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感官与美德之间的动摇与……坚守

如果四月是残忍的（艾略特），五月似乎就注定是风花雪月的。在书架上常常被冷落的风花雪月之作通常会在五月里发出迷人的召唤：回来吧，游戏机上的“愤怒的小鸟”，迷失在历史褶皱深处的游子。多少年以后，阅读史的研究者或许会发现从艾略特到三岛由纪夫，“月份与阅读”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研究课题；在抹去历史的尘埃之后，月份的文化编码在阅读史上打下的烙印仍然清晰可辨。读三岛由纪夫的《美德的动摇》（陈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4月，2019年三印），那个故事就发生在阳光明媚的五月，似乎也是对“月份与阅读”的一种暗示。据说有些中文版本把书名译为“美德的背叛”或“美德的徘徊”，我还是喜欢手头上的这个“动摇”，觉得更精准和更真实，也更有心理深度。“动摇”是一面中性的镜子，映照的既是永恒的，也是瞬间的，在道德与人性之间的动摇既是文人的永恒题材，也是在无数个瞬间迸发的电光火花。无论如何，“动摇”不是背叛的同义词；更有可能的是，“动摇”其实是“忠诚”的真实注脚。

《美德的动摇》（1957年）完成于三岛由纪夫文学创作的中晚期，这部都市言情小说出版后很畅销，很受大众欢迎。故事情节很简单，出生于管教甚严的家庭的仓越节子是有夫之妇，但她不甘于寂寞，宽容空想，主动成为有着英俊面容和矫健身体的青年土屋的情妇。恋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在绽放与凋谢之间充满了各种欲望与观念的交战。所谓“以古典优雅笔触全新定义了不伦之恋”，其实更重要的是感官性与思想性的交锋、错位和博弈。据说原书名中的“よろめき”成为“出轨”的代名词，出现了“动摇夫人（よろめき夫人）”、“动摇闹剧（よろめきドラマ）”等流行语。好吧，就让“动摇”与“坚守”来诠释节子的“美德”与她的“感官性”。

但如果仅仅是都市言情，这还不是三岛由纪夫。在日本，“私小说”是从20世纪初出现的一股文学主潮，田山花袋的《棉被》（1907年）是其开山之作。书中描写中年作家竹中时雄厌倦了与妻子的生活，被他所收留的女弟子横山芳子的美貌所吸引，迷恋与困扰、苦闷因此而缠绕着他。这是一种常见的“动摇”。当横山芳子有了恋人的时候，竹中时雄的痛苦而挣扎的心理发展到极端之境；她终于离开之后，竹中趴在她曾睡过的被子上尽情地想念着女人的味道。在这些叙述中袒呈出男性的爱欲和因此而产生的种种微妙心理，尽管不乏情欲心理描写，但是在读者心中唤起的更多不是鄙夷，而是在经历了“动摇”之后对人性的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在情欲与道德的搏斗之外，对生与死的极端感受与领悟是私小说的另一个重大题材。在田山花袋之后，白桦派作家志贺直哉的作品也具有“私小说”的特色，是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观察世界、体味人生。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在城崎》（1917年）从蜜蜂、老鼠、蝾螈的生死感受到“活着的生物的寂寞和悲哀”，感慨人与动物的生死在大自然面前是同等的。或许可以说，日本私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真实地揭示个人内心的欲望和感受性，而且是与作者生活体验的“个人性”和“日常性”紧密相连。“私小说”自然也是受到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产物，但是更具有心理的“内倾”色彩，更有私人生活与心灵的真实呈现的特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私小说也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关于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转型意识的产物，即认为个人的生活情境和心理感受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日本近代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变化之一。三岛由纪夫是这股文学思潮的继承者，也是新的开拓者，他对于“动摇”的诠释超越了前辈，他创造的节子这个形象为“美德”的真实性增添了更多的存在的可能方式。

