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威笔记｜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

卡尔·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思考有关人类解放的问题，他在《共产党宣言》末尾处写道，“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将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所谓人类解放（human emancipation），指的是人类自由的普遍实现，通过暴力革命废除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提出的实践策略。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private property）下的社会分配方案，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方案将人类总体划分成了少数有产者和多数无产者，由于有产者垄断了各种社会资源，无产者只能依附于有产者而生存，导致其实现自由的可能性被彻底剥夺，除非无产者能够揭竿而起，将一切导致不公平的要素清理出去。

从历史进程来看，现实并未完全朝着曾经被指出的方向发展。因为相比于马克思的世纪，在人类的生存境况已得到普遍改善的今天，私有产权作为人类最普遍的政治经验之一，依旧被完好地保留在了各国的制度框架中。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提供了解释：虽然私有产权会导致贫富差距，但并没有如想象的那般严重，反倒是因为这一制度对人类经济行为构成的正向激励，社会才获得了累积性发展，并进而增量了个体层面的自由。弗里德曼的说法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强有力挑战，但这不代表马克思是错的，因为两人对私有财产与自由的定义不一样，并不够成直接的对立。要理解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务必将他的写作还原至其成稿时的语境，因为那样才可以抓住他的问题意识。

马克思的问题意识

在纽约人文气息浓厚的上西区，凯瑟琳经营着一家温馨的童书店。这家书店有四十年历史，继承自母亲，它不仅养大了凯瑟琳，还成了日常街坊来往的场所。突然有一天，周边开了一家大型连锁书店，老板乔恩·福克斯凭借体量优势，利用折扣和产品多元化策略，不用一年功夫就把小书店给挤垮了。对凯瑟琳来说，乔恩的经营手法简单粗暴，不可原谅。对街坊来说，童书店关门令人遗憾，因为它承载了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但他们顶不住连锁书店的丰富与方便。至于童书店的员工，只能离场走人。但对乔恩来说，这一切都属正常的商业现象，凯瑟琳的埋怨只是失败者的不满，街坊虽有遗憾但很容易被平复，离职的员工也可以在其它地方另谋高就。

这则故事取自1998年的老电影《电子情书》，影片结局是凯瑟琳和乔恩的和解与相恋，但这只不过是电影导演试图表达的美好愿景，现实故事通常遵循另一版本。亲证过互联网兴起的人都知道，像乔恩那样的连锁书店接下来一定会遭到像亚马逊、京东等网络巨头的围剿，后者会像乔恩对待凯瑟琳一样，利用更强大的物流及仓储体系让顾客足不出户地买到更廉价的产品。相比于连锁书店而言，这些网络巨头影响更大，因为他们可以在更广泛的空间内整合资源。这是大资本的姿态，行动起来总是浩浩汤汤。时光倒转两百年，马克思也亲历过无数个大资本干掉小作坊的故事，不过当时的环境不是互联网的兴起，而是工业的兴起，即被后人称作“工业革命”的时代。

工业革命是指从1780年代开始发生于英国的产业升级，最早启动于纺织业，后来向其他领域逐渐扩散，其标志就是机器生产对于人力生产的替代。在今天的大众话语里，包括对一些经济学家而言，工业革命几乎是一种进步的象征，因为它打破了自然界长久以来对于人类活动的限制，实现了惊人的物质成就。但是，这种进步主义印象只是胜利者基于片面观察而得出的结论，或者说，是乔恩视角下的观念产物。值得提醒的是，胜利者与失败者总是如影随形，如果换成凯瑟琳视角下的叙事，工业革命带来的成就无非是一些“带血的GDP”，而马克思的问题意识正来源于他的凯瑟琳视角，他发现了“人的异化”。

