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伯克谈英国政治传统

盛韵

2019-05-12 09:2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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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伯克(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理查德·伯克(Richard Bourke)教授的《帝国与革命:爱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Empire and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Edmund Burke)是一部探讨政治哲学思想的力作。作为剑桥学派的一员,理查德·伯克致力于复原爱德蒙·伯克政治生涯的具体历史语境。2019年起伯克当选剑桥大学历史系政治思想史讲席教授,该讲席历任厄内斯特·巴克爵士、昆廷·斯金纳、约翰·罗伯森等名家。此外伯克还当选了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近日伯克教授应复旦大学历史系之邀来沪讲学,《上海书评》请他谈了英国的政治传统与当下政治格局。他认为知识分子不应忠于政党或立场,而应忠于智性思考,不论在分析历史问题或当下政治,都应跳出非左即右的两极式思维框架。
《帝国与革命:爱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英]理查德·伯克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1032页,37.95英镑(精装)
塞缪尔·约翰生博士曾经对爱德蒙·伯克赞赏有加,马克思却贬低他是“阿谀奉承之徒”“彻头彻尾的庸俗资产阶级”,以赛亚·伯林对他不置可否。爱德蒙·伯克是讨论英国政治传统时绕不过去的人物,您在复旦的讲座上说他是政客而非哲学家,那么为什么一个政客能有如此持久的吸引力?他从哪种意义上塑造了英国政治?
理查德·伯克:约翰生博士是爱德蒙·伯克的同时代人(约翰生比伯克年长二十岁且属于不同党派——编按),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要是下雨天你碰巧跟他在同一屋檐下躲雨,可能连五分钟也受不了,但你依然得承认身边这位是你一生未曾见过的伟人。”由此可见伯克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马克思当然对伯克没感觉,其生也晚,没见过伯克;伯林对十八世纪的政治思想恐怕不能算专家,我不会太关心他怎么看。我说伯克是政客而非哲学家,因为他没有在大学里工作过,决定他议程的不是业余兴趣或独立思想,而是英国议会中下议院日常辩论的议题。他留下的文字要么是在下议院发表的演说稿,要么是书信,从这个狭隘的实用角度去看,他是一名政客。但是伯克的极度特殊之处在于,虽然他的日常工作是政客,但他深深浸淫于欧洲和大不列颠的思想传统之中,从1750年代起就有成为文人学者的抱负。他的思想体系受到孟德斯鸠、亚当·斯密、休谟、约翰生等人的影响,在政治演说中会引用各种思想资源,所以也有人说他是“有哲理的政治家”。
要说他对英国政治的影响,是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他主要活跃于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政坛,在本土政治领域,他参与了议员的角色职能的辩论(是直接代表选区民众的意见,还是以自己的意见为选民做主)、代议制度改革的辩论、宗教宽容的辩论等重大议题;在大英帝国的领域,他参与了北美危机的辩论,作为反对党的一员,他和同僚的工作起到了限制政府行动的效果。他不是政策的直接制定者,而是通过辩论来改变规则,比如对东印度公司的限制,以及为爱尔兰争取贸易权益;在欧洲的领域,他也通过辩论产生了巨大影响——1790年出版的《反思法国大革命》即是明证。思想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诠释有三种代表:马克思的,托克维尔的,还有一种就是伯克的。
《反思法国大革命》
您还提过伯克不算特别成功的政客,长期在野。不过当反对党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好处,可以总是攻击而不必防守?
理查德·伯克:这点需要具体说明。伯克从政期间他所属的辉格党上台过三次,1766年他当过首相的秘书,算是重量级的决策角色。不过他从政三十多年,在野的时候居多。当然政客都想成为决策者,无法执政是巨大的不利,但是反对党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塑造政局——通过要求执政党对其行为负责。执政党的决策先要通过公开的议会辩论,在走完立法程序以后还要向公众通报,这些步骤中反对党可以起到监督和制约的作用。从另一方面讲,反对党可能输掉的只是几次辩论战役,但还是有机会赢得战争——短期看是执政党在做决定,但从长远看,辩论的原则是由反对党设置的,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这些原则。伯克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辩论到二十一世纪还在大学课堂上被讨论,没有一个十八世纪的英国议员或政客能够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马克思也没有当过政,但他的思想影响从二十世纪延续至今。
大卫·布罗姆维奇教授写了一本伯克的思想传记,您的书注重于伯克的政治生涯,有没有人写过伯克的私人生活?
