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深漂之旅，从宝安客运中心开启

文 | 王国华

多少次在梦里，乘车出发，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大巴上坐满了人，过道里还有人站着。行李架上堆满物品，摇摇晃晃，似乎随时会掉 下来砸到人。透过车窗，远处迷蒙一片。

都是我真实乘坐过的：从故乡河北阜城县开往北京的车；从吉林长春市开往辽源的车，开往松原的车；从山东泰安开往济宁的车；从 深圳开往中山的车……他们是从哪里出发的呢？我扒开黑色的夜，找寻谜底。

每一个出发，都有一个起始点。我所有的出发，最后都落在宝安客运中心。

那么多的梦，懵懵懂懂，虚虚实实，如同捉不住的影子，挠不到的痒。梦境能有落脚点，很少见，是我难得的梦。

这是一个普通的汽车站，又是离我最近的一个地方。晚饭散步时， 经常从门前经过。以前从没想过会离出发这么近。出发应该是一个很庄严的仪式，远离人群，高高在上，让人稍微走近一点就要肃然起敬。

现在住在它的旁边，我的梦不再漂泊，黑夜不再没有尽头。 

每一个目的地，都是一个未知的故事。对出发的期待、惶惑，和对目的地的忐忑、优柔，这么多年终于不用困扰我了。

当年辗转四五个小时，乘飞机从东北来到深圳，转乘机场六号线，在宝安客运中心下车，入住旁边一个商务宾馆里。价格不高，很干净。 温润潮湿的气息涌到鼻子里，鼻孔很舒服，就像在寒冷的早晨，用热毛巾轻轻擦脸一样。 

空气里有一种特殊味道，仿佛把所有植物都碾碎了，混合而成的。轻轻的，似无还有，似有还无。你一闻就觉得那种味道只能属于这 个地方。

“以后就要在这里生活了吗？”我问自己。却没敢给出答案。 

后来终究留下了。

我在客运中心买过三次票，乘过三次车，都是去中山市。我的好朋友徐峰在那里做教师，他先我几年来到珠三角，每次回到我所在的那个北方城市，小聚时都讲讲珠三角的风土人情。他总对我说，有机会还是 去南方，一定要去。

我下决心到深圳，与徐峰有很大关系。 

到深圳不过一个月，我去中山看望他。 孤单寂寞中，友情确是良药。即使路途颠簸，即使那里依然陌生。

2

出发有什么具体模式吗？ 

一个永远抹不掉的画面，很多年了，越来越深刻。 

遍地的垃圾，黏糊糊地粘在地面上，拥挤的人群拎着绊脚的蛇皮袋子，像被热水浇过的蚂蚁群，毫无章法，惨叫声此起彼伏。女人的惨叫还好听些，半大小子的惨叫最让人受不了，嘶哑的不男不女的惨叫。车门就 在他们身边，可是谁也上不去。他们恰如其分地阻挡了任何一条路。

你是美丽沉静的少女，在家里油瓶倒了都不扶的独生子，你是一 个文质彬彬的作家，一个被上百人前呼后拥的大老板，一旦卷入这个群体，就完全被碾压了。什么尊严、名声、克制、体面，瞬间成为乱飞的灰尘，飘浮在嘈杂的人群上空。 

送行的亲人就在远处看着你，如同看着激流中挣扎的落水者，她提心吊胆，又无能为力。她帮不了你什么忙，你也帮不了她。所有的家事 和心事，从此交给了留守者。

一次分别，至少一年半载。平时只能靠慢悠悠的信件联系。全村只 有一两台电话，谁好意思总去叨扰人家？

百感交集。撕心裂肺。无可奈何。远隔千里。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随时随地都重播着这样的画面。在很多慌慌张张的城市，尤其深圳这样的漂泊者聚集之地，更是随处可见。而我亲历了一次又一次如此场景。

我坐在宝安客运中心候车大厅的时候，情形好多了。没有那么多人。 透过窗玻璃可以看到后面的大院子里并排停着一辆辆豪华大巴。看标识，没有到中山的。到了发车时间，我被放进去，却上了一辆小巴。 小巴上只有两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个美女，长发挡住白皙的脸，看不清轮廓。