假设你是凯瑟琳，在童书店倒闭之后，你会怎么办？去乔恩的连锁书店工作，成为乔恩的雇员，因为那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技能转换的成本以及新环境的适应成本。但这样的选择会面临两个结果：第一，当身份从老板切换成打工者后，她不再会有像做老板时的自主性（autonomy），因为其工作方式必须服从大公司的管理；其次，作为大公司的一员，从事的工作只属于公司整体运作中的一个环节，其所能达到的成就受制于岗位以及公司的天花板，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的可能性没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选择并非基于自愿，而是在缺乏其他备选条件下的“不得不”，长期生存在这样的被迫环境下，人的心灵就会受到伤害。这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马克思把“保持自主性”和“追求自我实现”视为人固有的内在倾向，是“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所谓异化，就是指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瓦解，具体表现为这种内在倾向的消失。根据当代心理学的解释，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只不过是一些体现在个人身上的心理不适，其源于自我预期和现实成就之间的落差，属于个人认论识范畴，只要认知主体愿意放低预期和调整路径，这种不适感就会随着自身境况的改善而削弱或逆转。但马克思本人一定会拒斥这种纯粹心理学的阐释，因为对他而言，异化现象属于本体论范畴，是一种具备普遍性的社会存在，而非仅留存于特别个体上的零星特征，要理解普遍性的社会存在就务必诉诸普遍性的证据，但心理学的说法只能提供个案解释。

持强还原论立场的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并非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他主张观察人们的生活。所谓生活，是指在特定的物质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生存行为。因此，要理解异化，就必须进一步考察当时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

工业革命下的经济活动

如前所说，工业革命的标志是机器生产代替人力生产，相比较而言，机器生产的优势体现在进行大规模生产时的高效率和高质量。但机器的普及并非一蹴而就，因为有两个基本问题挡在前面：第一、机器升级费用昂贵，在生产启动前就需要生产者承担一次性的资金投入用以组织设备购买、场地租赁、厂房建设等活动，但当时并没有太多生产经营者有足够的自持资金去推动这项升级；第二、机器生产有明显的边际成本效应，即每一单位新增生产的产品能降低总成本的增量，所以生产经营者会想尽办法让机器满负荷运作，但满负荷运作的前提是有足够广阔的市场空间，否则巨量产能难以被消化。为解决这两个问题，英国人采取了“海内海外两手抓”策略，即对内金融创新，集中生产资料，对外坚船利炮，扩张殖民版图。

从十八世纪末期开始，英国出现大量股份制公司，作为一种金融创新的产物，它鼓励不同人之间的合作，原本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的事，现在可以借股份合作形式共同完成，由于每一位参股人都能贡献自己的智力、财力以及物力以形成互补，所以往往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但贡献又都是有限的，所以有助于投资风险的分散，按现在的话说，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除此之外，当时的英国已建立起了具有现代雏形的银行体系以及国债制度，经营者可以凭借信用得到融资，以缓解制造业升级时所面临的资金压力。金融创新的核心功能在于利用杠杆缩短甚至消除时间与空间等硬条件的限制，比如房贷，本来需要通过三四十年的储蓄才能住进心仪的房子，现在凭借金融杠杆，只需花五六年时间凑到首付即可，贷款部分可以在住进新房之后慢慢还。

不过，这样的做法会迅速拉大国内的贫富差距。既然机器的产能相比于人力而言是突飞猛进，那么机器带来的收益一定也是指数型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掌握生产资料——即设备、土地、厂房、技术等——的人可以通过持续的“扩大再生产”活动增加财富，不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就只能进工厂，靠为前者工作而获得收益，但机器的运作高度程式化，人力只不过是作为机器的延伸而存在，其具体任务仅仅是围绕机器展开的重复操作，所以有非常高的可替代性，其在工资方面的议价能力远不如工厂主。结果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那样，“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机器出现象征生产力的提升，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则是因机器普及而形成的生产关系。

如果说工业革命在国内促成了无产者和有产者的对立，那么在国际上促成的就是无产国和有产国的对立。在对外方面，成立于1600年、由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特批的东印度公司一直都在世界范围内搜刮廉价的原材料，并开拓新的市场空间和贸易类型。从行为上看，东印度公司有点类似今天的跨国公司，但从力量上看，其远胜于今天的跨国公司，他们拥有军队和武器，兼具外交与军事职能，事实上，从他们所从事的业务也可看出他们的能量之大，比如像奴隶贸易、毒品和军火出口等业务，如果没有炮火背书，其发生是难以想象的。关于海外殖民的影响，马克思于19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对英国来说，工业革命是机遇和成就，但对印度来说，工业革命却是麻烦甚至灾难。

