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元︱被遗忘的“和平之神” ：一位晚清上海地方官的奋斗

晚清的咸、同年间，上海有位重要的地方官，在基层、领导、内政、御敌等诸多岗位上，都做出过颇为突出的成绩；所以在他去世后，得到了朝廷的追赠与建祠传供的殊荣。古语有言：“有功德于民则祀之”，纪念这位地方官的祠堂在上海就设立了很多处，比如著名的静安寺里就曾供奉过这位官员的牌位。他的专祠则设在县城内，入祀的那天，上海县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迎神赛会，几乎全城的人都赶到城内参加这场盛会。

这一切，在一位西洋记者的笔下保留了下来。据西洋记者称，这位去世的地方官被朝廷追封为“和平之神”；我们则知道，他其实生前就被称为“刘青天”，病逝后获得“右都御史”的赠衔——他的名字大家或许有些陌生，他叫刘郇膏。

基层的奋斗

刘郇膏（1819-1867）字松岩，河南太康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晚清大学者俞樾为之作神道碑，《清史稿》有传，另有上海地方志书《上海县志》《青浦县志》及苏州府县诸志，皆列其传记。《清史稿》传中皆为他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描写，相比而言，关于他在基层的奋斗，上海地区的府县志中则要丰富不少。

《清史稿》里记载，科举高中的刘郇膏，随即便成为江苏省的一位知县，我们尚不知道他第一站在哪里，不过他第二站肯定来了上海。咸丰元年（1851）他代理南汇县令，三年又改娄县令。在娄县任职的一年多时间，刘郇膏展示出自己在民防方面的天分，就在咸丰三年秋，小刀会于上海郊外的响应者趁机暴乱。刘知县仅带领数百名“漕勇”便平定了上海西北局势，并在此年春兼任了嘉定知县（嘉定时隶太仓厅）。同年，已有丰富知县经历的刘郇膏，升任松江府同知（副知府），次年改青浦县令。在青浦待了三年后，刘知县再一次改到松江府境内最重要的上海县担任县令，五县之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青浦时，刘郇膏被称作“为政异等”，据说他尤其擅长断案，不过县志中似乎没留下更生动的例子；但是在民生方面，刘知县还是展示出了不可多得的才能。咸丰六年，江南大旱，刘郇膏带领大家驱蝗保稼，从传世文献来看效果还不错，刘知县还留下两篇驱蝗告神之文：《祭城隍神文》《祭刘猛将军文》，传诵一时。青浦于晚清时多次遭到地方土匪滋扰，平民子弟失学情况严重，刘郇膏在全县五镇——青浦旧治、青龙、黄渡、封林庙、朱墅五地——特辟土地，筹建义塾，因皆在县北，被通称为“北乡义学”。在担任上海知县后，又因两所名校——敬业书院与橤珠书院——于兵燹之后经费入不敷出，当时自身县务也不甚富余的刘郇膏，愣是在上海县城外遥远的黄浦江边，划了一片新涨而成的沙洲给敬业书院管理，先是收租，后来整体出售，作价充了书院的教育经费。顺便说一句，二十世纪初，那片沙洲迎来了又一位来自教育界的主人，那就是后来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沪江大学。

据说上海在咸丰年间乱后，街市破败，民不聊生，不仅安顿活人不易，本地殡葬事体也让人头疼，志书里载：“逢民命案，检验胥役，图保多方需索，邻右多至破家”，真的到了“死也死不起”的地步。刘郇膏改革旧的殡葬制度，凡事一应归本地大善堂“同仁辅元堂”办理，不经他人之手，并立碑于署门，永为其例。另一桩他在上海办下的大事，便是疏浚县南的漕河泾。龙华港内的漕河泾之前久已淤塞，直到咸丰九年刘郇膏重开，并在河上新修、重建多座桥梁，如漕河桥、东安桥、永济桥、报恩桥等。刘知县开浚漕河泾时亲自在此坐镇，设局于漕河北侧的一座小庵之中。

即便是战火纷飞的日子，进士出身的刘郇膏还是很重视乡邦史乘的搜集整理；虽然咸丰年间主政上海的刘知县没有时间和精力修出一部“咸丰上海县志”，但他在搜罗文献方面还是为后代学者做出了贡献。刘郇膏在任上找到了之前被认为不传的《嘉靖上海县志》，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古老的上海县志。近代著名学者陈乃乾在《嘉靖上海县志跋》中提到这种珍本方志的价值时说，“新志虽出，而旧志仍不能废”。刘郇膏在咸丰十年得嘉靖《志》后，延请宝山人蒋敦复重修县志的“沿革表”“官司选举表”“宦绩人物传”等卷，虽然未能成书，但都被以俞樾为总纂的《同治上海县志》所吸收，成就了“门类允当，脉络清晰”的经典志书之作。