理查德·伯克:的确有一部伯克的传记是传统意义上的生平,F. P. 洛克写的两卷本《爱德蒙·伯克》,也是很好的研究。我和布罗姆维奇更关注的是伯克政治生活中的思想内容,那也是他为何在今天依然重要的原因;我的书其实也可以视作思想传记,但布罗姆维奇的书先出版,好题目就被他用掉了。最准确的书名应该是伯克的政治和思想,但一听就不好卖,只能选一个要素。我主要的工作是复原伯克政治生涯的具体历史语境,因为他每天要面对的就是复杂现实。虽然书名不同,我和布罗姆维奇并没有特别大的分歧,我们都认为伯克的生活是政治和思想的复合体。至于他的私人生活,可能比较寡淡,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私事,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写北美但从未去过北美,写印度也没去过印度。当然在十八世纪乘船去印度很受罪,而且如果你每天要去议院点卯,肯定没法请半年的长假。
大卫·布罗姆维奇:《爱德蒙·伯克思想传记:从崇高与美到美国独立》
伯克的日常生活基本上由写信、准备演说稿、演说及选区事务构成,他有家庭,有宗教信仰,他非常喜欢儿子理查德,可惜儿子先他去世了,这对他的情感打击很大,他那段时期的通信充满了悲戚。他的通信内容基本上全是政治,很少提到妻子,提到儿子的地方稍微多些,因为他希望儿子也从政。他儿子一开始也的确从政了,可惜骄傲自负,仕途不畅。伯克对自己的财产应该比较自豪,他几乎是白手起家,父亲是爱尔兰的低阶律师。跟议院中的贵族同僚比,伯克称自己是“新式人”。他本来有机会进入上议院,成为因出色贡献而得册封的非世袭贵族,但也因为长期位居反对派而招来了不少敌人,没能如愿,其政治生涯也以一次失败的诉讼画上句号。性格上看,他很自以为是,没有发展出承认自己也会犯错的感知力。他对艺术很有兴趣,跟画家约书亚·雷诺兹是朋友,赞助过画家詹姆斯·巴里,跟文学沙龙女主人交朋友,还当过当时的一份评论刊物《年度纪事》(The Annual Register)的主编。值得强调的是,他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我们现在只能根据当时人的报道来想象他演讲时的风采,他可以用极有感染力和雄辩的风格讲上不是几小时——而是几天!他在沃伦·黑斯廷斯(时任大英帝国驻印度总督,伯克对他提起诉讼,但经过七年的漫长审理,最后黑斯廷斯被判无罪——编按)的审判中的开篇演说持续了整整四天。他的演讲往往旁征博引、妙语迭出,听过的人无不叹服。
二十世纪的英国诞生了许多有名的左翼史家,从克里斯托弗·希尔、E. P. 汤普森、霍布斯鲍姆一直到佩里·安德森、塔里克·阿里等等;工党主政时期的福利国家至今仍有很多人怀念;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依然时常得到讨论,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理查德·伯克:我想应该先把这些史家区分一下,克里斯托弗·希尔研究的是十七世纪英国史(工业革命)和文学(弥尔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左派对工业革命的激进元素产生了兴趣——兴趣点是英国为何没有走上激进道路。这兴趣非常怪异,因为十七世纪的英国激进主义与宗教激进主义的关联要比与社会激进主义的关联紧密得多。E. P. 汤普森是个特别的人,研究过十八世纪晚期历史、工人阶级的兴起、阶级利益,我认为应该把他们与新左派史家彻底区分开来看。我个人不会把塔里克·阿里归入历史学家的阵营里,他更是辩论家或者活动家。安德森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他在英国社会找到了一种小众市场,而他所代表的那种知识分子类型是更偏法国而不是英国的。虽然他也不是职业史家,但是写了很多历史研究类的书,比如《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等。后来他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大学里找到教职,这是与希尔和汤普森等学院出身的史家不太一样的职业轨道,此外,他和汤普森等人是完全不同的左派。在我看来左派大部分是各自打造一种派系忠诚,而其实际立场几乎没有重合之处。霍布斯鲍姆绝对是历史学家,而且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英国史家之一;霍布斯鲍姆是共产党,而新左派只能拿九十年代以后共产主义还剩下的选项将就着用了。这二者的政治立场其实非常不同,但人们往往出于文化认同把他们笼统地放在一起说。我觉得这样不合适,如果他们政治立场分歧那么大,就不应该被放在一起,大家应该关注他们具体的政治主张,而不是统称之为左派或左翼。
E. P. 汤普森
霍布斯鲍姆
