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作为史学概念的……“资本主义”的复兴

德国学者于尔根·科卡和荷兰学者马塞尔·范德林登主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反思》（于留振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10月）是几位历史学家的论文集，原书出版于2016年，其中有些论文曾提交给2012年7月在南非召开的世界经济史大会；可以说，该书是近年来欧美学界关于资本主义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这部论文集原名“Capitalism: The Reemergence of a Historical Concept”，直译是“资本主义：一个史学概念的复兴”。现在中译本书名的副标题以“全球化时代的反思”取代“一个史学概念的复兴”，不知是出于什么理由，在我看来很值得商榷。原著的副标题非常重要，它明确点明了该论文集的核心议题是作为一个史学研究概念的“资本主义”，正如该书的“内容简介”所讲的，“本书的出版代表着一种重要的学术转向，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史学概念重新受到学者重视”，而不是一般的、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出现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代的反思”之作，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应该是很清晰和很重要的。又例如，收入该书中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论文《资本主义是理解现代性的基本概念》开头就认真讨论了这部文集的题目“Capitalism: The Reemergence of a Historical Concept”所暗含的基本观察和基本问题（242页）；加雷斯·奥斯汀对该书的评论文章题目就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概念的回归》，并且认为近年来的发展表明历史学家重新恢复了对“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兴趣（270页）；斯文·贝克特在他的文章《新资本主义史学》中也明确谈到“在过去几年里，一系列因素的汇合导致于尔根·科卡和马塞尔·范德林登将本书起初的书名暂定为‘一个过时概念的复兴’”。（305—306页）毋庸继续列举，几乎在收入本书的所有论文中，作者们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该书副标题所包含的意思。因此，我认为中译本的副标题不如直译更好。在读完全书之后，也正是这个如此鲜明、突出的“一个史学概念的复兴”使我对它产生很大兴趣。

于尔根·科卡在“导论”中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资本主义”是一个如何有争议性的概念。“资本主义”最初作为一个批判性概念在19世纪下半期才出现于欧洲语言中，不久之后它也被社会科学家用作描述性的和分析性的工具。在日后发展中“资本主义”的定义不断变化，但是大部分定义的共同之处是“作者们都用这个概念来辨别他们自己时代的基本经历，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现代的、新的和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制度”。（7—8页）在众多的定义中，我认为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定义特别有现实启发意义，但理由未必与科卡认为它“尤为值得关注”的理由完全相同。在论述近代早期的时候，“布罗代尔明确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区分开来了。在他看来，地方市场、集市和商店，制造商、贸易商和消费者的日常交换活动，是这个时期世界上几乎随处可见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相反，他试图把‘资本主义’这个术语用来指代一个相对狭隘和仅限由富裕的和有影响力的商人、银行家、船主、企业主、企业家和金融资本家等组成的社会上层人士之间的交易。在这些交易中，竞争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反，争相与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保持密切接触才是最重要的”。（8页）在我看来他的定义更明确指向了西方历史上的权贵资本主义，在日常生活中允许市场经济存在和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实现垄断的权贵资本主义，这两者当然是不能混淆的，这两者的关系既是历史研究同时也是现实中的社会转型博弈的核心议题。对于接下来科卡描述的状况我们更加不陌生：在冷战年代，“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修辞与宣传中，它成了一个战斗术语”。（9页）我们从小接触的全球化叙事就是“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口号，至于“资本主义”更是整天挂在嘴边，从穿什么衣服到吃什么零食，都有可能是“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更不用说随时都会发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因此必须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我知青经历中印象很深的是，当农民在山沟里偷偷多开一点荒地作为自留地来种菜，那就是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结果也正如科卡说的，“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在意识形态斗争导致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和严重的歪曲，“资本主义越被用于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争论口号，它就越受学界排斥”。（见同上）也正是因为这样，“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学概念的复兴就尤为值得关注和研究。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关于“近代思想家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有些历史学家的方法不仅仅是在文本上找答案，而且更注重的是在这些思想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们与历史上的思想谱系的联系中考察他们。美国历史学家杰瑞·穆勒的专著《市场与大师: 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佘晓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原著在2012年出版）就是这样一部著作。作者循着剑桥学派的路径，强调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认识思想文本，实际上是一部以资本主义为主题的近现代思想史，所涉及的政治、伦理、文化等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穆勒认为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可以克服当代资本主义评论中的盲点——比如容易忽略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相关议题，将在历史上就一直存在的对抗关系看成当代新出现的致命矛盾，或者将在历史上曾经提出的有益质疑彻底遗漏。（参见第2页）其实，与三个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相对应的是，对于资本主义本身及其衍生影响的研究一直是近代欧洲学术界的思想主线之一。正如这部论文集中不少作者所指出的，历史学界曾有意无意地失去了把资本主义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兴趣，现在是让它重新回归到历史研究前沿的时候了。