小说开头的第一段就把故事女主人的形象定位在“感官性”的方面，二十八岁的节子“从头到脚洋溢着感官性的天赋”，“可以说，她与探索心、理论、有品位的谈话、文学等感官以外的事物根本无缘，因此，她命中注定最终只能是老老实实地沉浸在官能的海洋中。被这类女人爱上的男人，才称得上幸福”。（1页）在这里，“感官性”一出场就与精神性对峙，节子与后者的无缘当然是一种有意选择的结果。节子与那位俄国贵族将军的女儿、美丽聪慧而才华横溢的露·莎乐美正好相反，后者始终着迷于与天才男人的思想交往与观念挑战，着迷于与他们分享思想，从中也享受着他们对自己的思想的欣赏与宠爱，她曾经让尼采和里尔克为自己倾心，并深得弗洛依德赏识。节子则是自始至终对男人的思想说不，不是在争论中说不，而是根本就不争论。还应该追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男人才会被像节子这样的女性爱上呢？毫无疑问，节子喜欢的男人总是感官性的，“只要男人有着不俗的英俊面容及矫健的身体就好。最重要的一点，还要年轻”。看起来，她完全可以出任外貌协会的会长，她甚至可以把男人的外表与事业对立起来审视：“至于男人的雄心壮志、对工作的热情、精神境界等方面，节子对这些丝毫不关心。在节子眼里，精力十足地投身于事业及理想的肥胖、丑陋的男人，实在是滑稽可笑。外表邋遢的世界著名学者也让人不敢恭维。尽管人们常说忘我工作的男人最美，但是，相貌平庸的男人努力工作又能怎样呢？节子坚信用女性的目光所看到的世界，她绝不可能像那些所谓的‘才女’们那样，被男人片面的判断所迷惑。”（4页）这段话真是简直了！简直就是节子的男性哲学观：身体第一，否则只能是滑稽可笑的，即使成功了又能怎么样？这真是对盲目崇拜男大咖的“才女”们的当头棒喝，醒来吧，妹妹！还有，男人光是有一副好身架子还不行，还必须懂得如何花钱打扮自己，如何使自己的言辞变得温文尔雅。在这方面，三岛不是劳伦斯，不会像劳伦斯那样赞美原始、未经教养的野性。

如果要追究“美德的动摇”的萌生，恐怕首先是无聊的闲暇，是节子生活中的每一个无聊的、百无聊赖的下午。“每当节子百无聊赖之时，便会幻想着把从丈夫那里学到的丰富的接吻技巧，一项一项地尝试用在土屋身上，此时节子会感到浑身颤抖。”（2页）听朋友讲出嫁后不断发生的情爱故事，节子的感受非常敏锐和精准：“事件中的男人们，仿佛刺客般地潜伏在大街小巷，丝毫不放过任何机会。然而，节子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见过这类男人。”（4页）这既是听与见的哲学（“眼见为实”），也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回到生活”）。可以说是出于她的感官性的本能，节子对于爱情中的种种复杂与暧昧的感受和认知有很深的理解。比如说发现土屋并非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爱着她，反而暗自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这足以证明土屋也没有爱上其他的女人；又比如，当两人一起走在街上的时候，节子希望营造一种掩人耳目、忐忑不安的气氛，但土屋却没有一点这样的表情，“怎样才能让土屋也具有与自己同样的恐怖心情呢？一想到这里，节子就感到绝望。”（12页）每当节子感到失落的时候，她只能回到自己的肉体上找回自信、消除悲伤，只能沉浸在肉体之中直到一切风平浪静。（9页）在小说中，作者的心理叙事完全建立在节子一方，作为节子恋人的土屋的形象与心理活动被有意塑造为节子心理投射的对象与反馈器，节子一直在对土屋的想象、试探、观察和对话中完成自我认同与自我反思。在这场恋情中，节子始终处于一个探索者、诱导者和教育者的角色，她甚至在幻想中就建立了这种自我定位。在婚前，节子在避暑胜地结识了同龄青年土屋，并且有过她与丈夫之外的男人唯一的一次接吻，后来回想起这事的时候，她肯定“这绝不是爱情”，同时马上进入作为教导者的想象之中，“假如那时的我是此时的我，也会教给他更多的东西。”（2页）这是土屋这个“他者”帮助她找到自己的主体性。

