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将军、善堂与晚清汕头城市自治

饶宗颐先生说过：“善堂文化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提倡‘潮州学’，如果摒弃善堂文化的研究，就有遗珠之憾。”潮州总兵方耀，以本籍武将身份创办汕头同济善堂，这个善堂承载着诸多近代重大事件，但史阙有间，善堂相关史实长期隐而不彰。2017年汕头青年学者许壁锋开始重建同济善堂信史，笔者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或对人们了解近代城市自治、潮汕善堂文化有所助益。

同济善堂缘起

截至2001年，潮汕地区善堂数量仍高达300座，在中国大陆来说可谓绝无仅有。实际上，1949年以前各地存在过无数善堂，后来都未能得到恢复，唯有潮汕地区能在改革开放以后加以发扬光大，这种独特现象的形成，既有地域因素，前人的创造性也不可忽视。

慈善界多将潮汕善堂起源追溯到宋代大峰祖师，将崇祀大峰的潮阳报德堂认作潮汕善堂的起点。学术界则尚有异说，郑群辉认为潮汕善堂的历史起点是清初揭阳的慈济会堂，善堂大规模普及则在晚清时期。（郑群辉：《潮汕佛教研究》第225-252页）晚清潮汕善堂的大量涌现，与汕头开埠有直接关系，这些善堂大多是为应对鼠疫等灾害而成立，而时疫的传播，又与汕头的粤东航运中心地位密切相关。

目前所知汕头市区最早的一家善堂是同济善堂。同济善堂的成立年份，以往多认定为1895年，创始人为吴创志。（《升平文史 创刊号 潮汕善堂专辑1》）这个说法可能来自潮汕闻人林仔肩。1948年，他在潮州《大光报》发表《吴创志传》称：

无何，汕头瘟疫，……君乐善不倦，与知友议创同济善堂，假座漳潮会馆，开会时推予主席，说明汕头开善堂之必要，众以章程属予，时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八月初一日也。堂创于漳潮会馆东……（潮州《大光报•方志》第52期，1948年4月13日，标点符号略有更动。）

覆按早期史料，笔者发现林仔肩是把1895年的善堂“中兴”当作创始。英国公共档案馆档案中收录的惠潮嘉道公函，可证明1888年以前善堂已经存在。公函称：“中国同济善堂前在该处，作为医院养病，迭据德国领事官于光绪十四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以该处贴近洋人住屋，不准建造医所容留病人，历经请道札县禁阻在案。”（吴滔：《红线本可迁就：〈英国公共档案馆档案〉所见清末汕头的地产争端》）

引文表明，1888年以前汕头同济善堂就已存在，地址在德国领事馆（今外马路149号汕头市文化馆）附近。1900年春丘逢甲撰写的汕头同文学堂《禀稿》称：学堂“权就汕头同济善堂开办”。由此可知，同济善堂的最初地址在今外马路129号。善堂负责人林仔肩于1899年利用善堂前座东西斋创办汕头岭东同文学堂，1901年丘逢甲出任监督（校长）。

1914年《存心善堂成立及各处义冢碑》记载：存心善堂成立之初，“先借同济外局暂为设坛之地，后因同济外局另有要用，故又移驻于华佗仙师庙内。”据香港中文大学钟佳华研究，“同济外局”指外马路129号，所谓“另有要用”，就是用来创办同文学堂。（钟佳华：《党怵众咋的日子：同文学堂风潮与丘逢甲的前途》，《客家研究辑刊》2002年第1期）

宣统元年（1909）六月廿八日《岭东日报》刊登《同济善堂董事暨司理同人公启》，据钟佳华引述，先由“方军门恫癏在抱，捐资始创于盐埕头”，其后“经善人吴创志等鼓舞劝捐，竭诚维持。因盐埕头地方辽远，乃契买镇邦街之现局住处。”这份公启完美地解决了诸多疑点：同济善堂最初由方耀捐资创办于“盐埕头”，汕头在开埠前乃是小江盐场的分场，外马路中段原是晒盐场；1895年，吴创志认为此地距离汕头埠（老市）过于“辽远”，于是在“漳潮会馆东”购买新址，此即同济“内局”。

