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煦评《道术将为天下裂》︱无往而不在“风”中

在过往以人物和学说为中心的思想/学术史研究中，“谱系”总显得过于清晰、整齐，好像提到宋代就不得不说理学、朱陆之辨，提到清代就不得不说“汉学”与“宋学”，自然也就绕不过“汉宋之争”。 

从上世纪初梁启超讲汉学兴于“反理学”，到世纪末余英时用“道问学”、“尊德性”重述汉学与宋学，“汉宋之争”似乎贯穿了数百年，争论纷纭。应该说，“汉宋之争”一面成为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常识，一面也成了历史学家不断试图建立、打破、汰换的对象。只是，大多数对“汉宋之争”的叙述大多是解释，为何有“汉宋之争”，汉学、宋学所“争”为何。

但是，各位读者只需要翻读所谓的清代“反宋学”之最高代表著作——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恐怕都会对“汉学”与“宋学”泾渭分明的印象感到疑惑。就像葛兆光说的，所谓的“戴震印象”实际上是后人藉由前人层层论说，在眼睛上戴眼镜，又在眼镜上蒙上有色玻璃纸而形成的。换句话说，当时人的汉宋之别未见得如后世所见，区隔分明。可是“争”的印象何以产生？清代的“汉宋之争”到底是什么？这恐怕不能仅仅停留在溯源地去寻找汉学、宋学的差别，更需要考察汉、宋学倾向出现以后，层层印象如何叠加。

王汎森在《思想史生活的一种方式》中提醒说，讨论思想史应当留意了解“思想在社会中周流的实况”，避免将“思想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当作“历史的现实”。确实，在当世有影响力的思想，从来不是瞬间即逝的，相反往往在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引起或正或负的反复回响。回到清代中叶，如果说汉学的兴起、与宋学的对峙，形成了清代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那么反过来，“汉宋之争”对汉学与宋学又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张循在《道术将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

张循说“汉宋之争”是“弥漫一世的风气”。就像清人汪士铎说的，“无汉宋之意见难”。这股如同漩涡一般的“风气”一旦形成，一般的读书人也好，专业的学人也罢，都不免被卷入其中，难以挣脱。这股风气有如龚自珍说的“万形而无形”，又像刘咸炘讲的“时风”，成为一种社会中的氛围、时髦，同时也成为了问题。怎么能捕捉这股“风”？张循从最普通的读书人谈起。

对一般的读书人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举业”，毕竟科举意味着个人与家族的生存和希望。但书中就说，即便“乾嘉时的读书界仍是举业的世界”，却依然阻挡不了“汉宋之争”成为“广泛流播于读书阶层的一个时髦话题”，无论对于“汉学”或“宋学”的学理有无高见，人人都热衷讨论这个话题。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背景，因为科举对于所有的知识人，都是必经的历练。

以现代目光回望，科举代表着理学的价值，似乎与汉学/考据学格格不入。所以，在不少人的眼中，这种追逐“时髦”的背后，多少带有逃避的影子，就像钱穆等论说“汉学”之兴起，常说是因为科举以《四书》取士，读书人“久则厌而思遁”。但是这种观点，实在是后世“倒放电影”地由果求因，好像当日的读书人早已厌倦了科举、理学。这种人虽然不少，可是张循在书中就指出，实际上久习程朱之学，并不必然会味如嚼蜡，也有人甘之如饴，甚至不少人因埋首其中而成为了“宋学”的同盟。

更为重要的是，“汉宋之争”之所以在读书人圈中流行成“风”，正是因为科举本身。书中已经提到，清代的科举考试，从秀才到进士，一般都有三场。虽然头场必考“四书”，但二三场则有五经义与策论，“答题中体现出汉学色彩成为一种时髦”。所以，多数读书人的科举经验，让他们得以接触汉宋之学，又知晓汉宋之争。有些人因此而产生了对汉学和宋学的明确态度，但更多人是实用的态度，所谓“当宋则宋、当汉则汉”。这样一来，“汉宋之争”的风气，就展现出不同的层次。一个层次是在“不入流”的读书人之中，他们需要的是与科举相关的汉学与宋学；一个层次则是在专业学人之中，他们研读的则是学术意义上的汉学与宋学。

虽然笔者不免好奇这两种层次的“汉宋之争”又有着怎样的融汇流转，就好像不同层次的酒精会叠加出何种鸡尾酒。但是，张循却直接转向了专业学人的研究，很显然是因他所使用的“思想”，乃是取其狭义，更具体来说就是儒学的理论，而将氛围、时髦看成是社会文化史的问题。所以，他接下来的考察，不再将“街头混战”纳入视野，而要从“高手过招”中考察“儒学最新的发展与特性”。

