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十五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赋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协同体系研究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需求牵引、要素配置、制度创新、安全保障四条核心路径，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系统性支撑；科技创新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内生动力，推动产业升级与市场扩容，形成双向赋能的闭环。当前，我国已具备超大规模市场、完善的制度政策、坚实的基础设施与协同创新的生态等现实基础，但仍面临地方保护、要素流动不畅、规则标准不统一、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突出挑战。“十五五”时期是破解上述挑战、推动二者协同发展的关键阶段。需构建“制度协同—要素协同—产业协同—区域协同—开放协同”的五维协同路径体系，通过统一创新领域规则、畅通要素流动渠道、推动产业全链条协同、促进区域创新均衡发展、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科技产业创新优势。

//雨后清晨，河北省遵化市、滦平县境内长城出现云海景观，壮美如画。新华社发（周万平摄）

文｜余凌曲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执行所长，经济学博士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两大战略任务。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将“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作为重要目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深刻调整，我国面临外部技术封锁与内部创新效率不足的双重挑战。芯片、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突出，科技成果转化率仅在3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1]。与此同时，我国市场分割现象尚未完全消除，地方保护、规则碎片化等问题制约了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创新优势。在此背景下，探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关联，构建二者协同发展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赋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理论逻辑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内涵是以制度规则统一为核心，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商品、要素、服务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基本要求包括“五统一、一开放”，即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和持续扩大开放[2]。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是实现科技发展的自主可控、自主创新、自我超越，本质是通过强化自身科技创新能力，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掌握科技发展的主动权，进而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体系，为国家发展安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具有摆脱对外部技术的过度依赖的自主性，在众多关键领域由“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转变的自强性，在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一体协同、整体推进的系统性等一系列鲜明特征[3]。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赋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本质上是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这一独特优势，通过系统性机制设计，将市场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其理论逻辑核心在于，通过“需求牵引、要素配置、制度创新、安全保障”四条相互关联的路径，打通创新链条的堵点断点，构建“市场—创新—产业”良性循环的自增强系统。

（一）需求牵引效应

根据“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市场不仅是创新成果的检验场，更是创新方向的导航仪和核心驱动力。统一大市场通过优化和释放内需，为科技创新提供持续、强大的牵引力。

一是超大规模需求创造丰富应用场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为新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使技术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例如，在低空领域，城市通勤、物流配送、应急救援、公共服务、文旅观光、工业巡检等海量需求快速释放，催生出城市空中出行、无人机即时配送、医疗急救转运、电力与轨道巡检、空中观光游览等一批常态化场景。依托广阔市场与密集需求，低空飞行器、智能调度、空管系统等技术在真实环境中持续迭代优化，推动低空经济从试点示范迈向规模化应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点。

二是需求升级倒逼技术攻坚。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者对高品质、智能化、绿色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倒逼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研发。例如，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智能驾驶功能的需求提升，推动企业加大电池技术、自动驾驶算法的研发投入，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量产最高能量密度从2015年的150Wh/kg提升至2024年的360Wh/kg，L3级自动驾驶技术实现规模化应用[4]。

三是市场反馈闭环优化创新路径。统一市场具有高效的信息传导机制，企业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取来自全国各地的用户反馈和市场数据，从而及时调整研发方向、优化产品设计、迭代技术路线。这种“市场需求—快速研发—市场检验—迭代升级”的闭环，极大地提高了创新的精准度和成功率。

（二）要素配置效应

创新本质上是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高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与价值创造过程。统一大市场通过消除要素流动的行政区划壁垒，实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与高效集聚。

一是规模效应分摊创新成本与风险。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意味着巨量的潜在用户与应用场景，使得高昂的固定研发成本可以被有效分摊，单位创新成本下降，投资回报预期提升，从而激励企业敢于进行长期、高风险的研发投入。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国内统一的技术标准、畅通的要素流动与庞大的终端消费市场，形成亿辆级的应用场景与千万级的产销规模，使得企业在动力电池、自动驾驶算法、车规芯片等领域高昂的前期研发投入、产线建设成本、测试验证费用，能够被巨大的出货量有效摊薄，显著降低单位产品的创新成本。