科卡在这篇“导论”中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可操作性的界定”受到了文集中许多作者的重视和讨论，这个界定涵盖了三个方面：一，“最重要的是，个体行为者和集体行为者以一种相对自主和非集权化的方式，处理某些可以使自己做出经济决定的权利”；二，“不同经济行为者之间的协调主要是通过市场与价格，通过竞争与合作、需求、供给和商品的交换来实现”；三，“在这种类型的经济中，资本是核心”。（11页）安德烈亚·科姆洛希认为于尔根·科卡的这个定义突破了对资本主义的狭隘解释，超越了资本主义经典定义的局限性，承认了前工业时代的亚洲是资本主义的先驱。（47页）而哈罗德·詹姆斯则认为“这个非常有用的定义很显然不是一种规范性的解释”（176页），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非规范性，可以使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历史中的一个经济过程，同时也涉及法律、文化、社会关系、家庭、宗教等非经济要素，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环境下发展。（科卡，11—12页）资本主义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复兴就意味着有些已经彼此疏离的研究学科重新整合在一起，使那些被遗忘或被视作“过时”的学术课题重新引起关注，“我们将能找到通向一个悠久的和几乎被边缘化的思想和研究传统，这个传统可能会增进我们研究历史中的危机、变迁和经济作用的资源。由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包括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历史，它也将促使我们关注文明史的根本问题，探讨人类社会的状况”。（13页）收入本书第一部分的论文分别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劳资关系、企业史研究、消费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南非的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等不同领域回应了这个“史学概念的复兴”的召唤。第二部分“评论与综述”则从概念和史学方法等方面对这些回应作了评述和分析。在所有这些论文和评论文章中，一个共同特征是对“资本主义”概念下的学术史的梳理和辨析，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学术史特质。因此，所谓“一个史学概念的复兴”实在是兹事体大，有很重要和很深远的意义。

对于我们来说，从历史学角度谈“资本主义”并不陌生。近现代史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在古代史研究中，当年史学界盛开所谓的“五朵金花”中有一朵就是“资本主义萌芽”（其他是中国历史的古代史分期、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直到今天仍有学者认为这五个论题具有重要意义。与我们的马列史学语境中的“资本主义”并不相同的是，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可以用作从世界史的角度分析中国古史中的资本主义倾向，目的是使研究视野更开阔，突破国别史研究框架的局限。例如日本汉学研究界“京都学派”的权威学者宫岐市定就是使用了像“资本主义”这样的近代概念去描述和分析中国古代历史，当他断言“宋代社会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时候，他心目中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世界史的一个舞台，因而他可以使用世界史研究中常用的概念、范畴和方法。

但是，这种历史中的资本主义问题研究与资本主义概念对历史和历史书写的影响问题并不相同，而后者显然更符合这部论文集中许多作者的论旨，对我们反思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框架、路径和思想资源更有重要意义。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曾强调谈它中国与资本主义概念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这个主题既非讨论资本主义关系如何在中国出现，也不是要研究国外的资本主义如何影响中国；而是要探究资本主义此一概念如何影响二十世纪中国与日本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有何意义？以及他们如何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运用和抗拒此一概念，以便将中国历史的完整性加以理论化。”（卜正民等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第四章“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书写”，147页，李荣泰译，巨流图书，2004年）在这种视野考察中，卜正民很快就发现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把资本主义看作理解中国的参考点，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现代化的国家，而不是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而无论贴上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标签，最终目的就是追求现代性。（150—153页）这种研究思路在冯客（Frank,D.）的《简明中国现代史》的叙事框架中也有鲜明体现，虽然他在论述中并没有以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为核心，他强调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现代性和开放性趋势。 

