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遥遥无期的调令，让他孤守高原半辈子

文 | 杨海滨

编辑 | 刘成硕

“完美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全州先进工作者王鲁汉时，他四十来岁，一米七的个头，皮肤白皙，五官端正，身材精瘦瓷实。印象最深的双目炯炯有神，看人时流露出平和的目光。他穿着藏青色的中式对襟的褂子，整齐地锁着整个上身，脚上穿的是千层底的老布鞋，浑身干净清爽。

他的先进材料上写着：二十年来坚持基层营业所，数次纠正重大错乱账，还克服了夫妻长期分居带来的生活困难，无怨无悔。看到这点时，我顿生疑虑，有这么完美的人？

晚上吃饭时，我有意跟他坐在一起套近乎，算是认识，后来因为经常上传下达各项工作，我每次都会主动跟他聊几句，关系自然就走近了。

某天闲聊时他感叹，1965年夏天他父亲的朋友在济南帮他办理了调动手续，那时银行还归地方政府管理，主管人事的县长和时任行长认为他是银行专科出身，有能力，一旦走人，行里发生错账乱账，没人能顶上，坚决不放。

我插话，你的先进事迹上写着你从不要求内调，你咋会说是上头不同意。

他瞥了我一眼，你这当秘书的人，还不知道材料是咋写的？

我一时无话。

他继续说，1983年，我专门到州上找到行长，把两地分居给家庭带来的困难一一反映，甚至说，再不放我回，我老婆都快要有相好的了。行长总是客气地说，再等等，找个适当的机会放你走。刚开始我还挺期待，结果换了两任行长也没人说我调动的事。

前年，通过老同学的帮忙，济南发来了调令，但一直没人告诉我。直到同学打电话问我为啥不办手续时，我才知道调令早就到了，我去找人事科长，他说行长不同意，就没必要通知我。我和行长大吵一架，最后行长气得指着我的鼻子说，就凭你这态度，永远也别想调走。

去年十月，我老婆出了个苦肉计，带着八岁的小儿子，从济南来了青海，不顾形象地跟行长吵架，哭，行长去哪她领着孩子跟去哪，他去开会她也跟着。行长坐在办公室不敢动，光陪笑脸说好话，下班了请她到他家吃饭，她也不客气跟着去。

行长没辙了，要我来接老婆，我正好利用这机会和老婆一起耍赖皮闹了两天，最后行长说，不是我不放，关键是你一走人，行里的工作没法展开了，你的价值比我一个支行长都重要。

我一听这话就知道调动的事没戏，就和老婆商量说，真不行我就辞职，光屁股回济南一家人团聚去，老天饿不死瞎眼的雀。

老婆说，你一拍屁股回了家是利索了，靠我的几十块钱的工资能养活这一家人么，再说你没调令就没地址落户口，没户口就没法拿到粮折，没粮折哪来的粮油肉糖和布票，咋吃饭穿衣？不要说瞎眼的雀，就是明亮眼睛的雀也会被饿死。

我问王鲁汉，他们都说你工作能力强，你力挽狂澜地干了啥？

王鲁汉举了个例子——有一次支行做半年报表前，我正好出差，晚上就接到刘行长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会计报表多了十万元不平，查了三天了也查不出问题，你明天不要开会了，坐班车到恰不恰镇，我同时派吉普去接你，赶快回来把账抺平了。那些年里，西宁没有直通班玛的长途客车，班车最远只通到海南州恰不恰镇，那儿离班玛还有二百多公里。第二天一早，我就坐班车返回，第三天坐上接我的车，回到班玛，开始查账，终于赶在三十号把账抺平。

说来也奇怪，只要他一到外地，行里业务上就出事，不知是不是天意。又一次，他请假回济南探亲，刚到西宁，又收到刘行长打来的长途，要他第二天立即返回班玛，说班前营业所的出纳贪污五万元现金，还把整个出纳和会计账都毁了，要他去查账再建账。这账一般人还真恢复不了，他费了几天时间，把问题捋清楚，重建了一套账务。