司机一声不吭地发动汽车，几分钟后，把我们送到马路对面。 

马路对面也是一个售票点，还有一个小小的候车厅，相当于宝安客运中心的分销点。我们等那么半天，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等。早知如此，还不如自己到对面去买票，然后在对面等呢。何必折腾一遭。

又想，可能为了少让乘客走路吧。也算以人为本。如果乘客走到对面，需要沿着宽阔的西乡大道往东走出四五百米，从红绿灯处绕行。而 从东面过来的客车，直接在对面的站点停下，不用再绕一圈进站，也节省了时间。

被大道隔开的，还有很多生活小区。客运中心这面，是御龙居和中粮澜山小区。旁边虽有小超市之类，但还是不方便。对面的丽景城、宝安新村、天骄世家小区附近，店铺林立，还有学校、幼儿园、社 康中心，五百米内基本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生活氛围浓厚，是比较成熟的社区。

早晨，成群的老人到对面去买菜，也需绕行红绿灯。 

就有人提议建一座天桥。 

政府还是挺重视这件事的。先在附近小区里张贴征求意见书，选址三处，让大家投票。据说很多业主都选择建在锦花路附近，但最后天桥建在了客运中心旁边。市民们也表示理解。方便乘客嘛。再说，有，总比没有好。

这座天桥建起来不久，对面的候车厅就歇业了。多少人停留过的一个候车厅，说没也就没了，无声无息，连一个涟漪都没有荡起来。如果我领着一个初来乍到的人从这里经过，告诉他，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候车厅，他会有什么反应？

也许只是敷衍地“啊”一声。他没有见过候车厅，生命中从没和它发生过碰撞。候车厅之有无，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我留恋这个候车厅，只因那里曾收留过我的气息和我的一段小小的彷徨。

每一次经过这个已改为房产中介的门面，当初那种无助感就冒一个泡儿。

人这一辈子，就是由一个个小气泡组成的。

3

后来，我经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瞎转。骑到客运中心附近，我就停下来歇一会儿，望着高远的蓝天发呆。天天盯着手机，盯着电脑屏幕， 目光短浅了，望一望远处、高处，眼睛被释放出来，在天空狂奔。

洁白轻盈的云彩，一堆一堆地粘在那里，懒洋洋的。我的心也被传 染得疏懒起来。

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植物，绿意浓浓地包围了整个客运中心。一棵 接一棵的榕树上，根须一条条垂下来，深褐色，整整齐齐。到了岭南才 知道还有这么奇怪的植物。它们的根须不是长在地下，而是长在树干上。像扎猛子的小孩儿，一旦挨上土地，就迅速钻进去，汲取营养，逐 渐变粗，成为另一根枝干。日复一日，榕树越扩越大，甚至可以盖住半 个村庄。

四周弥漫着那股特殊的味道。大树的浓荫下，几个电单车司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他们是郊区汽车站、地铁口的标配。他们也是这个城市的虱子。他 们让这颗头颅发痒。城市里要搞环境大检查的时候，他们就消失一阵。检查过去了，他们卷土重来。

他们大多没什么技术，到城市里来寻口饭吃，买一个电单车便可就业。开始往往是一个人干，然后一个村子的人都来干。所以聚集在某一个地点的电单车司机，口音都差不多。风吹日晒雨淋，终究比在工厂里自由些，收入也可能更高一些。

他们有过强行拉客，欺负客人的时候吗？ 

犹记1994年夏天，我上大学路过北京。在北京打工的表弟送我上车。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商店里，一个衣衫破烂的农民工，四五十岁，背着一个包，在玻璃柜台停住看了一会儿。店主问，买什么？那人摇摇手，轻轻说，不买。店主大声问，不买你瞎看什么？转出柜台来就给了农民工一拳。农民工不敢说话，紧走几步。店主追着打。那天下午，阳光暖暖地照着，商店里几乎没有人，店主可能闲着也是闲着，就出来打人玩。