二是要素协同加速成果转化。统一市场促进人才跨区域自由择业、资本跨行业精准滴灌、技术跨领域交叉融合、数据跨主体安全共享。这种要素的“化学反应”能够显著缩短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再到产业化的周期。例如，“东数西算”国家工程通过构建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络，将东部产生的海量数据需求与西部丰富的绿色能源和土地资源相结合，高效匹配算力供给，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科技创新提供了关键基础设施支撑。

三是集聚效应形成创新高地与集群。要素的自由流动会自然向创新生态更优、回报更高的区域集聚，形成如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世界级创新高地。在这些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初创公司、风险资本等主体地理邻近、深度互动，产生了强大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协同创新效应，更容易催生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突破。

（三）制度创新效应

制度是市场运行与创新活动的基石。统一大市场以“统一规则、破除分割”为核心，为科技创新提供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制度基础。

一是规则统一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清理地方保护、统一市场准入规则、简化行政审批流程，能够显著减少企业、科研机构跨区域合作与要素流动面临的非技术性障碍。例如，根据中国招标投标协会调研，全国统一的电子招投标平台和标准，使企业跨省投标的时间成本降低40%以上，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升[5]。

二是公平竞争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强化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防止市场垄断势力阻碍技术迭代与新兴创新者进入。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激励制度，确保创新者能够从其智力成果中获得应有回报，驱动企业从“低成本竞争”转向“高价值创新”。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从2017年的76.69分提升至2025年的82.81分[6]，有效激发了企业创新积极性。

三是融合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优势。统一大市场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了“政府统筹+市场导向”的协同框架。政府依托统一市场的组织动员能力，聚焦基础研究、前沿探索和重大战略领域；市场机制在应用研究、产品开发、产业化推广等环节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形成“纵向攻关”与“横向协同”并举的创新网络，提高举国体制的效率与可持续性。

（四）安全保障效应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统筹发展和安全。统一大市场通过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提升经济与科技体系的韧性和自主可控水平。

一是支撑产业链自主可控。统一市场有利于在国内进行全产业链的合理布局与协同，减少在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等领域对外部的过度依赖。例如，在芯片领域，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技术标准统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打破区域壁垒与重复布局，推动资金、人才、技术等关键要素向芯片领域高效集聚，为芯片产业链自主可控提供制度支撑与要素保障，我国构建了从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的完整产业链，28nm芯片实现自主量产，14nm芯片进入商业化阶段。伯恩斯坦在其关于中国AI芯片供需的研究中测算，中国AI芯片国产化率有望从2023年的约17%提升至2027年的约55%[7]。

二是增强创新体系战略定力。以内部可循环的超大规模市场作为“压舱石”，我国科技创新主体能够减少对国际市场短期波动的过度敏感，更专注于具有长期战略价值的技术研发，避免在技术路线上受制于人。

三是提升全球创新资源整合与规则塑造能力。一个统一、高效、庞大的国内市场，对外部高端人才、技术和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我国可以凭借市场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配置创新资源，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自身能力。同时，国内市场的标准和规则更容易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标准，从而在国际科技治理中赢得更大话语权。

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赋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基础和面临的挑战

（一）现实基础

一是超大规模市场的规模效应与需求牵引能力凸显。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单一内需市场，庞大的市场体量为新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与迭代空间。我国拥有14亿人口与超5亿中等收入群体，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8万亿元，网络零售额超15万亿元[8]，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达3.63万亿元，经费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占比高达77.7%，对全社会研发经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1%[9]，是拉动研发投入增长的核心力量。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海量需求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场景落地提供了持续动力，有力推动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规模化应用。