同济善堂最初的名字叫做“同济医局”，简称“同济局”，有时也叫“同济善堂”“同济医院”。1883年5月28日香港《循环日报》报道：“……去岁经方镇军偕省垣绅士捐赀制造膏药，延医到汕头设局赠医……汕头医局创自方镇军……”方耀这时已高升广东水师提督，尊称也从“方军门”改为“方镇军”，“去岁”即1882年。1941年，汕头市社会局编制的《汕头市慈善团体一览表》记载，同济善堂成立于“光绪八年”即1882年。（《社会季刊》1942年第一期）至此，我们可以完全确定，同济善堂由方耀创办于1882年，最初地点在“盐埕头”即今外马路129号。

汕头青年学者许壁锋，经多年查阅文献、地图以及“田野”调查，确认今小公园安平路内“安锡巷”原名为“同济局巷”，1950年代因附近有“打锡巷”而改现名。（许壁锋：《同济局巷百年沧桑》上、下篇，载《汕头特区晚报》2017年11月22日、29日）经查对老地图及实地勘察，可知“漳潮会馆东”的位置，即今“安锡巷”无疑。“同济局巷”后来也叫“同济善堂巷”，见1930年代汕头地图。

同济局巷东西走向，长度不到百米，北面编单号门牌，南面为双号。据1933年《汕头指南》，当时同济局巷门牌编号为1-10号。澄海巨商高学能，清末曾买下同济局巷一座住宅，楼高三层，后归其子汕头总商会会长高绳之使用。高绳之以商界领袖身份，辛亥革命后曾出任汕头民政长。民国初年，高绳之胞弟高伯雨从香港回汕头，就住在此处。1928年起，高绳之长子高伯昂长居于此，门牌为同济局巷4号，数年后改为6号。（高伯雨：《听雨楼随笔》第三册第27页）。

方耀其人

欧洲商业城市都有自己的保护神，雅典的保护神就是雅典娜，汕头的保护神则是天后（妈祖）。妈祖信仰起源于宋代，曾遍及中国沿海各地，老妈宫（天后宫）为汕头城市的精神所寄，老妈宫戏台建筑得美轮美奂，为的是演戏酬神。

晚清潮州总兵方耀则是汕头的“保护人”。方耀通过清乡重建城乡秩序，疏浚韩江减少水患，使这个口岸城市保持持续繁荣。晚清时期，汕头曾经很接近欧洲的自治城市。1865年，方耀领导汕头商人创建六邑会馆（万年丰会馆），负责维持汕头的商业秩序与社会秩序，同济善堂属于城市自治的组成部分。方耀去世后，商人自治传统仍然延续，辛亥革命后逐步走向终结。

1891年方耀去世，海关税务司辛盛（C.L. Simpson）在潮海关十年报告中，浓墨重彩地为方耀唱赞歌：

在出身于广东或在广东任过职的许多有名望的官员中，没有一个像方耀将军一样为汕头的繁荣做了那么多事情。……1870年，他受命恢复汕头周围地区的秩序。……直至许多村落被摧毁，数以千计的人丧生，才恢复一点象样的秩序。……时间似乎证明了他的政策有道理。因为从那以后，到处一片平静，人民感到了安全，能够将注意力转移到耕种土地，从事和平生产上来。一度荒废的田地重新耕作，荒山变成了梯田。甚至无数河滨泥地经过围垦、排干，使之生长出丰富的作物。……他还发起为全地区建立几百所免费教育学校的计划。由于他办了这些造福本地的事情，他荣获穿着“黄衣”（按：黄马褂）的奖赏。1871年，潮州洪水泛滥，他集资加建河堤，使用外国机械疏浚河道，并且为今后的保养工作建立了基金。随后十年，他仍然留在此地。在保证了内部和平之后，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海防工事上……（《潮海关史料汇编》第27-28页）