我和表弟赶紧躲开了。我们还很年轻，对“社会”两个字充满了畏惧。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外乡人欺负另一个外乡人。但一想到北京，我就想到这个画面；一想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个画面就浮现出来。

那个要出发或者离开的农民工，他的亲人不知道他的遭遇。他要把委屈藏起来。他只能站到别人的位置，把自己看得微不足道。

时空转换，我在深圳看到的这些拉客仔，他们似乎只想做成一单生意。他们是回归了底层的一群。穿着体面的行人从那里经过，视其为无 物。他们低眉顺眼地把电单车推到一个刚从大巴上下来的人面前，问， 老板去哪里？我带你去啦。对方不说话，他们只好去追另外的人。

共享单车叽叽喳喳地布满人行道。来一个人，骑走一辆。再来一个 人，再骑走一辆。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少，队伍也越来越小。原先有十几 个人，现在只剩下几个。和按月交份儿钱的出租车司机不同，他们本就 是边缘人，形成不了队伍，没有利益共同体。他们只能拿单个的共享单 车撒气，偷偷把附近的共享单车挂到树上，扔进西乡河里，或者把车上 的二维码刮掉。

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消失的，就像对面的售票点一样，无声无息。 没有任何人感受到损失。他们也只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把自己看得微不足道。

生活安定以后，我开始对远方有了向往，期待一个个设定好了目标 的出发。

在客运中心的路边，我常常看到一辆辆大巴呼啸而来。前面的玻璃 上都醒目地标注着目的地。

时空转换，我在深圳看到的这些拉客仔，他们似乎只想做成一单生意。他们是回归了底层的一群。穿着体面的行人从那里经过，视其为无 物。他们低眉顺眼地把电单车推到一个刚从大巴上下来的人面前，问， 老板去哪里？我带你去啦。对方不说话，他们只好去追另外的人。

共享单车叽叽喳喳地布满人行道。来一个人，骑走一辆。再来一个 人，再骑走一辆。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少，队伍也越来越小。原先有十几 个人，现在只剩下几个。和按月交份儿钱的出租车司机不同，他们本就 是边缘人，形成不了队伍，没有利益共同体。他们只能拿单个的共享单 车撒气，偷偷把附近的共享单车挂到树上，扔进西乡河里，或者把车上 的二维码刮掉。

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消失的，就像对面的售票点一样，无声无息。 没有任何人感受到损失。他们也只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把自己看得微不足道。

生活安定以后，我开始对远方有了向往，期待一个个设定好了目标的出发。

在客运中心的路边，我常常看到一辆辆大巴呼啸而来。前面的玻璃 上都醒目地标注着目的地。

还在北方时，我没事爱翻地图看地名。全国各地的名字都看。

厚街 、 石碣 、虎门， 樟木头 、番禺 、珠海 、江门 、清 远 、佛山……每一个地点都有一个故事发生。如果我到了那里，我也是其中一 个演员。

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多少角色可以扮演？换了一个地方，换一身衣 服，你就抛弃了原先的你，再也回不到原点。即使重返出发地，你的位 置也被别人替代了，你只能重新扮演一个角色。

候车厅和外面的站牌处，触目皆是年轻人。他们干干净净的，拎着 一个包，站在那里，低头刷手机。岭南秋末的微风干爽而轻盈，非常舒 服。旁边就是空座位，他们不坐下，刷一会儿，抬头看一下。汽车还没 来，低头接着刷。

一对一对的小情侣，互相依偎着。他们从远方来到这里，准备登 上一个舞台。无论主角或者配角，他们都要倾心去演。他们被称为小鲜 肉，仅凭这三个字，票房就能得到保证。老戏骨、老腊肉，那些看腻了 的面孔，该让位了。

曾经，我也像他们，也有过酸甜的爱情，憧憬着在高楼林立的城 市里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卧室里铺着雪白的床单。那时候，还喜欢“奋 斗”这个词。从没抱怨过每天的起早贪黑，却对每一个虚度的时日都追 悔不已。什么旅游啦、享受生活啦，想都没想过。