扎根高原，想拔也拔不出来

王鲁汉父亲是个老八路，知道中国缺少金融人才，1954年王鲁汉报考大学时，让他报了当时全国最有名的银行学校保定银校，号称金融界的“黄埔军校”。1957年毕业时，学校鼓动同学们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奉献青春。王鲁汉从小受父亲报效祖国的影响，便主动申请到最艰苦的青海，政审合格后，终于如愿以偿。那年他二十岁，风华正茂。

当年青海的形势是，果洛州人民银行才成立一年，正准备在各县建立支行，需要金融人才进牧区，问他愿不愿去，王鲁汉毫不犹豫答应了。那时，只要组织上分配的，决不讲条件。他的人生在冥冥之中像是被种下的白杨树，扎根到了班玛的黑土地，从此再也拔不出来。

我清楚地记得，王鲁汉在说完这句话时，满脸惆怅，眼睛直直地看着远处的山顶发愣。我一下明白了他内心的孤独和痛苦。

时任班玛县长是个老红军，但不懂金融财政，只看到他的档案上写着银行学校毕业，知道这人会算账，把他分配到县政府食堂当大灶管理员。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让王鲁汉差点辞职回山东。

1958年8月，赶上马步芳残匪和当地土匪对人民政府的一次暴乱，他一个内地人，哪经历过真刀真枪的战斗。有一天，他背着半自动步枪，跟着食堂李师傅去给前线的同志送饭，半路上突然听到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慌乱中还没举起枪，他就开了火，一下子打到李师傅的腿上，幸好没打死，但李师傅却成了终身残疾。

事后，县长要除他的名并遣返原籍，县银行行长听说这事后，找到县长说，班玛银行的发展需要这样的人，我愿接收他。一番交涉后，县长最后决定给王鲁汉记过处分。

当时王鲁汉并不知晓，听别人说县政府要开除自己，觉得受到天大的委屈，脑子一热就写了辞职报告。在找便车时，县长和黄行长拦住了他，县长大骂道，你情绪很大呵，还不敢批评你了。黄行长笑着说，小王呀，不要闹情绪，赶快收拾东西，你已调回银行，这是要发挥你的特长。

就这样，1959年7月，他从县政府食堂回到县银行，带着三个从青海民和县招来的年轻人，骑马走了两天的路程，到了达卡牧业居住点，建立了县行所属的第一个营业所。

王鲁汉现在回想起来，认为那时应该坚持走人才对，走了就和其他同学一样，升官发财老婆孩子热炕头。

营业所筹建完成后，也就快到春节了，两年多没回济南探亲的王鲁汉，请了四十天的探亲假。原以为只是看看父母亲，没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结婚所有事项，要他和已经谈了几年的女朋友，也是他父亲同事的女儿结婚。

那一个多月他像是躺在蜜窝里，可还没住够呢，假期就到了，不得不告别新婚的老婆，返回达卡营业所。各项业务，从信贷到会计或是储蓄，都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

1960年10月，王鲁汉的搭档——出纳刘建军管理的现金少了三百钱，这在当时可是特大经济案件，县财政局来查账时，他污说王鲁汉向他借钱，他从金库里拿后，王鲁汉一直不还。要知道，银行的金库意味着国家的金库，等同盗窃国家资金，性质相当严重。

他们两个人都被带到县上，关进班玛县新建成的第一个监狱。关押后的第五天，王鲁汉老婆从济南发来电报，说近日要生孩子，要王鲁汉尽快回家。所有人都封锁了这个消息，直到多天后，查实短缺现金是刘建军私自挪用了金库里的三百元钱后，王鲁汉才被释放回到单位，看到妻子发来的电报。

回到济南，妻子告诉他，你不在家，直到临盆时，我才坐架子车去医院，在路上孩子的头就先出来了，身子怎么也生不出来，一着急，硬把孩子拉扯出来，孩子在这过程中明显受到了伤害，我也大出血差点死掉。