方耀在汕头留下了许多“遗产”，崎碌炮台为其中之一。1874年，方耀主持疏浚厦岭海、开凿回澜新溪，大大减少了水患，为汕头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汕头新马路“红砖楼”，即是善堂所属同济医院，1926年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汕头罢工委员会本部。同济善堂先后在汕头各处办理慈善、教育事业，与这个城市1882-1926年间的许多大事相始终。

方耀（1834-1891），广东潮州普宁人，字照轩。他从青年时代即投身其父组织的乡团，后发展为勇营，协助清廷平定天地会起义，以“军功”累迁至副将。1864年，太平天国汪海洋、李世贤率军南下闽粤赣边，方耀受命带队防堵，积功升至南韶连镇总兵，1868年署潮州镇总兵，1877年调署广东陆路提督，1879年回任潮州总兵，1883年署广东水师提督，两年后实授，为正一品武官。

明清实行严格的“回避本籍”制度，官员不得在本省任官（教职及武官例外），高级武官可任职本省但回避本府，也即方耀作为潮州人本来不能出任潮州总兵。当时潮州“盗匪遍地”、械斗不断的治安状况，让满洲权贵、两广总督瑞麟十分头痛，被迫破例，借重方耀实行“清乡”。

方耀在潮汕清乡，敢下狠手，短期内被他惩处的“著匪”达三千余名。被方耀所杀的人，既有真正的匪徒、黑社会分子，也有一些是地方绅商、豪强。与此同时，他也以维持治安、疏浚河道的名义将一些豪强的资产充公。（陈彩玲：《方耀、方营与晚清广东沿海地方社会》）

他没收了林乾泰等家族在汕头埠北面的塭地，分别拨给他所创办的潮州金山书院与同济善堂，形成金山地（中山公园）与同济地（乌桥岛）。方耀死后，商人在六邑会馆一侧建“享祠”以纪念之，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严令清理地产，“享祠”迁到同济地，今乌桥岛上的“享祠”地名即来源于此。（王琳乾：《创建汕头六邑会馆的风波》，《如今风物冠南方》第153-154页）据当时报纸报道，1903年已有同济桥存在。（1903年6月2日《岭东日报》）同济桥跨回澜新溪，连接同济地与汕头埠，最初为木桥，曾经漆成黑色，本地人叫做“乌桥”，1921年同济善堂出资改建成钢筋混凝土桥。“乌桥”俗名迅速普及，后来干脆把同济地叫做“乌桥岛”。

1887年10月27日，上海《申报》描述方耀上京陛见，由汕头出发时万商叩送的盛况，俨然汕头“国王”：

方照轩军门将入都陛见，……路经经汕头时，潮州全属绅商士庶悉皆立迓江干，排班鹄企，汕埠众行商沐恩受惠、食德饮和盖已久矣，见军门节銊之式临，无不胪欢踊跃，各处街衢悬灯结彩，辉煌达旦，群以恭贺军门之北上。军门登“富顺”轮船时，绅商耆老衣冠叩送者千有余人，其便服者约计万数，爆竹之声远近喧闻，水陆连绵不辍，一时观者有如云屯雾沛，热闹异常，自开埠以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军门恩德感人已可概见。

城市自治与善堂盛衰

晚清时期，汕头是国家权力最为薄弱的条约口岸。在十多个主要口岸中，广州、天津、福州、南京为总督驻地（正二品），汉口则与湖广总督所驻的武昌一水之隔；上海、厦门、宁波等为道台驻地（正四品）；营口、台湾淡水为同知驻地（从五品）。驻扎汕头的官员只是鮀浦巡检，从九品，比“七品芝麻官”还低三级。从地理上说，澄海知县常驻澄城，潮州知府、惠潮嘉道驻扎潮州，按当时交通条件难以经常到汕头理事。道台虽在汕头设立行署，实际只派一个洋务委员办公，负责对外交涉。