回身打量曾经的生活，已落满灰尘，怎么都扫不掉。有的地方，已 经结疤，硬硬的，厚厚的。

当年有位同事，三十多岁就得重病去世了。那是一种无药可救的 病。临终前，他产生幻觉，坚持说有个偏方能治自己的病，偏方就藏在 自家的房梁上，让妻子去找。

人对生的留恋，是一种本能。我想，如果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翻看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想一想那些经历的事，一定会感觉到遥远。

尽管只有二三十年，也是非常遥远，一眼望不到头。 

走了那么远的路，心就应该麻木了。再远一点或者再近一点，也就那么回事。

好多事都会蒙尘，都会遥远。

52012年春节前夕，我所在的媒体计划搞一场诗歌朗诵会。为保证效 果，一定要找个人流量大的地方。选来选去，大家都想到了宝安客运中心。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去了那里，征得管理处的同意，搭好了舞台，放 置了音响，播放着歌曲，现场还散发了一些小册子之类。

稀稀拉拉的几个人，远远地望着我们。他们拎着背包，手里拿着即 将登车的票，眼神充满犹疑。似乎在问，又在搞什么？

春运啊。那人山人海的景象呢？那争先恐后的画面呢？那拥挤不 堪、眼神迷离的行人呢？

又去了其他几个地方，也是如此。 

除了宝安客运中心汽车站，还有一个“宝安汽车站”，乘客经常把两个地方搞混。第一次从中山返回时，客车直接把我拉到了宝安汽车站。我下车后就蒙了。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任何一个小小的陌生 都让我陷入恐慌，尤其是孤身一人，没有老婆孩子陪伴时。我可能是个家庭动物。

那次我才知道，“宝安客运中心汽车站”和“宝安汽车站”是两个地方。

宝安汽车站里的人也不多，其他几个售票点亦如此。 

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人出去，说到深圳打工，多数就是到深圳市宝安区打工。这里的外来人口最多。春节那几天，宝安的大街空荡荡的。 几乎成为一座空城。他们是怎么离开的呢？

第二年，湖南一家媒体找到我们单位，希望联合搞一个活动：“送农民工回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让农民工报名，给他们送长途汽车票；一种是直接雇一辆车，把农民工拉回家。湖南人在宝安打工的特别多，春节期间搞这么个活动，既应景又有实际作用，也有新闻卖点。

新闻发出后，一些相关部门给予了非常具体的支持，而响应者寥寥。票是送出去了，反响却不强烈。

是的，回家的人们，选择太多了。自驾、拼车、打车、火车、飞 机、长途大巴……

火车票虽然还是很难买，但他们不必再畏之如虎，不必再陷入深深 的愁苦。

焦虑还在，可生活逐渐回复到应有的原点。 

曾经的争先恐后，依然留在社会的记忆中。那些经历过拥挤场面的五零后六零后已经老了，七零后八零后正意气风发。他们也许还希望往 日重现，在别人的慌张里，衬托自己今天的从容和干净，借此怀念自己 的青春，也有点抚疤之快。

他们失算了。 

他们的往日已经被尘土盖住。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朋友，喝了一个晚上的酒。好开心的一个夜 晚。凌晨三点多，才在客运中心附近分头回家。我说我过了天桥，到对 面去打车。

走了几步，猛然站住。 

黯淡的灯光下，几个黑影在那里晃动着。他们或蹲或站，把堆成一团的行李放在台阶上。再走近些，看到那七八个人，有老人，有中年 人，还有几个孩子。

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只感觉到他们的安静。 很明显，他们在等某一班车。

什么路，还需要半夜去赶？ 那些线路，只有他们知道。就像他们的冷暖，他们的悲欢，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那一瞬间我扪心叩问，自己是不是迷路了？

我根据自己的生活现状推出的结论，也许都是假象。

本文节选自《街巷志：行走与书写》，王国华 著，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