二、

如果说对于一般读书人来说，“汉宋之争”是时髦，对于专业的学人来说，“汉宋之争”恐怕是一个严肃的、现实的学术问题。因此，若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事实上不少宋学家正是做此选择），那么这股“汉宋之争”的风气多少会扰动心智、影响思想。张循就提到“汉宋之风”席卷下的专业学人圈中的三种变化。

以所谓的“汉学家”来说，清朝的“汉学”指的并不是“汉儒（代）之学”，而是借助汉儒所擅长的训诂方法，逐步发展起来的具有清代特色的考据学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汉学家来说，师法“汉学”并不代表必然贬斥程朱。应当说，于当时人来说“尊崇宋儒”与“师法汉儒”这两者，本身并不感到矛盾。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张循特别希望指出的地方：近代以来将清代的“考据学”视作为理性的求知，实际上忽略了“经学”的实质，仍然是“道德”的学问。

所以，对于汉学家们来说，所谓的训诂与考据，本义是由考据而通义理，但是汉学家们对“穷经”的追求和“旁搜博览靡所不通”的风格，使得以“穷经”为旗帜的汉学，并且在此道路上愈行愈远。最后所导致的是，“汉学之争”不仅流行于外，形成“考据”与“义理”的对峙，在汉学的内部也形成了“穷经”与“进德”的相对力量。

相应的，作为“宋学家”亦不可能总以旧的套路，来坚守、维护程朱理学，就在汉学愈加强烈地转向汉学的同时，试图维护程朱理学的“宋学家”，不得不参与到“汉宋之争”中去，他们的学术理念不断接近考据学，而与原本的“宋儒（代）之学”越来越分立。这一点也是好理解的，就是胡适所讲的“凡攻击某派最力的人，便是受那派影响最大的人”，正因为要与汉学家争胜，所以这些宋学家在技术、理念上都得到了发展，恰如文中着重分析的方东树一样。

透过书中的描述，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场“汉宋之争”的双方，随着“斗争”之风的弥漫，不断将自身的立场清晰化，也受到对手的影响而出现新的理论发展。但不论如何，“汉宋之争”的双方并不是势均力敌，汉学的“技术优势”显然高于宋学，所以即便提出汉宋调和的陈澧，也并不是在考据和义理中无所偏执，而是偏向于考据，只是认为义理亦应追求。

或许，重新来看这股“弥漫一世的风气”，与其说是“汉宋之争”，倒不如说是“汉学之风”。当这股新的学术风气弥散开来，身处其中的个体无论赞成抑或是反对，只要无处可逃，都无力阻止这股“风”，只能随之而动。

三、

张循在整本书的设定与写作中，大有“截断众流”之意。他似乎有意避开“汉宋之争”如何兴起的问题，只是援引了龚自珍说的“其运实为道问学”，说明当时正是汉学兴盛之际、当运之时。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跳脱出“汉学兴起”问题的泥潭，而将关注点紧紧地固定于“汉学之争”与具有清代学术特点的“汉学”与“宋学”之上。可是避开了“汉学”兴起的背景与诉求，似乎又使得“清代特性”不能得到充分的阐明，而使一些细节中似有未尽之意。

比如在文中他举例说，“清代学人常常控诉宋明尤其是明人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由此说明以“德性”为目的与归宿，发展到极致所带来的流弊。实际上明代中后期的人批评中前期的人“束书不管”的例子颇多，这与明代的学术发展显然颇有关系。更早的，宋代的苏轼就曾说当时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不过苏轼抨击的是热衷科举的时人罢了。换而言之，何以是清代形成了弥漫性的“汉学之风”？这背后所代表的学术、政治与社会，与清代的儒学思想发展，真的可以截然分开吗？

张循在开篇还提到了另一个重要的话题，即《四库全书》的编纂，意味着清朝官方对汉学的默许乃至鼓励。章学诚也曾经欣喜地说过，“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所以，今人借助《四库》很容易就可以“闻见广于前人”。《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情。可是闻见广于前人会直接鼓励“汉学”的兴起，却并不一定。这可能还是要回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学术转型中，也就是“风起之时”，再重新加以考察。

这里我们举一个史学上观察到的现象。明代前期以来大多人认为史书应当力求简要，不能因繁冗的史实记载而影响对“理”的阐述，可到了汤显祖就认为，前人多认为杂芜而他恰认为太过简单，史事不必担心记载过多，而要避免记载不足。所以在明代的后期，对于史实、知识有一个由“简”到“繁”的转换，而这种知识观念的转化，又如何融汇到时代的风气之中，似又与经学的发展有共伴的关系。

总的来说，在众多的有关“汉宋之争”的研究之后，《道术将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仍然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著作。张循在书中试图捕捉出这股将不同阶层纳入的“风气”，也正是透过对思想史中的主音与低音的叙述，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知识人实际上都难免被卷入这股时代的漩涡。而书中环环相扣的论证，则呈现出不同层次的紧张、焦虑、关注、挣扎，尤其是其中多重张力的分析，也无疑会给今天的读者提供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