当时女儿的伤并没明显表现，几年后，才看出是个低智儿。

王鲁汉在济南住了一个月，想续假不被批准，他刚出过事，不能久留，只好把娘俩托付给父母。他知道父母年龄也不小了，也没别的法子，每个月的工资他都尽量少花，按时多寄点钱给他们，来弥补内疚。

一年后的夏天，王鲁汉老婆从济南来班玛探亲。没想到一周前的几场暴雨让围绕在营业所前的河变成了汹涌波涛的天堑，夫妻两人只能隔河相望。

营业所里新来的出纳了解如当地人如何渡河，骑了公社里的马，到十公里外的一户牧人家，请到一位善于驾驭羊皮筏子的老乡。王鲁汉坐上羊皮筏子，冒着生命危险渡了河，这才和老婆团了聚，在招待所里住了二十天，一直到行长催他回营业所。后来再让老婆来班玛，她说啥也不来。

在达卡公社各单位上班的人加起来不超十五个，来办理银行业务的很少，日子显得无聊。营业所只有他和一个当地女出纳，轮流做饭喝酒聊天，青春的荷尔蒙随时撞击着年轻的身体。有一次喝过酒后，女出纳敲开了王鲁汉的门，一个结过婚的男人，好许没和老婆亲热过，哪经得住另一个女人的热情。

此后，很多无聊的夜晚，他们就住在一起。一年后，女出纳有了孩子，因为是未婚先育，便一纸报告辞职走人了，嫁给了民族中学的一名老师。

1966年以后，各行各业都受到冲击，但银行毕竟和钱打交道，制度执行得相对好，像班玛这样的小地方，受到的冲击也比较小。不过在年底，王鲁汉莫名得了一种高原病，叫肝包虫，弄不好会死人的。趁还没人更多人注意时，他请了假回济南养病。

一住就是一年，期间他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也是他前半生中和老婆孩子呆得最长的一次，充分感受到了当丈夫和父亲的滋味，真有点乐不思蜀。他再次想内调，但整个社会都乱了，谁还说这事呢，所以又搁置起来。一年后他又被新来的王行长发电报召回班玛。

梦寐以求的退休

王鲁汉说，表面上你看我活得很轻松，其实并非如此。那个被女出纳带走的儿子和我毕竟血脉相连，我经常悄悄地在小学放学时，站在校门口看他。

有一天，他正好看到儿子和几个同学在买零食，便叫住，说，你妈妈让我给你五块钱，孩子高兴地谢谢叔叔，王鲁汉心里想着，应该叫我爹才是，但嘴上说，下次要买的话，我再给你。儿子拿着钱，买了糖，和同学高高兴兴地走了。王鲁汉看着他的背影，忽地想起自己在济南的低智女儿，心里感觉沉重。

次年夏天，王鲁汉老婆打电报来，说又要生了，要他速回。那时他已明白内调遥遥无期，行长们的话绝对不可相信，他们随便找个理由就能让自己永远不得翻身。王鲁汉心灰意冷，主动打报告要求到业务少，没人事纠纷，适合养老的王柔乡营业所当主任。

1987年春节前，我陪同一个领导慰问团前去王柔营业所。

王鲁汉对慰问团一行人说，这个营业所还没屁股大，州上的领导能来这慰问，真让我感到负担沉重，不知怎么接待安排，就请你们随便看看吧。然后一本正经拿出账本让他们检查。

副行长也不识相，趁机说，王所长，你以前不是一直要求内调回济南的吗，现在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只要你要求，中支就同意放人。

还没等副行长把话说完，王鲁汉说，我现在一把年龄了，你们让我走人？我现在不调了，等退休呢。

副行长仍从容地说，那时不放你走人，是让你为班玛金融做贡献，你应当感到自豪……

还没说完，王鲁汉就骂了句从未听过的粗鲁话，说：你除了官话还会说人话吗，是你们需要我做贡献，要不然你们怎么当官！

这事好像并没有给他带来厄运，相反，在1988年，他被提拔为班玛银行的行长，要他继续发挥作用。当我收到文件，把这消息告诉他时，他在电话里笑了，正合我意，退休前多拿几年的高工资。