新左派在1970年代初比较强势,在文化和学生运动方面都有相当影响,但之后政治影响力就一直在衰落,尤其是到了撒切尔时代,大量工薪阶级投票支持保守党。等到工党以中间派的取位上台执政期间,新左派也没有太多政治建树,不过其在学院中的分支在文化理论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新左派没有主动献身给身份政治,不过在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经济学式微后,他们的话语越来越多地转到了文化领域——这很有趣,二十世纪那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谈经济了——文化理论、文学批评理论、美学理论、关于文化态度的理论,不经意间对身份政治的某些领域产生了影响,而且身份政治的鼓吹者(尤其在美国)通常会将自己归入新左阵营。不过这些文化理论领域的长期发展还没有史家写过详尽的研究,很难细说。简单总结一下,你提到的这些人物在我看来属于非常不同的类型,共产党在1950年代的英国很强,是真正能够参与权力角逐的力量,但在1970年代却几乎销声匿迹,更别提1990年代以后了。
福利国家并不完全是工党的创造,其理念来自基督教民主主义,而非左翼思想,在实际操作中是保守党的中间派想要消除极端革命派(在极左和极右的惨痛历史教训之后)的政治影响所做的努力,它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将革命从政治选项中剔除出去。要知道,以今日的标准衡量,1950年代保守党的经济政策相当左,所以我不喜欢用左或右的立场去描述或解释历史,我们应该跳出这种两极化的思维框架。许多福利国家的代表性政策是由保守党推行的,比如“全民医疗服务”(NHS)一直被视作工党的伟大成就,但先期的智识准备在1945年工党上台前是由保守党完成的。
凯恩斯的政策在战后得到工党的采纳,但他本人并不属于工党。凯恩斯主义从本质上说未必是工党专有的,保守党也有不少政策带有凯恩斯色彩,他的学说在战后被工党采纳继而被视为左翼理论是偶然事件。
撒切尔夫人
在经历了撒切尔主义崛起与衰落后,工党也有大幅的转变。撒切尔1979年上台,她废除高税收与高支出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采用货币主义抵抗通胀,工党在那十几年里碌碌无为,在媒体上根本无法赢得任何经济辩论。1990年代布莱尔和布朗试图夺回舆论高地时,以前的威尔逊主义和高税收高支出的论调已经无法赢得选民,必须重新考量。对社会民主派政党来说,如何在经济增长的态势下进行持续的合理分配是一大挑战,因为在某些领域的税收不当会导致经济下滑,需要十分小心。至今学界对布莱尔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否成功还有争论,反讽的是,导致“布莱尔主义”惨淡收场的不是经济,而是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
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两党执政期间金融机构泛滥累积的灾难性恶果,之后保守党进行财政紧缩,这为选民带来了对未来的不确定之感,使得科尔宾的崛起成为可能。凯恩斯主义是否有卷土重来的趋势还不好说,英国各界在经济如何前行的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在英国的确有很强的民意倾向于福利国家,英国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依然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全民医疗服务”不但给每个英国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而且为所有在英国的欧洲公民服务(这是导致退欧声浪的一大问题)。我们能看到工党在不断改变,但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还有一个相关的小问题,为什么英国人那么迷恋剑桥间谍?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但关于剑桥间谍的小说和影视剧仍然在不断涌现……
理查德·伯克: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人们对间谍这个类型话题很感兴趣,勒卡雷的小说一直很畅销,这类故事的戏剧性和悬疑感很强;另外,剑桥间谍所代表的一个国家最高层人物的背叛,是很吸引知识界的话题;这些人物开始崭露头角的年代也有其自身的魅力,1930年代欧洲被极左和极右的思潮撕裂,盖伊·伯吉斯、安东尼·布朗特等人觉得英国对法西斯过于纵容,是国家背叛了他们。而且共产主义在当时也是比较强势的智识选项,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而且负面的故事还没有浮出水面,共产主义在英国要到1950年代以后才逐渐退潮。此外,围绕剑桥间谍的还有波希米亚生活方式、同性恋、艺术史、公学教育等有趣的话题。
英剧《剑桥风云》
您是剑桥学派的一员,能比较一下剑桥和牛津的政治学传统吗?牛津的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PPE)好像经常被戏称为政客训练营,许多两党领袖都是那里毕业的……
