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十九世纪欧洲君主们的脆弱神经与……危机

亚当·查莫斯基的《幻影恐惧：政治妄想与现代国家的创建，1789-1848》（Phantom Terror: Political Paranoia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 1789-1848，袁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欧洲历史著作，虽然看上去是大部头，但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该书正文前有两张地图，1789年和1815年的欧洲版图，标志着法国革命暴烈力量的爆发与终结，但是其影响仍然蔓延至十九世纪中叶。整本书讲述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在欧洲的社会政治变化——准确来说，是以欧洲各国政治维稳为轴心的社会舆论史、心态史和统治与监控技术史。简单来说，作者以极为丰富的档案史料、出版与新闻文献以及私人通信等原始资料描述了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至1848年欧洲革命为止，发生在欧洲各国统治者心中的恐惧、焦虑之情，以及他们如何在偏执恐惧症的推动下实施社会监控、暴力镇压、扼杀舆论自由和推行奴化教育等措施，如何最终使欧洲文明陷入专横暴政与革命危机并存的新时代。该书的核心论点很明确：正是由于欧洲君主们的脆弱的政治神经和政权不自信，所产生的暴政措施最终导致了政治危机与革命反抗。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有过罗伯特·达恩顿的《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米格尔·贝尼泰兹的《启蒙的另一面：古典时代地下哲学文稿研究》、阿莱特·法尔热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它们都从不同方面描述过法国秘密警察如何监控与迫害思想家；甚至在热拉尔·勒塔耶尔的《巴黎咖啡馆史话》中也可以看到在巴士底监狱档案里有成百上千份来自咖啡馆谈话的秘密报告，说明派政治特务到咖啡馆去窃听谈话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没有一本书能够像查莫斯基的《幻影恐惧》这样，如此全面、细致和生动地描述出一幅幅深入到政权各阶层和社会各领域的恐惧-监控-政治迫害全景图。这些微观的、生动的政治图景既可以使读者有亲历其境的感受，同时也会产生类似《圣经》中说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的感慨。有中国读者称这是一部欧洲版的《叫魂》，如果从恐慌、除妖和冤案的角度来看可作此类比，但实际上却有根本的区分：“叫魂”所讲述的“盛世妖术”与恐惧源自民间，而欧洲的“幻影恐惧”来自统治者上层；清朝皇帝在公开场合力图回避这股“妖风”的政治谋反意味，而欧洲君主们却是动不动就上升到政治危害罪上面去。这种差异性带来阅读中的大异其趣，“幻影恐惧”无疑更具有剖析现代政治统治与国家权力的政治学性质。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第一个五年里，对革命动乱的恐惧使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建立了情报监控网络，使用线人和告密者对个人的监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政府鼓励检举和揭发，策划虚假宣传，不断试图用法律手段达成政治目的，国家对个人的监控以及司法的政治化在历史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48页）。欧洲各国具体负责监控事务的是政治警察，为他们工作的是形形色色的线人和告密者。在英国，真正属于官方的线人相对比较负责任，但更多的是根据情报的重要性和数量拿酬劳的告密者，他们往往会给情报添油加醋。在这个时期，警察从公共治安的守护人变成政治工具，1796年1月法国督政府成立的警察部的首要职责是挫败针对政权的阴谋。在普遍的恐慌中，内政部和财政部法务办公室开始雇用线人，将他们渗透进改革派团体，逡巡于公共场所，汇报任何可疑之处，并对公众情绪进行监测。1828年俄罗斯的监控部门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声称“所有自由主义者、激情分子和提倡俄国宪政的人”都处在监控之下，但是一个充分查阅了档案的俄国历史学家指出当时这些情报的质量非常差（309页）。在以线人、密探作为主要监控手段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荒诞的问题。“有消息总比没有消息强”是促使警方大量使用线人的心理动机，而许多线人则把邀功请赏作为自己的谋生之道，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政治捕鼠器”，一些线人往往会在酒馆与人喝酒，设下圈套，使他们陷入虛构的阴谋之中，然后便可以把他们逮捕。另外，在没有电话的时代，监控人们的通信往来是一项很繁重的任务。在拿破仑掌权时代，所有的通信往来都被置于监控之下，这项工作在位于邮政分拣办公室后面的一间“暗室”中进行。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都受过专门训练和有丰富的经验，他们能挑选出任何可疑之物，然后迅速拆封、检查、复制相关信息、重新密封，该书中有关这一工作情形的描述相当生动和精彩。

