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军：摄影对我来说，意味着水和空气

李洁军（1965—  ），常穿着一件可以挡风也可以挡雨的草绿色衣服，开着北京吉普，吆喝着各路朋友，鼓舞着、感染着周围的人……他认为摄影就是记录历史重要时刻，通过反映人、人性、人道、人情的细节来揭示社会。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李洁军（以下简称“李”）和陈小波（以下简称“陈”）之间的谈话。

陈：我知道你喜欢切·格瓦拉——这个世界著名的游击战奇才和艺术大师。我认识的很多30多岁的人都喜欢这个不太完美的英雄。在广州坐你的吉普，车上一直在放一盘你从古巴带回来的拉美的歌。你说你一直在听这盘带子，朋友都听烦了，你也想换，可换来换去还是这盘。格瓦拉的旗帜还在飘扬，许多生活时尚的 “现代物质人”并未舍弃心中的精神和梦想，有些人还是选择了英雄的崇敬。在他牺牲30年间，人们一直悼念他，追思他。法国作家萨特也说过，切·格瓦拉是我们时代最完善的人。

李：格瓦拉为正义事业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表明：他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和勇敢正直的人。他义无反顾地为民众谋福利、奋斗乃至献身，说明他是最具爱心和最善良的人。崇尚自由、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他的眼神让我常常想到坚定的信念和超脱的追求目标。我理解的成功是，你可以不断地、阶段性地实现你的追求目标；你的成功是社会认可你的作品从而尊重你的人；不断享受奋斗的过程。

陈：你如何理解忠诚、信念、荣誉、责任这些字眼？

李： 忠诚、信念、责任是我做任何事情的支点，我认为所谓的成功是在于我体验了那种奋斗的过程、享受过程中的痛苦和欢乐。忠诚二字对于我这个生于60年代的人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它的份量等同于义气。忠诚和信念是一对不可分割的东西，做任何事情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那么忠诚绝对无从谈起。

陈：你是射手星座。这一座的人性格开朗，思想活跃，注重文化修养，同时又不忘放眼世界。你人在现实生活，但思想常常飞向遥远的过去和美好的未来。精神乐观，身心健康会给你带来运气。你自己又是如何评价自己的个性？ 

李：我评价自己：诚信、善良、豁达、为人豪爽、同情弱者、个性偏执、做事认真、崇尚自由、急躁。 

陈：在广州、北京、山西我都能够感觉到很多朋友对你的欣赏和依赖。

李：我个人的这些性格差异对工作来说有些是优点，有些是致命的。不过对朋友来说有些是福音，有很多朋友非常信任我，在最关键的时候可以开诚布公地说说真心话。

陈：你一生中最幸运的是什么？最深的遗憾是什么？

李：幸运的是干上了职业摄影记者这一行，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并且摄影对我来说是兴趣爱好和工作于一身的事情，快乐并痛着吧。最深的遗憾是，不能做一个国际化的摄影记者，想去战场就去。

陈：你常常反思吗？反思什么？

李： 从大学时代我就经常反思，从自己的行为、语言、工作方式和态度；人际关系，并且我的反思必须要自己解脱，没有解脱的时候脾气显得郁闷和焦躁不安，可能会殃及同事和家人。

陈：如果不做摄影，你更适应去做什么？

李：当兵！80年中越边境“两山”轮战的时候，我初三毕业，父亲问我要不要当兵考军校，母亲说家里当兵的够多了，不缺我一个，读了高中。以我的性格说不定是个出色的军人。

《复制战争》

第52届荷赛肖像类组照三等奖

陈：在朋友中，你以真实和喜怒形于色著称……                                        

李：是的，比如看到一些感人的艺术作品，我会跟着流眼泪。一部好电影，一本好书，都能触及到我灵魂深处渴盼的一些东西，比如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因为现实生活难以发生。工作中遇到令人不能容忍的事情，我会爆发的。