理查德·伯克:大概一百年前牛津把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放在一起作为本科学位教育,这是牛津课程设置的创新举措,主要为达到两个目的:首先是招募新式学生,当时在牛津要拿学位必须接受古典学训练——也就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新学科的设置允许没有古典学背景的学生入学,比如没上过公学的学生或是美国来的学生;其次是提供一种更现代的、面向未来的学位,更多地接触时事,培养为政府工作的人才。虽然PPE教育并不是那么直接地以职业为导向,但其设计的初衷的确是为了培养政治精英,英国好几任首相、大量两党要员和报纸总编都是那里毕业的。需要指出的是,“想进入英国政治精英圈就要去牛津读PPE”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实现预言”,年轻人学前辈的样去PPE读书然后从政,于是神话不断自我复制。不过比起糟糕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牛津的PPE还算相当学术的。
剑桥的故事就很不一样了。政治学是从历史学里分出来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许多历史学家也关心政治学,我现在的讲席以前叫“政治科学讲席”,直到本世纪初才改为“政治思想史讲席”。剑桥的政治学教育不那么以职业为导向,我研究的政治思想史在牛津就没什么人做。牛津还有一个奇特现象:在思想上有创新的哲学家都来自古典学而不是PPE,比如伯纳德·威廉斯、H. L. A. 哈特、J. L. 奥斯丁等等。剑桥的政治学是以出思想家著称的,这么说吧,要想从牛津PPE毕业顺利进入政坛,还是得读剑桥的思想家写的书呐。我们教育他们,他们去付诸实践。
那您觉得政治家需要研究政治思想史吗?在您看来,哪些当代英国政治家真正有思想?
理查德·伯克:虽然我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但我也不觉得没研究过政治思想的人就一定当不好政治家。政治思想史是很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但未必要通过什么渠道进入日常政府管理中去,它的影响是更长期的,不在于一时一地。比方说我自己就绝对不会想去从政,或者当帝师,学者更倾向于保持距离去反思政治文化的合法性原则,而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考虑如何去应用的问题。美国的智库成天在讨论什么政策好,如何用政策去实现想法,我不想跟人讨论政策制订,我们关心的是长期的根本的结构性原则的变化。简单说,学者不应该去操心应用,而政客或智库也不必耗费太多精力在与当下社会没有太多关联的历史问题里,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应对当下的问题,当然跳出短期视角对他们肯定也有好处。英国政治精英阶层的构成是出了名的窄小,议院作为民意代表机构,应该代表更多元化的民意才对。英国下院的议员有大量是从牛津剑桥毕业的,这更像是倒退而不是面向未来的进步态度。我觉得对政客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宽广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当然如果能学一些政治思想就是锦上添花了。
杰西·诺曼
两党里有不少议员在思想界很活跃,比如工党的莫里斯·格拉斯曼(Maurice Glasman)、保守党的杰西·诺曼(Jesse Norman),后者写过关于爱德蒙·伯克和亚当·斯密的专著。上院有彼得·约翰·亨尼斯(Peter John Hennessy)等,他们都对英国上下的许多问题的辩论有所贡献。下院还有很多法学专家,我觉得多样化是好事。他们并不是职业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但能够以长远的眼光来做决策。我们不需要海德格尔来当首相,我也不觉得哲学家能治理国家,概念、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
作为一个生活在伦敦的爱尔兰人,您怎么看退欧?
理查德·伯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代表大部分爱尔兰人,因为我的学习和职业生涯全是在伦敦和剑桥度过的,不过英国退欧后我作为爱尔兰人还是能保留欧盟公民身份。英国的学术界是全体反对退欧的,认为这是对世界主义、联合精神的巨大背叛,我个人觉得学术界有将问题简化的倾向。欧盟的历史相当复杂,它的初衷是为了避免欧洲内部再次发生战争,建立“更紧密的联盟”,通过贸易合作和政治结盟来推动欧洲整体经济增长。起初英国的保守党比较支持欧盟,而工党大部分人强烈反对,理由是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撒切尔夫人执政早期对欧盟理念很热衷,但她的态度在欧盟开始实施对劳工有益的条规(比如最低工资、产假)后有所改变,她认为这是对自由市场的干扰。所以其实保守党内的极右派和工党内的左派都不喜欢欧盟。即便主导欧盟的德国内部,也有对“更紧密的联盟”的反对声音,因为那意味着德国要为希腊、意大利等国的经济问题买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英国留在欧盟更有好处,但是如果无视或蔑视对欧盟的怀疑声音,那就是知识界的无知和懒惰。欧盟也应该多聆听其成员国的诉求,灵活处理问题,改善其越来越官僚化的体制。
特蕾莎·梅
退欧闹剧在英国被视为“保守党的烂摊子”(先是卡梅伦宣布退欧公投闯下大祸,特蕾莎·梅又无力善后),工党现在是不是有点儿幸灾乐祸,并伺机夺权?