但是，机器一开动，就必须无节制的运作下去，除非公司倒闭。经营活动的最初目的可能只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但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目标会因各种理由——比如银行索要利益，供货商追讨货款、股东紧盯分红、市场开始萎缩等——而迁移。为了协调出现在复杂系统中的多重麻烦，经营者逐渐转向更为简单粗暴的目标，即纯粹追求资本增值。为了尽可能地达到这个目的，经营者不得不变本加厉地压低成本和开拓新市场，马克思把这种变本加厉的做法称为剥削，其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另一个是有产国家对无产国家的剥削。马克思意识到，只要资本的运作不停下来，贫富差距就会不断扩大，无产阶级和无产国家就永无机会翻身，而这也就是导致异化产生的物质经济基础。

正是为了能中断有产者之间的“利益分肥”，打破整个利益链条以及消除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马克思才主张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废除私有财产。不过要提醒的是，马克思并不认为暴力革命是人谋划的结果，而是在一定情况下会必然发生的事，它是一种结构性的产物，人的作用只在于提早或推延发生的时间。历史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世界各地一直都在不间断地发生革命。但问题在于，为什么革命结束之后，私有财产制度又重新起来了？

理解私有财产

假设甲乙两人收入一样，甲的收入全部来自于工资，乙的收入只有一半来自于工资，剩下的则来自于投资分红，比如股息、利息、租金等。按照日常的定量算法，我们会认为两者都是拥有等量私人财产的有产者，但马克思采用的是定性比较，他会把乙划成有产阶级一类，把甲当成无产阶级，因为前者的收入构成多元，有除劳动所得以外的其它收入，有能力对他人实施剥削。如果甲想升级为有产者，他就需要挤出一部分收入来作投资，但如果全花掉，比如用来买包、买车等消费，那在马克思看来，他依然是一名受剥削的无产者，属于工人阶层。马克思所说的私有财产专指那些能产生现金流、有创造功能的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至于今天被我们日常谈及的私有财产，马克思会称其为个人财产（personal property），即主要作为维持生计之用的生活资料（means of subsistence）。

马克思和当下的宏观经济学家的做法不一样，后者在思考有关经济现象的问题时，关注整个交易行为，即把生产与消费放在一起思考，但马克思把坐标的中心置于生产端上，至于消费，则是围绕生产展开的行为。马克思之所以会引入剥削一词作描述，是因为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生产行为的最末端，即手工操作部分。他看到产品是从工人手上做出来的，根据就近原则，认定产品都是工人做的，继而得出结论说产品销售所得“应该”全部由工人分享。但现实却是，有一大部分比例的收入“是”被工厂所有者拿走的。当“应该”与“是”之间存在缺口时，马克思相信，必有一些人用特殊手法得到了他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这个手法就叫“剥削”。如果我们追问“工厂主拿了钱投资，为什么不应该分走一杯羹”时，他可能会说：资本利得是因为垄断生产资料的结果，垄断是不正当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对于产品生产过程的描述，是否可以采取就近原则？第二，应该、不公正、剥削、垄断等词都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这些词的使用原则是什么？

詹姆士在他的《实用主义》一书中曾讲过一个例子：想象有一只活松鼠攀着一棵树干的一面，同时还有一个人站在树干的另一面。这人绕着树快跑，因为它想看那只松鼠，但是不论他跑得多么快，那松鼠总是用同样的速度跑到反面去，松鼠和那人中间总是隔着一棵树，一点也没有让他看到，问，这个人是否绕着松鼠跑。詹姆士说，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绕着跑”。如果绕着跑指的是从松鼠的北面跑到东面，然后再到南面和西面，接着再回到北面，那么这个人显然是绕着它跑的，因为这个人确实相继占据了这些方位。但如果绕着跑指的是先在松鼠的前面，接着到它的右面，然后到它的后面，最后回到前面，那么这个人显然并没有绕着这个松鼠跑，因为由于松鼠也相对活动，它的肚子总是朝着这个人，背朝着外面。对于一个行为的完整描述取决于两点，观测的尺度以及起点和终点的距离。