陈：请告诉我你简单的个人成长经历介绍。

李：我是1965年出生在原武汉军区陆军总医院，我母亲说生我时胎位不正，医学上说这种体位出生的男孩倔强、还有点不安分。两岁的时候爸妈部队工作太忙，把我送到辽宁姥姥家呆了两年，学了一口东北腔，更学会了豪爽和待人真诚。

在部队大院长大的日子至今还记得很多，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除了没有女青年的事儿（那时候年龄还小点），其余电影里表现的事儿我和大院的伙伴们都干过。

上学后学习成绩始终一般，家里没人管。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在部队挨整，母亲经常下部队巡诊，大姐下乡、二姐在老家，我经常一个人在家。上初中后在地区体校射击队呆过一年——枪法不错啊！我母亲怕影响学习不让干下去。高中是在地区重点中学。

陈：摄影呢？怎样的机会从事了摄影？

李： 上中学时，家里有一台海鸥相机，父亲很喜欢照像，我经常偷着摆弄，邻居朱伯伯家的三个大哥哥喜欢摄影，有一台长镜头的相机，我眼馋得要命。再就是现在新华社军事分社赵建伟当时和我们家在一个部队大院住，他有一台“亚西卡”相机，我也经常跑去他家借摄影书籍。然后就是工作读书，学新闻。

陈：谈谈你的摄影观形成的过程。

李：有人说，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我认为摄影存在于生活之中，摄影就是抓取生活细节的瞬间，记录历史重要时刻中的细节，通过反映人、人性、人道、人情的细节来揭示社会。

大学时代酷爱黑白风光和民俗，在报社从事新闻摄影后发现以拍人物为主题的照片更具魅力，然后就是上升到关注照片的深度和内涵。我比较喜欢具有悲剧性的题材，关注灾难中的人、弱势群体。比如丽江大地震、失业救济、麻风病康复者……我以为在悲剧性题材中，人、人性、人道的东西比较容易暴露真情，继而有震撼力。

陈：开始摄影时，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品？

李： 子弹穿过苹果。

李：大学时开始接触，美国艾滋病的报道和前苏联切尔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美国艾滋病人的眼神让我感觉到这病有多恐怖，眼神刻画了一切。核电站泄漏事件现场照片的震撼感，我看后觉得窒息，让我想到钱刚的《唐山大地震》中所描绘的那样。

陈：我知道你不喜欢谈所谓最难忘的摄影经历……

李：确实！因为每一个摄影记者都有无数痛苦和欢乐的采访故事，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现场拍到了没有？照片是最好的吗？”结果最重要！我们报社的摄影记者已经习惯了我的这个标准，摄影记者不会轻易说没有拍到的理由。新闻学的教科书上说：大门不让进，还有窗户嘛！

陈：如果人生有一次次觉醒的话，你在摄影方面的觉醒是什么时候？

李：从追求猎奇视觉影像到记录、表现客观影像，再到用摄影来表达人文关怀。

陈：什么契机？

李：在采访拍摄我关注了九年之久麻风病康复者的过程中转换的。

1996年我的第一次上岛的心态，就是报道的心态、猎奇的心态。我觉得作为一个职业摄影记者，一生能够关注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记录他们的生存状态，记录他们的变迁，记录他们人性深处的东西，比什么都值得。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些照片将来干什么用。而且我跟被摄者的感情特别深厚，我觉得如果老想照片的功利因素我内心会非常不安。

最早的时候上岛拍照片，每次去可能会拍八九个胶卷；到现在下去，可能只拍一两个胶卷。就是说我在淡化，淡化拍摄、淡化图像、淡化寻找有视觉的冲击力的画面。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去看望他们，去跟他们聊聊天，然后需要补充一些场景的照片。

