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浸泡在酒瓶与低俗狂欢中的……政治隐喻

李公明

2019-04-25 15:2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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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俄]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著,张冰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9 月出版,208页
上周我在广州机场登机前,下决心在机场书店买了一本书,因为它满足了两个基本条件:有足够的吸引力,足够的薄和轻。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了在旅途上写我的“一周书记”。苏联作家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张冰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9 月)就这样塞进了我的背包,从广州跟随我到了定西、甘南。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就这样进入了我的阅读世界。作为迟来的阅读者,我的确有相见恨晚之感,不是因为“我的俄罗斯,为什么我们同受煎熬”,而是因为,我们同样喜欢那种统计图表,同样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什么。真是神奇,在从陇中到甘南的高速路上,不时会看到一些令人振奋的标语口号,比如“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之类的,每当眼前闪过这些口号的时候,那个韦涅季克特的幽灵就晃了出来,他仿佛在我耳边说“我喜欢我的人民”;“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啊!”(26页)在旅途上能够有这样的书作伴,不会感到烦闷。
可能是担心这本被视为苏联后现代文学开山之作的小说读起来容易云里雾里的,中译本在封面勒口和封底共有五段文字;还有,译者在书中加了不少译注,这些文字对读者当然很有帮助。其实,这些文字从文本与阅读理论的角度来看都有点值得研究,它们试图让读者更能进入作者所沉迷的那个世界。对于该译本的质量,我无法判断。有评论者认为除了一些细节和某些地方的文体风格还可以纠正外,大体上是不错的。如果纯粹从中文阅读的感觉来说,与我在网上看到另一个选译本中的同一部分文字相比较,我认为张译还是更胜一筹。而且,该译本的译注不仅提供了作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些人物或文学作品的背景知识,而且有些是属于留存在生活于那个年代的人们记忆中的符号或情景,这种注释就是对已经逝去的集体意识的钩寻,对中国读者理解作者在貌似荒诞的意识中产生的历史记忆很有作用。有些地方如果没有译注,恐怕我们难以产生在作者心目中的那种联系。比如,“世上的一切本该就是慢悠悠乱糟糟的,只有这样,人才没机会可以骄傲,只有这样,人才会悲伤、困惑”。译者在这里加的注释是“高尔基在剧本《在底层》中通过剧中人说‘人,这个字多么骄傲’”。(7页)而且,有些译注带有历史文献的性质,使书中主人公的反讽式胡言乱语意外地获得真实的历史感。比如作者说我们对所有的不自然和做作都早已习以为常,“每一张烂脸上在一分钟里所表现出的尊严,足以令我们度过伟大的‘七年计划’时期”。这里的译注是:“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一个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口号,宣布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极重要的发展阶段,一个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提出高指标的‘七年计划(1959一1965)’。同时,他还把之前计划的赶超美国的时间提前两年,要求在完成‘七年计划’以后,再用五年时间,甚至更早一些时间,在绝对产量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跃居世界第一位。”