这时候，我们忽然收到老同事陈栋梁去世的消息。陈栋梁老婆说，陈栋梁长期在高原生活，各器官都已适应高原浅氧状态，一回到低海拔的内地，充足的氧气让肺部长满了泡泡，心血管也因过浓的氧气被冲破。一句话，在高原久了不适应内地的环境了。

陈栋梁的死对王鲁汉是个刺激。

他说，看来现在面临一个难题，只要我现在愿意调回济南，州上肯定放人，他们也知道我年龄大了，山东不可能再接收我；另外现在不像当年缺专业人才了，现在就算我不调，两年后也面临退休，陈栋梁恐怕就是我今后的结局……

时间过得飞快， 1992年，王鲁汉终于要退休了。三月某天，他提着酒到我家，说，上个月去了医院，医生们都说我的肺心脑都有问题，回内地要面临闯氧气过剩这关，有百分之几的猝死风险。

在惨白的灯光照耀下，明显苍老的他主动地端起酒，一仰脖子倒进嘴里，突然把头伏在桌上呜呼大哭起来，像一个少年那样无助，哭声极像荒原狼的嗥叫。我眼泪也跟着掉了出来，我知道走与留成了他这两年来的心病。等平静后，我安慰，不是还有人回内地没事的吗？

他说，是的，那就赌一把，回家去！

喝得差不多时，他红着眼说，前两天我专门去看我儿子，上高中了，我没敢和他说话，只看到他在人群里高高大大的帅样。然后又找到他妈，给了她一千块钱，说我今年就要退休，以后可能就见不上面了，她说，你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儿子的。说着，王鲁汉又哭了起来，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两个月后，王鲁汉正式退休。

那天早上，我特意起了个大早，见王鲁汉把三十五年来的家财，只用一个印着“上海”字样人造革的大提包给装满了，根本不像别人要用一辆“东风”卡车。他已成了秃顶的光头，两边与后脑勺上稀拉的头发灰白得格外醒目，眼皮耷拉着，眼袋像阻挡青春的山包，看人时早失去了平和的神色，而变成含意不明的浊光。他仍穿着中式对襟褂子，因为千层底的老布鞋在班玛不好买到而换成皮鞋。

他佝偻着苍老的有些发福的身体，第一次竟没踏上驾驶室，第二次拉住扶手来回晃悠几下，才跳上车，挥着发白的手，在一股尘埃中回到他前半生梦寐以求的济南，和老婆孩子团聚去了。

融不进的家

王鲁汉退休两年后，工会组织赴内地慰问退离休老同志。

当我们慰问小组一行来到家属院大门口时，王鲁汉早已站在那等。我们站在那聊了足有半小时，王鲁汉根本不提让我们去他家，我忍不住说，咋不请我们到你家坐坐？

他面露尴尬地说，我住的房子很小，说实话，我和老伴的关系处得不好，怕你们去了，她给脸色看。

我说，没关系，既然到你家楼下了，还是上你家看看老嫂子。

王鲁汉这才领我们上了楼，他老婆虽然明显见老，但比王鲁汉年轻得多，我赶快把慰问金和礼物交给她，她对王鲁汉说，快给领导们倒茶呀。

确实拥挤，小小的厨房和厕所就占去了一部分面积，客厅只能摆下一张早已发黄的牛皮沙发，座垫上还烂了个口。一个肥胖的三十岁模样的女子，眯着双下巴上细缝的眼睛，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

王鲁汉见我有点愣怔，说，这是我女儿，和我们一起住。他用哄小孩的口气对女儿说，他们是果洛来的叔叔，你喊叔叔！

她睨视了一眼，说，他们是不是来我们家偷东西的。然后不再看我们，把手里的遥控器朝电视摁着，声音很大，充斥着整个房间。

王鲁汉苦笑了一下，说，咱们去里面说话。

我们在小屋里的床上刚坐下，他女儿也从客厅里过来说，你又想和我妈睡在这吧，出去出去！把我们又赶了出来。

王鲁汉老婆说，不怕你们笑话，她印象里从来没有过这个爹，从老王回来那天起，先是不让他进门，后来是不让他和我睡一张床，只要见他睡在我的床上，就去找棒子打他，骂他是小偷，偷走了她的妈妈，一骂能骂一天不停。