方耀敏锐地看到了汕头的权力真空。他从1865年把汕头华商纳入控制之下，并在此后进一步巩固了权力，通过会馆控制汕头商业。近代汕头最主要的外销商品为潮糖，方耀委派他的师爷方眉峰主管汕头糖商局。同济善堂的创办，方眉峰也有参与。（《方眉峰公永思录》）。方耀去世后，其子方廷玑先后担任汕头洋务委员、商务分会董事，代表方家在汕头的利益。

万年丰会馆还担负着市政道路建设、维持治安的任务，俨然自治市政府。1905年，汕头埠拟开办巡警，其经费与章程，均在会馆“会议一切事宜。”（1905年1月5日《岭东日报》）同济善堂类似“民政局”，从事社会保障与救济，也置诸会馆管理之下，由会馆48行行商每年选举24人作为“值月”，每月2人轮值，并从中公举4人为总理。（1903年4月6日《岭东日报》）

1891年方耀去世，方眉峰年老，善堂的经营渐入消极，到1895年发生鼠疫时，吴创志、林仔肩等绅商负起责任，发动募捐，扩大施医赠药规模，短期内呈现出上升势头。

作为汕头市区第一个善堂，同济善堂拥有大量土地资产，本可大有作为，但除了救治瘟疫水灾、创办同济蒙学堂（后发展为同济中学）与同济医院外，活力不足，到1930年代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与此同时，创立于1899年的存心善堂迅速崛起，成为汕头慈善界代表，并带动潮汕地区城乡更多善堂的涌现，重要的原因是：存心善堂以大峰祖师信仰为核心发展慈善，顺应了清末民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民间信仰潮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善男信女。

1903年9月21日，《岭东日报》刊登“同济善堂告白”称：“同济善堂原系专理地方急公好义等事，不得与僧道往来，并不得接入堂内居住，又不得代出信往外题化。……儒门之人，不晓释道之礼。”这种深闭固拒的态度阻碍了善堂的发展。与之相反，“大峰祖师”系统善堂自19世纪末起，在潮汕地区大肆扩张势力，涌现不少杰出领导人物，在1928年国民政府“破除迷信”运动中，用巧妙的抗争手段争取到国家保护而实现“正统化”。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华侨掀起回乡热潮，推动恢复善堂以办理家乡公益，“大峰祖师”系统善堂由此普遍“复活”。地域特色文化的形成与延续，很大程度上依赖杰出人物的主动创造与正确应对。

馀论

汕头是近代客家认同形成最重要的节点之一。1903-04年，汕头同文学堂发生土客冲突事件，林仔肩、丘逢甲因聘用教员问题发生纠纷，最终以丘逢甲辞职宣告结束。同文学堂教习大埔人温丹铭，受此事件极大刺激，数年后又被黄节《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所激怒，遂撰写系列文章推动客家认同，依托汕头《岭东日报》这个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及后再经罗香林等学者文人的努力，把“客家”这个原来局限于广东的概念，推广到广西、江西、福建、台湾甚至四川。

汕头外马路129号，为同济善堂、存心善堂、同文学堂这三个机构共同的诞生地；1926年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周恩来在此处召集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专家认为这次会议“具有人民代表大会性质”，属于重要的政治制度创新。因此，这个旧址具有四重历史意义。

笔者认为，文物界应摆脱“贵古贱近”心态，打破“中心-边陲”偏见，对近代历史事件发生地、重要机构创始地的价值加以重新评估。我们今日生活、制度、观念的很多方面直接继承自近代而非古代，许多观念、信仰与制度其实源自“边陲”地区。历史学、文物研究的重心应该“下移”，时间上更注重近代，层次上更注重区域与基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