(125页)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在封面之后的作者肖像,它就是作者生平经历的真实形象。叶罗费耶夫出生在一个偏远小村,父亲是小火车站的站长同时也是个酒鬼。他七岁时由于父亲进了监狱、母亲出走而被送进孤儿院。后来他虽然考上了莫斯科大学,由于酗酒等行为而学校被开除。以后叶罗费耶夫当过装卸工、酒瓶收购员、地质钻探工、图书管理员等工作,其足迹曾遍及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莫斯科州、北极地区等地。他的肖像与这些经历看起来都很吻合。他的头发如在风中肯定像原上的野草,他的眼神充满了善良和悲凉之情,他的双手显得粗大和有点神经质,他的气质即便没有拎着酒瓶子也能暴露出来。甚至在照片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就是书中那个向着那些鸟人往上爬的阶梯吐着唾沫的异见者。叶罗费耶夫当电话排线工的时候,每天的工作就如同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而他也经常乘坐来往于莫斯科和佩图什基的通勤列车;更重要的是他的确就是像书中描述的那个酒鬼,酗酒就是他最正常的生活节奏。他的这部表面上看起来荒诞不经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其实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于精神世界的反映。
关于这部小说的内容,该书出版者的描述是:“酗酒的知识分子韦涅季克特要乘坐火车去佩图什基看望他美丽的情人和他的儿子,而这个地方从叙述者的口吻听来却像是一个乌托邦。主人公刚刚从一个通讯技术管理局安装队队长职位上被撤职,原因是他把队员们的喝酒情况用统计图表绘制了出来,惹恼了上级部门。他费尽周折,登上了前往佩图什基的火车,可是,因为他的酗酒,更因为那个目的地的虚构性,他似乎永远都不能到达他梦想中的佩图什基。”(封底语)大体上可以这样概况,而更进一步的解读自然会把戏谑、反讽、扭曲、荒诞、反常作为关键词,把酗酒、低俗狂欢和嬉笑怒骂作为进入文本欣赏的路径引领。同时我们不要忽略的是,这本作品本来是他随意而写的,它不是那种呕心沥血之作,而是一种戏谑天才的审美喷发。但是最后作者写在扉页的献词却充满沉重的悲情:“这些悲凉的文字献给我亲爱的长子瓦季姆•吉洪诺夫。”
在我看来,整本小说就是一部浸泡在酒瓶与低俗狂欢中的政治隐喻辞典,所有的核心内容几乎都可以用条目的方式重新编码,可以成为苏联社会政治的另类教科书。有些条目似乎是在不经意之间反复出现,似乎担心读者忽略了它们的存在。比如,颇有意味的是该书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克里姆林宫。开头就是“人人都在说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到处都能听到在说它,可我本人一次也没见过。多少次(总有上千次了吧),一场痛饮,或者酒醒之后,我从北走到南,从西走到东,从这儿跑到那儿,从那儿跑到这儿,跑遍了整个城市——却一次也没有见过克里姆林宫”。(5页)快到结尾的时候则是:“克里姆林宫正金碧辉煌地在我面前闪耀。尽管已经听得到身后追赶者的脚步声,我还是有时间做下遐想:我,前前后后,不管醉酒还是清醒,踏遍了整个莫斯科,却一次都没见到过克里姆林宫。每次去寻找克里姆林宫,最后到的却总是库尔斯克火车站。现在,我终于明白,在这世上库尔斯克火车站对我更重要!”(204页)克里姆林宫当然是一个象征,一个最高政治的象征,从开始的回避到最后的否定,这是酗酒者比清醒者更为清醒的证明。
比“克里姆林宫”更具有条目色彩的是“恶心”,这个概念简直就是酗酒者最清醒的证明。寒冷、悲伤,一大清早就心口发闷,到处是灾难与不幸的幻影,总感觉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在这种还没人能给其命名的沉闷中,究竟哪种成分更多一些呢?是麻痹还是恶心,哪个更多?”(8页)还有什么比麻痹还是恶心更能说明无处不在的沉闷给人带来的影响呢?然后,街道上拥挤的人群使他感到恶心,感到自己无法往里扎堆,“得得,你就算了吧,我给自己泼了一头冷水,难道我向往的就是这些人堆吗?你们这些人真不可少吗?……这些空虚、叫人恶心的家伙跟我有什么关系?”(9页)更奇怪的是,在他看来,那些一大早就精力充沛、满怀希望、到了晚上就筋疲力尽的人是垃圾,是心胸狭窄的庸才,这种人让他感到恶心。如果一个人从早到晚都是兴高采烈的,那更是连“说说他们都让人恶心”。(22—23页)说起来,现在太多的人不知道何谓“恶心”,叶罗费耶夫的恶心观应该是“三观”教育中的一观。