其时，梅特涅把出版自由的概念视为异端思想，终其一生都以限制为业。“作者带着他们的稿件到中央书籍修订办公室，由这个部门把稿件分发给两名知名学者阅读，这两人分别撰写报告，并提交给宫廷警察办公室。医学书籍会被交给大学里的特别审查员。如两个审查员得出的结论不一致，稿件将被送到第三人那里接受评估。这个过程会耗时八到十二个月之久……”；“审查制度拓展到所能想象到的所有表达形式，公众可以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读到的都要面临审查，包括音乐、图片展览、广告甚至墓志铭都难逃审查之网”（384-385页）。由于出版审查的工作压力太大，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奥地利警方雇用的审查员数量增长了一倍，一年要处理一万宗案件，其中大多数是外国出版物。原先每月都要列出被禁书目，从1822年开每两周就要起草一份被禁书目清单。但这些书目不会被公开，书商要用非常巧妙的办法才能知道上面包含了哪些书目，更难办的是被禁图书的数量有成百上千之多，而且经常是去年还被允许出版的书籍今年就被禁止了，书商不得不谨慎对待他们的货存（386页）。在英国，官方采取的压迫性措施还包括印刷机要登记，禁止复印国外的文件，以此加强审查的有效性（56页）。这是从物质技术层面上落实有效的监控审查。

各国君主无不重视文字审查，禁忌不断出现。十八世纪末的俄国沙皇下令禁止使用“公民”“俱乐部”“社会”和“革命”等词汇，1790年西班牙政府禁止在马甲背心上印有“自由”的字样，1794年英国的保密委员会在办案中把文献中出现“斗争”一词就作为企图以暴力推翻政权的证据，1816年梅特涅禁止在出版物中出现“宪法”一词；甚至在奥地利的戏剧表演中也出现敏感词禁忌，莫扎特《唐璜》里的台词“自由万岁！”被改成“快乐万岁！”，不能称席勒《强盗》里的反面人物弗朗茨为“恶棍”，因为他和皇帝同名。

在奥地利，在媒体上发表对政府的“无礼的批评”是一种会遭到起诉的罪行，而且检察官被命令要在起诉中发挥想象和行使权力；而作为正面的舆论引导，报社被鼓励“夸大民主体制造成的混乱，宣传君主制政府体系的好”（33页）。英国政府甚至每年支出约五千英镑用来补贴报刊，以及帮助创办渲染法国乱局危情的《太阳报》（Sun） 与《真正的不列颠》（True Briton）。另外英国当局还用各种方法压制作家和记者的自由表达，查封他们的作品，组织水军对他们的作品喝倒彩。一群御用文人在《反雅各宾党人》和《真正的不列颠》发表长篇文章，无中生有地指控自由派作家的文章充斥着不道德的和性变态的内容。在俄国，尼古拉一世禁止任何批评政府和行政制度言论，吹毛求疵地认为对公务人员的任何评论都有可能是对他自己的不满。

教育是欧洲各国君主的政治工作的重心之一。1796 年3月，奥地利帝国设立了学校警察，其工作是监督学生的“道德与守序行为”和教师的道德与政治态度；禁止老师即兴表达意见，只能使用指定教材，之前已经有法令规定任何新课程教材必须在正式进入课堂前先交给当局审核。这样做的理由看起来也是充分的：“‘国家’支付公立学校教师工资，让他们传授符合教会和国家政府意志的课程，如果教师认为可以根据自己的信条与价值教导年轻学生，这是非常危险的谬见”（29页）。在梅特涅时代，教师更加不允许有任何原创思想，法令规定所有教师必须接受警方监督，教职申请人必须接受警方调查，确保教育必须培养人民对皇室的忠诚。在德意志各邦国，政府指派专员监视教师的授课内容和学生，学生组织被取缔，“大学逐渐从求知学习的地方转型为训练公务人员的地方”（196页）。1819年，俄罗斯亚历山大一世下令清洗据称是无神论和不道德温床的喀山大学，清除图书馆中的许多文学书籍，在课程大纲中删去被视为与《圣经》不符的地质学，削减数学和哲学教师人数，请神父在课堂上教授宗教课程。官方称“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培养‘真正的东正教子民，沙皇臣民，对祖国有用的品行良好公民’”，并与要“现实的邪恶精神”相抗衡。其他一些大学也出现了类似的清洗（283页）。与教育相并行的是要加强对文艺创作的指导。尼古拉一世认为“作家应该书写帝国的胜利和荣光，应赞美生命，引导大家在思想上与君主的观点保持一致”。于是负责文艺审查工作的部门要监控作家们在想什么、写什么，阻止作家发生政治或道德上的可疑倾向，甚至给作家提供可选的写作主题。适应这种“指导”的作家对接下来得到的奖金和荣誉心有感激，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作家则要倒霉（309页）。

虽然作者在最后要强调正是这些专制措施激起了不满、危机和革命叛乱，但是他在论述过程中也承认，正是拿破仑和富歇采取的专制措施使法国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秩序；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国家机器的力量如果不是尊重的话，也是很害怕的。……维护稳定的国家机器迅速遍及了欧洲各地”（73页）。对于“我死后哪管你洪水滔天”的欧洲统治者来说，这就够了。作者在全书最后引用了马志尼在1849年所写的一句话：“世界的统治者们联合起来与未来作对。”（440页）所谓“与未来作对”，也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