战火洗礼

在各种传记中，都把稳定上海局面作为刘郇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最大的成绩，他也因此在战后由县令被升为松江同知、江苏候补知府直至布政使。当然，一开始刘郇膏还是颇擅出击的，在小刀会起义时，在嘉定有土匪名为相应、实为作乱的情况下，坐镇娄县（今松江区）的刘郇膏带领民兵便平定了嘉定县。咸丰十一年太平军第一次东攻，连下上海周边诸县城，刘郇膏孤守上海，他的老上司、时任江苏布政使的吴煦（1809-1872）要他迎战浦东的太平军，刘知县硬着头皮出击，大败而归，自此他坚持固守待援。不过吴煦还是在这场事变中，找来了刘郇膏的同年、淮军的创始人李鸿章，又以出卖本地利益为代价，招募英法军事势力共同防御，终于在之后的战斗中安定住上海。吴煦于次年（同治元年）因“洋枪队”改“常胜军”及军中洋将“殴官抢饷”事被革职，名声大减，《清史稿》里也对其略有挤对之意，且把最终守住上海最大的功劳给了刘郇膏。《清史稿》有这么一段：

（李秀成）进犯上海。（刘郇膏）登陴坚守十馀日，“贼”不得逞而去。时大吏萃居上海，或议他徙。郇膏曰：“沪城据海口，为饷源所自出，异日规复全省，必自此始。奈何舍而去之？”

从刘传上下文可以看出，那位不具名的“大吏”，就是时任江苏布政使吴煦，而他的一大罪名就是曾经想弃城而走，但遭到知县刘郇膏的断然拒绝。不过刘的理由也有趣：因为上海对外贸易发达，是军饷最好的筹集之所，所以这里会是克复全省、夺回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开始之地。如此犀利且具全局性的观点，出自当时仅为县令的刘郇膏之口，实在有些出乎意料。事实上，在老同年李鸿章嘴里“吏才欠精核”“不善理财”的刘郇膏，好像并没有沾染到什么华洋杂处的沪上习气（“沪中人才多染习气，惟刘郇膏朴实爱民”，见李鸿章致曾国藩书），似乎也说不出“为饷源所自出”这样的话——那句话其实倒更像是李鸿章的观点。

李鸿章受命组建淮军支援上海的一大原因，就是上海士绅出得起湘淮军所需的军饷，东南富庶之地在数年战争时光中被破坏殆尽，仅留上海一地可供军需开销。而在太平军反攻南京附近湘军的同治元年，李鸿章特地支开原布政使吴煦，让他西援曾国荃，把吴氏身上两大重职江苏布政使和苏松太兵备道，都安排给了自己人，其中苏松太兵备道（俗称上海道台）让淮军出身的黄芳担任，刘郇膏从松江同知直接调代理布政使，也使得李鸿章正式掌控关税开销与沪饷出入，把上海视为自己的根据地，成就了日后上海在“洋务运动”中领先全国的地位。

刘郇膏与李鸿章的同年之谊，毫不逊于其他淮军将领的同乡之谊，正是李鸿章将刘郇膏提拔成了自己的左臂右膀，使得他的名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飙升到了顶点，升任省城布政使、巡抚之后，刘郇膏更是成为上海人民心中的英雄。刘郇膏一家对上海确实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情感，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老母亲程太夫人接到城里，上海县志载，“母由省趣入城，曰：吾入城，人心始定”。当时的省城大约是苏州，程太夫人来到上海，也昭示了刘郇膏誓守上海的决心。这位英雄的老母亲，于儿子事业顶点的同治五年去世，孝子“哀毁扶榇”，在回老家奔丧受治时也去世了，时在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二十日（乙巳）。

迎神赛会

公元1879年9月13日，清光绪五年农历七月廿七，正好还是个周六，刘郇膏的入祀大典就在这天举行，这时距离他逝世已经十三年了。那次活动的详情，有赖一位叫麦克法兰（W.Macfarlane）的英国记者为英文《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所撰写的专题报道，保留了下来。那期英文报纸虽不易得，但麦克法兰的文章最后却集结成册，出过一本《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Sketcher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of Shanghai），书中收入了这篇《和平之神刘郇膏的入祀》。这位西洋记者应该不怎么熟悉中国的追赠祭祀之法，他说“和平之神”是朝廷加封给刘郇膏的，翻遍相关记载，似乎没有找到如此温情的封号，其实刘郇膏得到的是常见的从一品虚衔“右都御史”，那个“和平”之号大约还是这位天真的英国人想象出来的。

不过，这位专业的记者依然对刘郇膏的生平了解不少，他知道刘断案公正，作为一位文官系统培养的基层干部，还打赢过一次遭遇战。但是麦克法兰把刘郇膏的战绩记错了：“他勇敢地带着一支军队前往浦东，与叛军的战争中赢得了胜利。”刘知县早年在嘉定平定叛乱确实取得了胜利，之后太平军东下时，他统领乡勇来到浦东作战，却是铩羽而归，最后决定固守上海县城。刘逝世后“人们才意识到他的价值”，在皇帝敕封之后，刘郇膏赢得一座属于自己的庙宇，“他热爱和平的精神将影响当地的官员和百姓”，鉴于这个“和平”多半是记者想象出来的，这段发挥今天读来颇有些喜感。