比如说村里的房屋上都架了电视机的天线了，这里种上了芒果树，芒果都结果了，我觉得我为这些麻风病康复者高兴。每次见到村主任老粱，他跟我说：哎呀！前几天你不来，什么什么慈善机构，又给我们捐了一批东西。我想通过他们的变迁，可以说我找到了一种满足感。

我觉得在遥远的地方，有那样一群老人，值得我尊重；而且他们也很尊重我，甚至我每次去拍照片，去岛上拍照片的相机都非常简单，行装也很简单。我不会用很大的广角，不会用很长的镜头，觉得有点侵略性，有点干扰他们的生活。我每次都带着小型的相机，我喜欢更自然地工作。

陈：在我看来，你是典型的北方人，而你选择了广州，看上去还如鱼得水。在广州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与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

李：一位朋友对我到广州工作起了关键作用，他就是新华社广东分社摄影记者刘彦武，是他介绍我到《粤港信息日报》，引荐了摄影部主任宋布军这位老大哥，然后就这么干到现在。 

广州这个城市非常宽容、自由；广州人和善、很实际、吃苦耐劳、有奋斗精神。广州的新闻环境和文化氛围非常宽松，你专注干自己的事情，只要不影响别人，没人干涉你。

陈：摄影对你来讲是享受吗？是苦差还是乐事？

李：对摄影有一种内心的冲动和满足，享受，绝对的享受。快乐、快感、满足感，再苦再累都很开心。有成就感和满足感，功利想的不多，摆在面前也不会拒绝。只要是拍自己喜欢的东西，拍不好会对自己有压力，个性化的作品都是在一种自由状态下、随心所欲的状态下拍的。新闻作品是在外部的竞争压力拍好的，我常常要求自己必须拍到最好。摄影对我来说，意味着水和空气。

陈： 你认为自己的学习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怎样？

李：这方面我对自己很满意，因为我喜欢新的东西，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我接受得极快，比如我在读中山大学EMBA，我可能会将所学到的知识嫁接在新闻摄影管理方面。我对自己的学习有一定的要求，比如一年之中要有一两篇理论性的摄影文章在《中国记者》上发表，这是对自己理论素养的基本要求，不能只顾埋头前进，不看方向。   

陈：你常看摄影专业的报刊吗？你觉得摄影评论对你的摄影实践有帮助吗？你期待什么样的摄影评论？

李：每期必看的有《人民摄影报》、《中国摄影报》。因为《人民摄影报》偏重新闻、纪实，我的第一幅作品就是在《人民摄影报》发表，当时是司苏石的“乐人点评”作品《女大学生》，《中国摄影报》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机关报，官方信息多，这两年改版变化也特别大。

当年在武汉大学读书，丁遵新老师的摄影评论影响非常大，至今还记得丁老师的一些理论教诲。我期待着尖锐的摄影评论，因为这个时代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圈内。客观、公正、尖锐、就事论事评论是推动这个时代进步的助推器。

陈：你与同时代摄影者的关系？

李：同时代摄影者的关系必须大家是平等的，没有大报小报之分，没有论资排辈之分，大家相互认可是通过照片和人品来确定的。

陈： 你和中国其他地区的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摄影者的关系？你与他们如何交往？他们给予了你什么？

李：我与摄影者的交往不论年龄大小，作品和人品是我与大家相处的原则。与大家相处我会从不同的朋友身上学到不同的东西，有些朋友看问题的深度、尖锐、偏激；有些朋友稳重、大气不凡等等，摄影界的朋友是我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

陈： 如果想有长进，你认为摄影人应该培养什么态度，遵守什么纪律？除了摄影的能力，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李：像贺延光、王文澜、邓维、于文国他们那一代人那样，50多岁的人还拿新闻摄影当命，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当然我还需要不断增长的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娴熟的专业技能；敏捷的思维，亲和力、沟通力、创造力、勤奋、流利的外语能力。  

（采访时间：2007年5月，采访地点：广州，北京）

以上内容访谈部分节选自陈小波《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一书，经陈小波授权发布，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