读者无法指责出轨的节子没有道德感，作者说“节子的道德观念很强，只不过是对空想的事情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已。因为这位有教养的女士的羞耻心本来就是作为一种教养存在的，所以无论她如何妄想，她都不感到丝毫的难为情”。（3页）在她看来，无论多么邪恶的用心，只要它仅仅存在于灵魂深处，就没有什么不道德的。她的“道德的动摇”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她的道德观念之上，换句话说，道德感在没有遭遇空想、没有感受到动摇的挑战之前，其实是很难说已经存在的。正如节子从与土屋交往的一开始就制定了“只要不越雷池一步”这条戒律，但是如果土屋的内心根本就没有那种要求的话，这条戒律还有什么意义呢？说一个从来没有过艳遇机会的男人如何忠诚，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好吧，为了使自己有机会表明“不越雷池一步”的立场，节子想到必须先诱导土屋提出那种要求。然后，如果自己拒绝他，那是对他迟迟不肯提出要求的最好的报复；但是她又担心让土屋提出那种要求是否会伤害自己的自尊。总之，卖弄风情这根缰绳真的不是那么好操纵的。她对自己还没有这种信心。因此她恨土屋，自己已经因为缺氧而窒息，对方却仍然悠然自得。（22—23页）道德感在这里成了一条实实在在的杠杆，是撬动情感和欲望的催化剂。就这样，在两个人的频频约会中，节子的道德感一直在场，一直以各种角度、各种既有逻辑性又有观念性的自我独白呈现出“美德的动摇”。在出轨的日子中，节子对道德感的虚伪有非常真实的体验。与丈夫同眠的她担心会在睡梦中呼喊着土屋的名字，因而不敢放纵自己进入梦乡，“一直到漫长冬夜的黎明使窗口泛白。那苍白的天空触动了节子的内心。她感到恐惧，因为在那贞节之下，竟然能够隐藏着诸多虚伪”。（24页）节子并非不知道什么是伪善，相反她不但“意识到伪善，并且爱着它，选择了它。伪善也有它的优点。只要生活在伪善之中，人们对美德这种东西才不会产生精神饥渴”。（117页）小说最后的结局是两人的分离，节子在无限想念土屋的精神困境中写了一封长信倾吐心声，但最后还是没有勇气把信投进邮筒。

关于感官性的美好与道德原罪的冲突，节子的体验很真实，她甚至闻到了在女性对小鸟、花朵、孩子的那份甜美纯真的情爱中所包含着的罪孽的气息，并因此感到窒息，她连关爱世间可爱事物的权利都没有了，因为她无法把哲学可爱的事物与土屋分割开来。（38页）这令我想起诗人海涅在他的《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中讲过的那个优美而悲惨的故事：在一次宗教大会的会间休息的时候，一群出席会议的僧侣在庭园中突然听到春天鸟儿的歌唱，每个人的心里如受电击，但是很快这群僧侣就接二连三地死去。这是关于感官性中的原罪与惩罚的最悲惨的故事。三岛没有如此残忍地惩罚书中的主人，但是让节子逃回到伪善的日子、无聊的日子，难道就很好受吗？

节子虽然没有学过存在主义哲学，也从来没有陷入过对世界的沉思，但是她对于存在具有一种几乎是本能般的感受，这或许是她的“感官性的天赋”中容易被读者所忽略的。“节子不明白这个男子为何而生存。这个男人生活在这个世间，而自己也在此生活着，节子对此感到不可思议。”（3页）这甚至有点海德格尔的况味了，就像乔治·斯坦纳说的，“马丁·海德格尔是一个与惊异为伍的思想巨匠，在这样一个空洞的事实——我们存在而不是不存在——面前，他会长久地惊愕不止。”（《海德格尔》，乔治·斯坦纳著，李河、刘继译，2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在这里无疑表现出三岛的思想深度。

另外，三岛由纪夫毕竟是离不开政治的，即便在这样的情爱故事中他也能非常自然地把政治、阶级和革命的话语穿插进来，虽然只是片语只言，毕竟是在黑夜中闪现的一点火光。但节子和土屋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遭遇大规模停电，恐怕只有三岛会这样写：此时的节子有一种惊喜，她最近一直希望发生点儿什么，希望外在性的毁灭降临；因此此刻的节子梦想着革命和暴动，直到第二天的早上她还在关心革命是否真的到来了。（33页）其实，这才是节子最有魅力的地方——在感官性的天赋中隐藏着对革命的敏锐感受与渴望。我们知道，三岛由纪夫对肉体一直充满了崇拜之情，健壮的体魄是支撑他超越国家与现实政治的最大力量源泉，这与节子在情爱中渴望革命与暴力有着相同方向的想象与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