的妻子，都被排除在这场精神恋爱之外。它是如此私密，以至于拒斥所有人的进入。一场只属于两个人的秘密之爱开始了。

这场秘密之爱渗透到他们书信集的每一个角落。海德格尔对自己的称谓从“你的”马丁变成了“附上一个爱意的吻”的马丁，变成了“总是与你在一起”的马丁，变成了“我吻你可爱的手——完全属于你的”马丁。阿伦特也变成了“而且如果有上帝，那么，死后我会更好地爱你”（1925，信四十二）的汉娜。

海德格尔试图将两人间隐秘的爱描绘成一种永恒的爱：“我不是在把我树立为一个典范——更不用说我什么时候曾试图接着来教育你或者做类似的事情了；而是整全的你——就如你现在只所是和带着你的过往依然会是的那样——我就是这样爱着你。只有这样，爱对于将来才也是强大的，而且不是一时的轻浮的快乐。”（1925，信二十）他们的爱的确是不同寻常的，却并不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纯粹。1927年阿伦特的订婚，成了这段隐秘之爱的转折点。

海德格尔是从雅斯贝尔斯而非阿伦特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他在信中表示，“雅斯贝尔斯只是告诉了我他的‘猜想’，我根本没有进一步问‘与谁’‘多久’和类似的事情”（1927，信三十七），甚至大度地写道：“现在，留给我的是对如下事实感到的痛苦，你如此地感到害怕。”（1927，信三十七）

海德格尔之后的行动却显示出对阿伦特的疏离。阿伦特不无悲伤地写道：“你现在不来了——我想我已经明白了。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忧虑，就如同我这几天总是一再突然地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忧虑所侵蚀一样。”（1928，信四十二）他们之间逐渐变得陌生。对阿伦特而言，有意与自己保持距离的海德格尔成了一个他人口中的名人，这让阿伦特感到难过：“然而，我已经站在你面前几秒钟之久了，你实际上已经看到我了——你却逃避着向上看。”（1929，信四十四）

“纳粹分子”与犹太人两者间身份的对立，进一步加剧了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段始于1925年的“我们”的爱，分崩离析了。

漫长的和解

当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故事再度交汇之时，历史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德意志第三帝国已经随着希特勒一起灰飞烟灭。1950年，彼时的学生成为犹太文化重建的执行主任，彼时的教授则因与纳粹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酷的学术审查。这一次，阿伦特主动地迈出第一步，走向了两者关系的和解。阿伦特伸出的橄榄枝，激起了海德格尔的感动，然而，这场和解的中心，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家庭。“隐瞒之罪进入了这晨光的明亮之中”（1950，信四十七），曾经隐秘的爱被暴露在阳光之下，这理所当然引起了海德格尔的妻子埃尔弗丽德的不适。

当埃尔弗丽德求助于雅斯贝尔斯，使后者成为这一隐秘之爱的仲裁人时，两个女人之间一场开诚布公的谈话，已然不可避免。阿伦特以坦诚的道歉作为开端，她写道：“有一种由沉默寡言带来的罪责，这种罪责与信任的缺乏几无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对我来说情形似乎是，马丁和我彼此间相互犯下的罪与对您犯下的罪可能同样多。这不是道歉。您根本没有期待，我也不能提供。您打破了魔咒，我为此而真心诚意地感谢您。”（1950，信四十九）

紧接着，当海德格尔还遮遮掩掩地表示他的妻子只是在意隐瞒而不是爱本身时，阿伦特却给予了坚决的回应：“我坚定地下了决定绝不再去爱一个男人，……当我认识我现在的丈夫的时候，这一切才发生了改变。”（1950，信四十九）阿伦特承认，“这种态度现在带来的结果是：一次对话几乎是不可能了，因为另一个人能够说的东西都已经先行就被定性和归类了”。（1950，信四十九）

阿伦特直截了当的回应，意味着隐秘之爱的终结和漫长和解的开始。一方面，海德格尔承认了自己曾经的错误：“在政治领域，我既无经验也无天赋。但是，在此期间，我学会了在思想中不放过任何东西，而且在将来我会学得更多。”（1950，信五十七）另一方面，埃尔弗丽德也参与到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对话中来。海德尔格与阿伦特曾经的“我们”渐渐消退，剩下的只是日常使用的我们。

时间再一次成为个人恩怨的缓释剂。海德格尔隐晦地写道：“和解是在自身中隐藏着一种财富的东西，我们必须等待这种财富直到这样的转折点，在那里世界克服了报复的精神。”（1950，信六十二）这场两个人的和解，变成了两个家庭的和解，变成了海德格尔与世界的和解。海德格尔在1952年写道，“雅斯贝尔斯最近给我写信了。但是，我猜不透这封信。也许最好是等待一个好机会进行一次交谈”（1952，信八十一）。