理查德·伯克: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党是否在等待机会夺权,一个是工党是否在幸灾乐祸。我不认为他们在幸灾乐祸,因为工党目前的处境比保守党好不到哪儿去。卡梅伦提出公投,本来以为可以轻松过关,让保守党内的疑欧派闭嘴,结果弄巧成拙。他不得不辞职,特蕾莎·梅本来是主张留在欧盟的(仅带一点点怀疑色彩),接替卡梅伦成为首相。在所有的内行预测都认为绝对不会失手的情况下,2017年梅宣布提前进行大选,希望能巩固保守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顺利推动退欧议程,结果又弄巧成拙,不得不被迫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联合组阁,此后时常要看这个名声不佳的小党的脸色。她可以掌控的空间非常小,这导致保守党内的少数派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去反对她的领导,而工党内部大部分人都反对科尔宾的领导,他的日子一点不好过,他本人作为七十年代左翼打心底里是坚定的退欧派,无法领导工党在退欧问题上形成内部共识,所以工党没什么资格幸灾乐祸。那么他们是在边看热闹边等着机会夺权吗?科尔宾自己根本没想过能当上工党领袖,他以前一直是工党里的边缘人物,参与一些要么很极端要么很古怪的政治活动,他阴差阳错的上位堪称世界级的反讽。渴望权力不是他的性格组成部分,工党内部有些有能力也有抱负的人物,但被科尔宾的风头盖住了。他在当上党魁以后吸引了不少年轻追随者,社会运动的能量也不可小觑,假设他在极小概率情况下当上首相,却始终无法在自己党内获得多数支持,那将是一个灾难。在目前的经济紧缩态势下,他承诺要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兼顾各个阶层的选民,这当然听上去很美好,可是他具体怎么兑现承诺,对任何一个略懂行情的政治评论人来说都是一个谜。
科尔宾
现在的情况很诡异,这可能是英国长久以来第一次真正面对一种政治不稳定,对于一个有着极为稳固历史的议会传统来说,目前的局面是很稀罕的。旁观者觉得热闹,选民觉得忧心,我个人不太担心会有整个议会体制崩塌的可能,毕竟议会的行止不算太糟糕,政党间的交流合作在加强,议会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强迫执政者就范,这些都算是小小的进步吧。
但在退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之后,现在有很多人觉得选举制度(甚至民主本身)已经彻底失败了……
理查德·伯克:我觉得他们对“何为失败”的历史记忆可能出了问题。失败意味着国家的瓦解,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我们已经到了那一步。毋庸置疑英国和美国政治现在有很多问题,但更是个别政策层面上的,如果从长远看,也许目前的一些挫折会带来正面的改变,比如在美国被忽略的群体有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是全球化经济的受害者,敌视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你不必去同意或者喜欢这样的声音,但他们有权投票,不能因为选出了特朗普,就整个儿去怪罪选举制度。学术界很多人攻击跟他们背景或理念不同的人,否认别人也有靠投票改变现状的权利,这也让我反感。
您能推荐一些分析政治比较高明的电视节目、刊物或是播客吗?
“安德鲁·玛尔秀”
“提问时间”
理查德·伯克:我订阅《金融时报》的电子版,这样在旅行时也可以看,它的国内国际报道很全面,也有退欧专题分析。电视节目我看BBC一台周日上午的“安德鲁·玛尔秀”(The Andrew Marr Show),有圆桌讨论报纸新闻,有人物专访,我觉得英国电视节目的采访艺术相当高明;我还喜欢“提问时间”(Question Time),这个节目邀请政客和政治评论家上台,回答观众提问。新闻节目我通常看十点半“新闻之夜”,有点儿像杂志一样分析点评近期重大新闻。播客的话,我听剑桥同事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主持的“谈政治”(Talking Politics),这档节目是真正针对时事的智性分析和评论,能开阔思路,而不是那些立场先行或立场主导的讨论,值得大力推荐。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张楠副教授对此访谈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施鋆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爱德蒙·伯克,左翼史家,剑桥,退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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