二是制度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了统一市场规则、破除市场壁垒、促进创新协同的具体要求[10]；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持续优化，经过2019、2020、2022、2025年四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已由2018年版的151项压减至目前的106项，压减比例约30%；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实施，累计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1.8万余项[11]。创新激励政策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科研经费管理改革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全面展开，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三是基础设施保障与要素集聚能力提升。截至2025年底，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70%以上；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5G基站数达483.8万个，占全球60%以上；算力基础设施快速发展，“东数西算”工程建成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基础设施建设保障要素集聚能力持续提升，与人才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科创板、北交所为创新企业提供了多元化融资渠道，各地数据要素市场加快建设。

四是创新生态与产业基础协同增强。我国已形成一批高水平创新集群，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高地集聚了全国优质创新资源，形成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例如，长三角地区科创资源丰富，截至2023年6月，长三角地区共拥有全国1/4的“双一流”高校，聚集了23个大科学装置、101家国家重点实验室、2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50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3、1/5、1/6、1/7，研发经费投入占全国比重达30%以上[12]。产业基础不断夯实，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新能源、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等领域已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二）面临的挑战

一是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的隐性壁垒依然存在。部分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税源与GDP增长，通过歧视性招投标、差异化监管、财政补贴倾斜等方式，限制外地企业与创新要素进入本地市场。行政区经济惯性加剧了市场分割，导致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数据显示，我国跨省物流成本比省内高40%，物流成本占GDP比重达14.6%，高于发达国家8%—10%的水平[13]。

二是要素市场化配置存在结构性梗阻。人才流动仍受户籍、社保、公共服务等制度障碍的制约；资本流动在跨区域配置上仍受地方政府干预，早期创新项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数据要素流通面临权属界定不清、定价机制缺失、安全与隐私担忧、平台互联互通不足等多重挑战，政务数据平台互联互通存在壁垒；产学研协同不够紧密，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与市场脱节问题待解。

三是规则标准与监管协同不足。不同地区在行政审批、执法标准、税收优惠等方面存在差异，企业跨区域经营需应对不同的制度环境，合规成本高。监管协同薄弱，跨区域、跨部门监管执法机制不健全，对跨区域垄断、专利侵权等行为的查处效率低。例如，部分产品需跨省重复检测，费用占成本比例高，周期大大延长。

四是区域创新与设施发展不均衡。我国科技资源主要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2023年，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国比重达64.5%，中西部地区占比为30.9%[14]。2024年，东部地区研发经费投入占全国比重达65.4%，中西部地区仅占33.3%；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中西部地区交通物流设施相对薄弱，数字基础设施密度低于东部地区，制约了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与配置效率。

四、“十五五”时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赋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协同路径

“十五五”时期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阶段，也是破解创新资源分散、要素流动不畅、成果转化低效等突出难题的攻坚期。要立足我国发展实际，跳出现有政策重复梳理的局限，聚焦“协同赋能、创新突破”核心导向，构建制度、要素、产业、区域、开放五维协同路径体系，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一是构建创新导向的统一规则体系。打破“统一规则即统一标准”的传统认知，在坚守公平竞争底线的基础上，构建“基础规则统一、特色场景适配”的创新制度体系，兼顾统一性与创新性。建立“全国共性+区域特色”的创新规则框架，以全国统一立法为基础，明确知识产权共享、数据流通、市场准入等核心共性规则，同时赋予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极核“规则试点权”，允许其结合产业特色，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探索差异化技术标准、创新资质互认模式，试点成熟后在全国推广。构建创新政策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建立政策出台前的创新导向评估、实施中的动态监测、到期后的成效复盘闭环，重点清理地方“保护性创新政策”，杜绝“以创新名义搞区域壁垒”。优化新型举国体制市场化适配模式，推行“揭榜挂帅+悬赏激励+成果共享”三维机制，将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资源向市场主体开放，允许企业牵头组建跨领域攻关联合体，明确攻关成果的产权分配与收益共享比例，破解“政府主导强、市场参与弱”的痛点。