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逐渐年老的海德格尔获得了阿伦特源源不断的帮助。他们讨论哲学，讨论生活的琐事，讨论定期会面的喜悦。最终，埃尔弗丽德也心无芥蒂地参与到对话之中来，以至于她能坦然地向阿伦特求助。阿伦特也一如既往地为海德格尔一家提供有效的建议和帮助。隐秘之爱的消散没有影响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之间的关系。反而在时间的酝酿下，转化为愈发纯粹和可爱的友谊。

在衰老中成熟

时光荏苒，1969年的海德格尔即将迈入耄耋之年，阿伦特亦于几年前度过了一甲子岁月。在暮年时，人们往往憎恶衰老所带来的肉体的衰败，恐惧命运终点的来临。令人欣慰的是，肉体的衰败潜藏着灵魂的升华，衰老则赋予人们时间所积淀的智慧。阿伦特总结道：“如果活得足够长，每一个思想家都必然会力求消解他所思考的东西的原来结果，而必然会只通过重新对它们进行思虑的方式而进行。”（1969，信一百十六）

越来越多关于过去和现在的思索进入两人的谈话之中。漫长的岁月赋予他们足够的资格品尝过去，如同书信集作为旧有交流方式最后的挽歌一样，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都在感慨无可避免的衰败。

海德格尔的态度无疑是悲观的，充满了旧时的感伤。他悲哀地写道：“个人再也不能做些什么来抵抗不易控制的‘大众传媒’和机制了。”（1974，信一百五十八）人类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技术之中；哲学被划分为精细的分支，变成了一种无聊的东西。

阿伦特亦对今日的现状忧虑重重。她对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进步主义嗤之以鼻，在信中抱怨：“在纽约，我不得不把时间浪费在荣誉博士学位上，其中的五个是我今年获得的——由已经变得疯狂了的妇女运动而导致的一种膨胀。我想，明年就会轮到同性恋。”（1972，信一百四十四）并感叹学术政治逐渐侵蚀学术的根基：“大学无疑在没落……长此下去也会走向毁灭。”（1972，信一百四十四）

不过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老了和变老对我们提出了他们特有的要求。世界显示出了另外一张面孔，而且冷静是必需的”（1974，信一百五十九）。在世界和自身的衰败中，他们的思想日益成熟。暮年的智慧使得他们无需屈服于世俗的眼光，也无需去追逐时代的潮流。通过与现在保持距离，他们反思现在，反思过去。“哲学必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如果它迷恋于‘称颂’的话，那么它就是以一种顽固的误解为依据的。”（1972，信一百五十一）

那场试图从1925年开始的纯粹友情，在经历半个世纪之后，化为成熟的果实。这友情中，包容着智识上的密切交流与日常生活中的倾诉。它的参与者也不再仅仅是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两个人，而是两个密切交流相互支撑的家庭。这种支撑随着同时代人的陆续逝去，愈发珍贵。

乌尔苏拉·鲁兹这样描写道：“在马丁·海德格尔能够庆祝他的八十岁生日之前，卡尔·雅斯贝尔斯已经逝世了。在巴塞尔的葬礼事宜之后，汉娜·阿伦特立即动身前往弗莱堡。从此之后——尤其是她1970年10月也失去了亨利希·布吕歇尔之后——‘弗莱堡’这个地址对她变得越来越重要了。”（520页）

死后记

任何故事都有自己的终点。雅斯贝尔斯、布吕歇尔，现在轮到阿伦特了。1975年阿伦特溘然长逝，此后不到一年，海德格尔亦在1976年与世长辞。舞台的主角纷纷退场，结束的帷幕已经拉下。“现在它的半径在空转；除非——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期盼的——通过离世的人的变样了的在场，它重新被充满。我唯一的愿望是，这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程度上以一种刻不容缓的方式发生。”（1975，信一百六十八）

与许多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一样，两人的通信集成为传统交流史最后的篇章。阿伦特敏锐地意识到，“写和读是看和说的一个可怜的替代物”（1969，信一百十九）。随着电话、互联网、视频会话的出现，书信的衰败是注定的结局。哪怕海德格尔一再哀叹技术宰制人类未来，也还是被迫卷入现代科技之中。无论惋惜还是不屑，想来以后整理二十一世纪思想家作品的时候，我们很难再看到书信这一体裁，余下的，只是一种小众爱好的交流方式。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品尝这旧时代最后的陈酿。在这半个世纪关于过去的书信中，我们依旧可以找到一个关于爱、关于和解、关于成熟的故事。从隐秘之爱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和解，他们友谊的果实最终在衰老中成熟——一个从潜在的纯粹友谊化为现实的纯粹友谊的过程。

“我愿故你在！”（Volo, ut sis）（1925，信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