“统计图表”本身既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是全书中浓缩了最多政治隐喻的条目。作为电话排线工,每天的工作就是玩牌、喝酒,然后懒洋洋地倒电缆鼓轮,把电缆埋在地底下;第二天喝完酒之后又把昨天埋在地下的电缆再拽出来扔掉,接下来第三天又埋电缆,以后每天都周而复始地这样干。当“我当上队长后,把这一生产流程直接简化到它的逻辑结论”。每天只是喝酒、玩牌,根本就不再埋电缆了,只是“每月给他们上交一次社会义务生产计划,而他们每月给我们发两次工资。比方说,我们的生产计划这样写道:‘值此列宁百年诞辰到来之际,我们保证杜绝一切生产事故。’再不就这样写:‘值此百年华诞之际,我们要在工人当中将业余高等教育的学习率提高到六分之一。’可是,既然我们玩牌玩得连世界是啥样都不知道,又哪里有什么工伤和高等院校呢,况且我们拢共就只有五个人!”(36页)真是多么精彩的经济—政治学,作者实在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 啊!自由与平等!啊!博爱与坐享其成!啊!不必向其说明的无比欢乐啊!啊,我的人民生活中最惬意的时刻呀——也就是商店从开门到关门的时刻!”(37页)但是好景不长,或许是因为作者的天才和精力过于旺盛了,他竟然还别出心裁地画了一张表格:在纸上画两条线——一条横线和一条竖线,横线上按顺序排列上个月的所有工作日,竖线上则是根据酒精度数换算得出的所喝掉的纯酒精量(以克为单位);在月底工人要向他报告某日某种酒若干,另一日又某种酒若干,他就在纸上用曲线变化的图式描绘出来。他自鸣得意地认为:“这些示意图已经把一个人和他的内心可能的一切,全都给暴露出来了。”(42页)结果这张表格被糊里糊涂的老家伙交了上去,结果他的队长被撤了,这时才是故事的高潮,他对于当官有了决绝的认识:“我立即庄严宣布:从今往后,直到我死那一天,我发誓,这种悲惨的与社会显要的触电经历,我以后再也不想有。我就待在底层,从底往上,朝他们那个社会阶梯吐口水。是的,我要让每一节梯子上都留下我的唾沫星子。哼,要爬上这个梯子,你得有一副犹太人的嘴脸,无耻无畏,得从头到脚用钢打的屁股包住。我不是这种人。”(44页)在此之前,他对当官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温和的层面上:“你不是个队长吗,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一个‘土皇帝'了。可你什么时候为你的人民操过心呢?”(39 页)这可以说是一种觉醒过程吧。
但是,到最后他对政治统治的本质的认识又有了新的飞跃。切尔卡索沃村的革命成功了,成立了胜利者代表大会。人们突然发现“没有武装干涉我们什么也干不了。要想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我们必须首先将它破坏掉,为此,你们就必须打一场内战,至少要像一场战争……你们至少还需要十二条战线”。(150 页)而当“我”当上总统之后,发现人们在讨论“谁的商店会最早开,是安德烈耶夫克的玛莎大婶呢,还是波洛姆的舒拉大婶?”这样的问题实在没有必要,“我们为什么就忘了任何革命到了最后都会以法令形式对革命成果进行保障和促进呢?比方说,颁布法令责成波洛姆的舒拉大婶早晨六点开门。好像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吧?——我们身披官服,责成舒拉大婶商店不是九点半,而是六点开门不就一句话的事吗!从前我怎么会想不到这个高招呢!要不,来一条有关土地的法令:把本地全部土地都转给农民,连同所有田产和动产,还有酒精饮料全都无偿转赠给农民怎么样?或者这样:把表上的时针拨快两小时或拨慢一个半小时。”(153页)
作为政治隐喻的条目,上述这几条恐怕已经有足够的代表性,已经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本小说的主题就是俄罗斯的酗酒文化,更不是所谓的道德教化作品。所有的核心观念和形象都具有文本内外的互文性,它所链接的俄罗斯文史典故、宗教宣教、红色年代的意识形态话语都具有反讽的意味。在叶罗费耶夫的酒瓶子和低俗狂欢中,作者终于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哦,白费力气!哦,转瞬即逝!哦,这是我们这类人在生活里最软弱、最可耻的时候!……走吧,韦涅奇卡,我们走。”(8页)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施鋆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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