二是打造要素配置“数字赋能+跨界融合”体系。跳出“单纯破除壁垒”的传统思路，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推动要素配置从“自由流动”向“高效联动”升级，实现要素价值最大化。建设全国一体化创新要素数字交易平台，整合技术转移、人才服务、科技金融、数据流通等功能，创新“要素组合包”交易模式，实现科技创新券跨区域“通用通兑+精准匹配”，建立数据要素“产权分级+交易分级+安全分级”机制，推动科研数据脱敏后跨区域、跨行业复用，破解“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流通困境。创新要素跨界融合赋能模式，建立“高层次人才跨区域柔性流动机制”，推行“人才飞地+项目合作”模式，打破户籍、地域限制，实现人才价值与区域需求精准匹配；发展跨区域科创投贷联动基金，创新“知识产权+产业链”质押融资模式，针对早期科技企业推出“创新积分贷”，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要素配置空间布局，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打造“算力+算法+数据+应用”一体化协同网络，推动东部研发算力与中西部算力资源互补，在中西部可再生能源富集区建设“绿色算力+特色创新”示范基地，实现要素配置与区域优势深度结合。

三是构建“创新链—产业链—场景链”一体化闭环体系。打破“创新与产业两张皮”现状，以统一大市场的需求牵引为核心，构建基础研究筑基、技术开发攻坚、场景应用落地、产业迭代升级”的闭环体系。组建“跨区域创新共同体”，推行“核心技术共享+产业链分工”机制，长三角聚焦高端研发与前沿技术，粤港澳大湾区侧重成果转化与国际化，成渝、长江中游等区域聚焦特色产业配套，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协同”的创新空间格局；支持跨区域共建“联合创新实验室+中试基地”，打通“实验室—生产线”的中间壁垒。组建全国性产业创新联盟，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领域，推行“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工程化验证”一体化攻关，鼓励联盟内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专利池，实现核心技术协同突破；通过“强链补链延链”行动，引导东部地区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中西部地区聚焦关键材料、核心部件研发制造，形成梯度协同的产业创新格局。建立全国统一创新场景供给体系，搭建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场景供需对接平台，创新“场景悬赏+示范推广”模式，在智慧城市、数字医疗、能源互联网等领域，设立跨区域“创新场景试点区”，完善首台（套）、首批次产品“场景应用+风险补偿”联动政策，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四是构建区域创新“均衡赋能+利益共享”机制。摒弃“单向辐射”的传统思路，构建“极核引领、双向联动、利益共享”的区域创新协同机制，推动创新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均衡配置。推行“东部创新高地+中西部创新节点”结对共建机制，明确结对双方的创新分工与要素流动路径，东部地区重点输出人才、技术、管理经验，中西部地区提供产业空间、特色资源，共建“跨区域创新成果转化基地”，实现“创新价值共享、发展成效共担”。培育中西部差异化创新增长极，结合中西部资源禀赋，布局建设新能源、现代农业、生态医药等特色产业创新中心，推行“特色技术+产业场景”创新模式，避免同质化竞争；有序承接东部算力需求与数据加工产业转移，打造“绿色算力+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中西部创新从“跟随模仿”向“特色突破”转型。建立跨区域创新利益协同机制，探索“创新投入共担、成果收益共享”的核算模式，将跨区域合作项目的研发投入、成果转化收益纳入双方考核体系；改革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将跨区域创新合作成效、创新资源均衡配置情况纳入核心考核指标，倒逼区域协同创新落地。

五是构建“开放创新+安全可控”双向协同体系。跳出“要么开放、要么自主”的二元思维，统筹开放合作与自主可控，构建“全球资源集聚、本土创新突破、安全底线筑牢”的开放创新体系。在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等开放前沿，开展“跨境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压力测试，简化顶尖外籍科研人员来华工作居留、科研物资通关手续，推行“外籍人才税收优惠+国际人才社区”配套政策，打造全球高端创新人才集聚高地；试点“跨境知识产权互认+交易”机制，推动我国创新成果与国际标准对接。依托“一带一路”共建“联合创新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推动我国优势创新技术、标准向沿线国家输出；在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优势领域，推动我国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支持领军企业建立“全球研发中心+本地化生产基地”，提升全球创新网络话语权。

//本文为《科技与金融》2026(3):30-36特约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