实际上在我们的亲身经验中，资本主义这个标签对现实发展的影响确实非常显著。回到改革开放历史语境中看“资本主义” 这个概念，当更有深刻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几番辩论、交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资本主义概念不仅是一个历史分析的工具，同时更是现实选择的意识形态化或去意识形态化的标签。更有意思的是，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战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在全国广播讲话中指责民主党人要将美国转变成社会主义，给奥巴马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甚至在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还引发出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的讨论。中国国内媒体于是也逮着姓“社”姓“资”大做文章，但实际上大部分美国人恐怕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最关心的是实际利益会发生什么变化。由此又想起七十年代初在国内流传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香港三联书店1970年10月中译本），新谷明生等几位日本留苏学生谈苏联如何“变修”的情况，其中对苏联人生活变化的描述远比对那个国家标签的质疑更为吸引当年我们这些读者。后来又有瑞典人尼尔斯·霍姆伯格的《和平的反革命：苏联从社会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译本），书名中这三个并置在一起的“主义”标签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更令人暗暗吃惊。这些历史记忆恐怕也是资本主义概念在历史研究中复兴之后值得研究的议题。

在今天的全球化冲突中，“消费资本主义”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实质内容上都具有重要的稳定性意义。维多利亚·德·格拉齐亚在《过度消费的危机：资本主义的最新前进挫折》中指出，这个概念现在变得越来越流行，其含义196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而导致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变为更有包容性和更受欢迎，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来说，“任何同时拥有麦当劳的两个国家都不会互相开战”。（96页）“消费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紧密相连，但是人们对后者的批判往往更集中和更强烈。在金融危机以来，人们在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中也会发现，批判资本主义如何制造不平等、如何忽视公共福利不难，难的是如何避免一不小心就把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别的什么主义捎带上，而且还使被批判的资本主义显得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大家心知肚明，自由市场中的资本竞争与垄断与以行政命令为后盾的竞争与垄断的力量对比不可同日而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为市场利益说话与御用经济学家为垄断利益说话的有效性也是不可同日而语；尤为明显的是，在批判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破坏生态环境的时候，一旦允许标签与现实的对号入座就总会使人感到尴尬。又比如过去我们从小就懂得把占公家小便宜的行为称作“化公为私”和资本主义思想，但是谁想到在企业转制中最大限度的“化公为私”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成为现实——在这个例子中，贴什么概念的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财产的真实来源与归属不能搅成一塘浑水。帕特里克·弗里登森在他的论文《企业史研究领域发生了资本主义回归吗？》中指出，法国企业史学家权威白吉尔对中国当代企业家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国家资本主义案例：企业家群体两极分化，官僚企业家或政治企业家管理着地方和中央的国营企业，他们很富有并过着奢华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不是资本家，而属于特权阶层；“单一政党的政治垄断是增长的标志，政治作为最后的手段在控制着市场”。（162—163页）劳工运动史上“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口号在现实中如何才能不被视为异端？对于工人和关注工人命运的学者来说，如何在真实的生存斗争中重新使用“资本主义”的分析工具？如何在权力密布的空间中重新讲述资本与权力的故事？

马塞尔·范德林登在本书最后一章“结语”中认为，资本主义将继续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概念，尽管人们一再试图不使用这个概念，在现实生活的语境中它仍然存在和不断上升；“我们只要试图禁止这个概念，它就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了，无论是作为商品化、商业化、挣钱还是市场导向”。（330页）总而言之，人类社会似乎注定无法抛弃它，因此历史学家的工具箱中也注定不能没有它——“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全球社会的许多不同侧面和进程的互相关联性。”（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