麦克法兰也注意到，当地官员只为刘郇膏选了一座西门附近的旧庙，这座庙原来似乎叫“茅山殿”，殿中的茅山神因为某件事变得“名声狼藉”而被移到了别处殿宇，这座空下来的庙宇经过翻修，迎来了今天的主人。从《民国上海县续志》的记载中可以得知，这座刘公祠所用场所，确实是之前“封禁入官之万福宫”，封禁的原因今不得而知，而“万福宫”名与茅山主峰上“九霄万福宫”同，确实是道教茅山派的殿宇，麦克法兰倒是没有说错。

西洋人显然对入祀大典中的迎神赛会尤其感兴趣，他用很长的篇幅记载自己与朋友一行，怎么从新北门（今丽园路口）穿过城隍庙，来到了一条主干道，等待从老北门出城的游神队伍从租界的街道回到城中，然后随着拥挤的游行队伍一同来到城西的刘公祠。一路上，他记载自己看到的景象，有道台部下盛装的骑兵队“愉快地骑在马鞍和笼头都经过装饰的小马身上”，以及步行者扛着写有神祇刘郇膏官衔的牌子，还有骑兵举着道台官牌通过，以及更多骑行、步行的人员，举着各种让他不可思议的道具：旗帜、宝剑、刽子手、棍杖等。麦克法兰尝试在短时间里弄清这场复杂的赛会的内在逻辑，但是他的描述似乎越来越跳脱而不靠谱，比如他把这场入祀赛会比作伦敦的市长就职大游行（Lord’s Mayor’s Show），顺便把扮演神前开路的“刽子手”比作坐在大象上报道市长游行的解说员。

他还见到了一群更奇怪的人，都举着右臂，一直裸露到肘部的手臂上挂着十二个铜钩，铜钩上有四股线，吊起一个大约有三十磅重的香炉，“这些人做着鬼脸，装作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对抗地球引力，好像某种神仙托起了香炉的力量，铜钩并不能伤害他们”。这段记载非常真实生动，今天在上海周边的迎神赛会上表演，那就是迎神赛会中著名的“扎肉提香”，李天纲教授在《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一书中便探讨过其中的宗教学与社会学意义。

麦克法兰显然对上海县城中的道路非常反感，他在记载中不停地抱怨城内道路狭窄、拥挤、毫无方向感，所以他并没有给我留下这座刘公祠的具体位置。我们通过府县志，也仅知道刘公祠地近西门，具体位置仍然不易确认，不过好歹志书里告诉我们刘公祠离一座叫铎庵的小庙不远，刘郇膏的老上司吴煦身后的吴公祠，也在附近。翻检1947年出版的《上海百业指南》老地图，依稀能找到刘公专祠的位置。

图中“上海市市立民众教育馆”及其后的大成门等建筑群，即为今天的文庙，庙前就是文庙路。文庙东“灵恩小学”东侧有“刘公祠街”，推测此街即为刘公祠范围，而刘公祠西隔的曹祠街即是铎庵，与县志记载同。因晚清民国时期大规模庙产兴学，原来属祭祀佛道的场所在近代多变为新式学堂，包括图中孔庙在内的信仰空间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都被学校取代，我们只能通过保留下来的街名来寻找旧日神祠的踪迹了。

外文文献中的上海与近代中国

除了《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一书外，麦克法兰给报社的供稿还集为另一本《上海周边地区概述及其他》（Sketches in and around Shanghai,etc），两书一并由上海社科院王健教授翻译，合成一册，收入与上海通志馆共同主编的《上海地方志外文文献丛书》出版。这本书中，不仅有让西洋人新奇的迎神赛会，还有更多值得学术界关注的信息，比如晚清上海华洋共治后产生的审判机构（《会审公廨》）、华界旧城的社会生活（《上海县城：街道、寺庙、监狱及园林》）、商业文化特色（《中英混杂的店招》），还有早期上海的教会、学堂、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工厂等各色单位，为我们提供了十九世纪末上海华洋杂处时代生动的第一手材料。

同时，因为语言、视角的不同，这类外语上海史文献也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西洋记录者，尝试用各种所经历的元素，去比附所看到的陌生的东方文明，比如麦克法兰在记载一次看戏的经历时，把戏曲奏乐中按节拍的鼓板，比作“黑人乐队中用骨头做成的乐器”，在“需要全力制造可怕的噪音时”发挥作用，并且建议传统戏曲配乐不妨使用小提琴（《中国戏院中的一次演出》）。如此种种，有时不免让人莫名其妙。

不过，总体来说，那些稀奇古怪的切入点，确实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而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完全融入全球化的上海，其鲜明的域外色彩，则值得学者继续重视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