大家有点尴尬，嘻嘻哈哈打模糊眼。工会李大姐说，像老王这样的同志也不少，可以说为了工作牺牲了家庭亲情，有的同志长期在高原，按医生的话说，肺页的孔隙都张开了，几十年来，回到内地都缩不回去。老王你看起来身体还是很棒的。

后来，我找了个机会和王鲁汉单独聊。

他说，我融不进这个家。刚回来那阵子，只要我躺在小屋的床上，女儿就过来，喊你这个老流氓，别跟我妈睡在一起，我睡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她就很安静。有天，趁着女儿睡着了，我爬回床上，女儿像是随时提防着，提了根木棒朝我的头上打来，说你在干啥，滚到外面去，我马上吓成了阳萎。

次数多了，老婆也就不再理我。我就把客厅沙发当床睡了三年多，女儿跟她妈睡小屋。

两个儿子回家基本不跟我说话，我主动聊天，但他们哼哼吟吟不愿多说，和他们妈就不一样，站在转不过身的厨房里说说笑笑，那声音让听起来格外刺耳。

有次小儿子腿撞断住院，我每次给他送饭后都想留下陪他，可他都指着我，也不叫爸，说，让我妈陪我就行了，你回去吧。大儿子想买辆自行车，回来问我要钱，说，你能不能支援我点钱买辆自行车。就是要钱，也不喊爸爸，我还得问他要多少，给了钱还要再问够不够，他拿着钱却说，谢谢妈妈。今年，我做了个前列腺手术，两个儿子没一个来医院看我一眼，问我一声。小杨，我给你说，我在济南没有说话的人，我肯定会孤独死的。

我问到王鲁汉大儿子上班的地址，第二天找到他。我说，你父亲一个人在青海工作了三十五年，养活你们姐弟仨，挺不容易的，要多关心下他。

他笑着说，从我记事起，光知道有这么个人在青海，他对家庭的帮助还没有他银校的同学帮得多，有个叔叔没像他去青海，后来到了省农村信用联社当了副主任，我能顺利到信用社，都是他办的，还有个阿姨，也是他银校同学，逢年过节，都会提着东西来看我们，我结婚时，她拿三千元礼金。你看他混的是啥。再说他退休后，挤在本来就很小的屋里，还摆架子，动不动为鸡毛蒜皮的事和我妈吵架。不仅是我，连我那个傻姐都很排斥他。

我一时语噎，停了一会才说，虽然你父亲的同学混得都不错，但你父亲把一生都贡献给了边疆……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打断说，知道的，他也不容易。

我原以为这次内地之行会很高兴，不料在见到王鲁汉后感到沉重。回青海后我们还相互通信，他在信里仍说着家里诸多不如意的事。有天我用单位电话，按他留的号码打到一个小卖部，打了三次才找到他。我说，你退休金这么高，装部电话也好联系。

他说老婆反对，我现在家里连发言权都没有，所以有事还是打这个小卖部的电话吧。后来他又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身体如何不好，我当时就觉得他肯定有了问题，劝他去好好检查下，他附和着我。

1997年7月的一天，王鲁汉的大儿子来果洛找到我，告诉我王鲁汉去世了。我并没惊讶，那次他给我打电话说身体不舒服时，我就有预感。他儿子说，一年前我爸老是说腿疼，刚开始家里并不在意，以为是骨头有毛病，拖了将近一年，实在是疼得不行了，才到医院检查，原来早得了肺癌，癌细胞转移到腿上去了。

他有些伤感，继续说，不过在我爸走前那几个月，我们姐弟三人都开口喊他爸爸，他是带着安慰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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