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法斯特的两重天
摄影／撰文 周仰
刊于2011年2月《私家地理》杂志
以下照片为佳能40D拍摄，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带数码相机旅行。
离开贝尔法斯特（Belfast，下简称贝法）的前一晚，我的青年旅舍的房间里新入住了两个中国女孩，对北爱尔兰历史不甚了解的她们对我抱怨这个城市没什么“好玩”的。在英国的城市当中，论建筑论娱乐或者论购物，北爱尔兰首府贝法显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旅游目的地；但是要论“问题”，那恐怕这里算是数一数二的了。在英语中，“The Troubles”（那麻烦）特指北爱尔兰乱局，作为这个地区的首府，贝尔法斯特自然首当其冲，一度是西方世界最动荡的城市。当然，现在走在贝尔法斯特街头还是安全的，不必像十多年前那样担心身边的某幢民居或者某辆汽车会突然起火，但这就天下太平了吗？恐怕在这个问题上，贝法就像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时而安宁，时而紧张。
刚刚到达贝法的时候，我边吃着美味的三文鱼夹面包圈边翻着从机场随手拿来的旅游信息手册，发现这天晚上正好是第二届“贝尔法斯特文化之夜”。由贝法旅游信息中心向北不出几步，转入购物步行街城堡巷（Castle Lane），再七拐八弯几下，狭窄的巷中，踩在高跷上的牛仔拦住了去路，笑嘻嘻地扣动扳机，肥皂泡就在身边飘散开来：“文化之夜”从黄昏就拉开了序幕。
握着街上派发的“文化之夜”小册子，原本我还指望按图索骥，寻找那些最感兴趣，结果发现完全没必要。除了在贝尔法斯特大教堂（Belfast Cathedral）前的作家广场（Writer’s Square）上搭起的大棚里会上演不同的演出，散布在教堂周围的那些相互勾连的街巷中的大小酒吧、画廊，也各自举办特色活动，展览开幕、互动手工艺工作坊或者是音乐演出，几乎走两步就会撞入那么一个，于是我干脆放弃计划，全凭感觉穿梭起来。在皇家大道（Royal Avenue），我意外发现了一幢大楼门口的《贝尔法斯特电讯》（Belfast Telegraph）字样，这个晚上，这份140年历史的报纸，也向读者敞开了自己的秘密，邀请大家参观编辑部和印刷厂。看看报纸从制版到印刷出炉的流水线自然是图个新鲜，但编辑部里摆满整个桌子的历史照片则不禁让人唏嘘。这份报纸大致就是一本北爱尔兰近代史，处于北爱乱局中心的“有利位置”，它详细地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间的每一次冲突和每一个和平里程碑，它不支持也不反对任何一方，但坚决地反对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电讯》保持沉默的日子，就离暴力的获胜不远了”。
从沉重的历史中走出来，夜色已经浓了，这些狭窄街巷里的气氛也越发热烈起来，卖热狗、烧烤或者是浓汤的摊位也纷纷摆出来，升腾的热气在路灯下蔓延开，显得尤为温暖。随意的一处路灯下，就有乐队开始演唱，走过他们跟前的人，踏着节拍跳起了舞。拿着气球的巨人在窄小的街上走过，身后跟着一群蹦跳着的孩子，当然还有家长。大家仿佛听到了秘密的号召一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作家广场。人越聚越多的时候，早已等候的盛装的表演者打响第一声鼓，狂欢的情绪瞬间让人忘记了这个城市恐怖的过往。
然而回青年旅舍的时候，从闹市中心才走出十来分钟，周围就陡然不同了。大片的空地做了停不满车的停车场，才刚刚过晚上十点，街上却已经鲜有车辆行人，只有墙头的铁丝网高高在上，在下面走过，有种让人不能踏实的静谧。实际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北爱人都生活在惊恐之中。从1969年爱尔兰内战开始，流血冲突和政治暴力就不曾间断。这期间，英军制造过镇压北爱天主教徒的“血腥星期日”；二战盟军名将蒙巴顿将军则被“爱尔兰共和军”炸死；险些被 “爱尔兰共和军”炸死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听任被捕的10名嫌犯在狱中集体绝食，活活饿死⋯⋯在贝法，从宏伟的市府大厅（City Hall）西边发散出去的两大社区：山科尔路新教社区（Shankill）与福尔斯路天主教社区（Falls）曾经是这个城市最为对立的两块地方，那个时候，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后果很可能就是命丧枪口。
今天的情形自然完全不同了，因而贝法旅游局也敢推出贯穿这两个社区的旅游路线，其官方名字是“贝尔法斯特：活生生的历史”，而人们私下里则称之为“恐怖之旅”（Terror Tour）。从我住的青旅出来不远的街角，有一幅壁画，上面的标语写道：“你已进入忠于王室的桑迪街”（Sandy Row），这显然与北爱第二大城市伦敦德里（Londonderry）的那块“你已进入自由德里”的标语针锋相对，这就是北爱著名的壁画战争。转入天主教徒聚居的福尔斯路，这里的壁画明显多了很多悲情，不管是描绘上世纪80年代的绝食抗议中生生饿死的爱尔兰共和军战士还是描述加沙地带的孩子控诉“战争犯罪”，天主教徒在这些壁画里简直就是受压迫的革命者形象。在路边喝咖啡时跟店主聊天，他得知我愿意了解更多“天主教徒的抗争史”时很是高兴，推荐我去看一个由志愿者个人创立的“爱尔兰共和历史博物馆”（Irish Republican History Museum），里面从布置到气氛都让我感觉像是到了重庆的红岩革命纪念馆。
从博取同情的角度来看，住在北爱的新教徒显然不具优势：爱尔兰是昔日大英帝国政府的第一块殖民地，因此再怎么看，这里坚决忠于英国皇室的新教徒都是殖民者的后代。他们大约也明白自己打不出悲情牌，便试图通过颜色来表明态度。坐在公交车上，不用听报站就知道山科尔路到了，因为这儿到处飘扬着英国国旗，甚至连人行道的基石都被漆成了英国国旗上的红白蓝三种颜色。
两派的社区从外在的街道用色到内在的信仰都截然不同，但以我这个外来者的眼光来看，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居民区里透露出的荒芜感和压迫感。在福尔斯路一侧的居民区，我看到一地焦黑的痕迹，三条腿的狗守在人去楼空的民居门前。我相信这是骚乱的遗留品。这么说并非出于我作为一个摄影师“幸灾乐祸”的敏感神经，事实上，就在不久前的七月份，每年新教“橙带党”的“游行季”，这里还发生过骚乱，酒瓶、石头和自制燃烧弹都纷纷出场过。而传过山科尔路的一片居民区，则是一大片长满荒草的空地，被烧焦的塑料袋挂在枯枝上，再往前几步，就是隔开两个社区的隔离墙。事先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似乎是说，遍布贝法的隔离墙大多拆除，但实际上，厚重的铜门仍然存在，不仅是实体的，也是心理的。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项调查，北爱三分之二的年轻人承认，他们与不同信仰的另一方“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交谈”。
或许，宗教恐怕只是一个借口。我在福尔斯路遇到过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带我去他们社区教堂，给我讲解圣经故事，几乎每说一句，都要加上一个口头禅“那多美妙啊”，一点儿都不激进。因此，所有的冲突，不外乎殖民与反殖民，归结到两个字，便是“经济”。在和平墙上，有一幅壁画的标语是“渐渐地和平”（Peace by Piece），的确， 对于北爱尔兰来说， 在弥合分歧、发展经济的路上，它距离终点还远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