马克思把工人当作产品的母亲，这说明他把观测的尺度缩得很小，以及把一个行为的起点和终点的距离确立得很近，因为在他看来，产品是一个简单系统的产物。但如果我们调整观测尺度，把产品生产看成一个复杂系统的话，就会意识到任何一样产品的出产都牵涉到极其复杂的供应链环节，即便生产一把双立人的刀，都至少涉及冶炼、锻造、设计、铸造、打磨等工序，除此之外，中间还涉及无数个包括研发和测试的环节，如果没有一种力量将工人组织起来去行动，工人自己并不见得有多少能力去将产品制造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工人顶多是助产士。如果把有产者当作一个完整的生产活动中的某一环节来考量，我们就会发现，只有当有产者把生产资料引入后，不同的人才会有效地组织起来去从事集体行动。但要提醒的是，资本在这里仅仅是有产者的工具，起的是纽带和润滑剂的作用，做决策的主体依旧是人而不是资本。从这点来看，提供生产资料的主体也该得到回报。

其实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的事，如果想得到稳定的市场回报，投资者必须谨慎，需要在先期完成调研、市场分析、组织团队等活动，如果这些没做好，那生产资料的投入就很容易浪费，在使用效果上，会等同于对生活资料的消耗。马克思在使用剥削和垄断这些词时，其实是把投资当作了一件风险很小却又能一本万利的事，并假定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之间是不可转换的，他之所以认为资本主义不公正，是因为他觉得投资者的付出与得到不匹配。但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提供了反例，他指出，就资本利得占总收入的比值而言，在资本主义盛行的美国相比资本主义不盛行的印度和埃及，要低得多。这说明马克思的预设存在漏洞。

但是，这并不意味马克思说的全然没有道理，别忘了，东印度公司正是靠坚船利炮去开拓市场的。当英国人拿着皮鞭往非洲人和印度人身上抽去的时候，心里是发笑的，因为那可真算得上是一本万利的事业。所以与其说是马克思错了，不如说是马克思的时代过去了，弗里德曼的证据是二战后的经验。

总结

今天的世界和马克思的时代已经大不一样，马克思不曾见过二十世纪，更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经验，但马克思对他身后的那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在马克思所批评的资本主义死去之后再生的资本主义，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如果说马克思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是指一种强者对于弱者的控制手段，那今天的私有财产已经反转为弗里德曼式的，它更多地被理解为是一种弱者抵抗强者的防御工具。这种观念之所以成为当下主流，并非因为它在理论建树上有多高明，而是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失败后，被重新挖掘出来的结果，其地位的上升更像是一种对于现实经验的反扑，旨在于提醒我们，私有财产不仅是一种权力（power），还是一种经法律体系所确立的权利（right），私人财产存在的地方，同时也是国家权力该止步的地方；

第二，工人阶级的生存境况自二战以来已经获得了极大程度的改善，这与社会福利以及保障制度的出现有关，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福利国家的诞生，但除此之外，即便是在一些不怎么富裕的国家，当局也会试图在最低程度上建立相关保障制度。建立这种制度的目的是要提升中下层人士的生活境况，通过缓和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来保持社会团结。就这点而言，福利制度的涌现可被视为现实世界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实践反馈。不过，这种制度如今遇到了很大的危机，因为它削弱了社会的活力，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回到开头之问：人类能够实现解放吗？这是一个人类无法回答的上帝之问，因为它超于经验。我们并不知道人类的历史能走多远，也不知道我们身在历史何处。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上世纪曾预言过历史的终结，但至今也没发生。我们预测明天的事要比预测后天的事更准确，隔了越远，预测越像瞎子算命。既然人类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就干脆把这个问题抛回给上帝，让其留在信仰的世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