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有嘉鱼：第五回六朝历史与考古青年学者交流会纪要

“南有嘉鱼：第五回六朝历史与考古青年学者交流会”在2019年4月12至14日举办。会议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复旦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为两校及南京周边高校中古文史领域的青年学人提供了愉快的交流机会。会议在南大仙林校区展开为期一日半的论文讨论，并安排了南京博物院“琅琊王：从东晋到北魏”展览、马鞍山博物馆、朱然墓的参观考察。在开幕式上，以“南有嘉鱼”这一典故为引子，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和复旦大学余欣教授都强调了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希望藉此契机彼此砥砺学问，加强学科间互动，推动中古史研究。

首场两篇报告都利用了南京六朝墓葬出土资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历史系邓玮光老师的《从温峤、温式之墓志试析温氏家族的贵族化之路》一文围绕温峤及其次子温式之墓志，分析了温峤家族几代人的婚姻选择。文中反思以往贵族制研究中区分一流贵族的标准，试图引入族群研究中的“边缘”理论，以温家为例，重新探索贵族形成过程中的竞争与整合。复旦大学中文系张金耀老师作为评议人，进一步补充了一些温氏家族婚姻关系的情况，并特别提出区分一、二流不仅是对门第、家格的判断，也在于对人物本身的品评。此外，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陆帅则提醒要注意考虑温氏家族的文化风貌，以及同一家族内部不同房支也同样存在差异的情况。

南大历史学院博士生张今的报告利用了狮子冲南朝墓出土的大量散落模印画像砖。不同于时下流行的七贤砖画研究，本报告聚焦于卤簿题材画像砖，通过散砖画像与刻划砖铭的对应关系对图像和拼砌过程进行复原，并注意到这批材料可与萧齐帝陵墓室砖画样式相对比，由粉本之因革或可一窥齐梁礼制发展进程。评议人厦门大学历史学院林昌丈老师指出，近年来对南朝陵墓画像砖的关注日渐升温，通过考古实物及出土文字来复原和展现营造过程，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技术性表达。但落实到具体研究中，还必须考虑整体墓砖中画像砖的使用比例，画像主体在墓室中的设置，画像砖及砖刻铭文的编排系统是否具有地域性与关联性等诸问题。

第二场三篇唐史论文作者都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博士生。李煜东《犹豫与抉择——重审安史之乱初期杜甫的行动与心态》通过辨析杜甫自鄜州北上灵武、“陷贼”被捕和奔赴凤翔三事，厘清杜甫在安史之乱初期的行动，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选择，将杜甫的心态与外在的行为“立体化”考察，最终还原诗圣的真实形象。评议人南大文学院蒲柏林博士以“经典化的形象并非本来的主体面貌”肯定了本文立意，但从整个学术史来看，对杜甫忠义形象塑造的反思自南宋以来就已经存在，有必要对杜甫的接受史进行梳理、吸收、反思。同时评议人也提醒利用文学作品时要小心落入书写传统的陷阱，以诗证史存在微妙的解读空间，难免产生多重阐释的可能性。

胡康《安史之乱期间的唐北边形势与蕃部动向》一文详细论述了唐代北边防御体系在安史之乱前的形成以及安史之乱发生后的调整与重建，着眼于直接影响这一变动的内附游牧民族（即蕃部）的分布格局，试图揭示蕃部问题对唐代北边形势的影响。本文强调从蕃部的视角出发，报告人提到这是受到以森安孝夫为代表的日本学界的欧亚东部世界论的影响。对此，评议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周鼎老师补充了相关学术潮流的出现背景，东部欧亚世界论对中国的去中心化，亦即强调周边民族的主体性，而在本文论述中，蕃部还依然呈现被动裹挟的状态。另外由于本文讨论涉及面广，相关研究成果众多，在写法上难度较大，可再提炼突出主线和自己的观点。对文章中一些墓志和文献史料的使用，评议人也有所补充指正。

岳思彤的《论定难军政权的形成》借助代表“本地”记录和认知的墓志，将定难军的研究从党项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剥离出来，置于唐末五代宋初这一帝国秩序崩溃与重建的时代背景下。文章由拓跋思恭起事论述了从唐代夏绥方镇到定难军政权的转变，用五个个案阐述了定难军政权官员来源的本土化和结构的封闭性；以政治地理的变迁展示了定难军边缘化的格局。评议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骆详译老师提示论文中提到定难军的“摄授”以及“以医入仕”的选官体系，与西夏相关制度的联系可以加以探讨。余欣老师提示在讨论官员的来源和结构时，应考虑宗教和种族背景。

13日上午共有五篇报告。日本阪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小野响老师的报告题目是《后凉天王号考》。以“天王”为君主称号，在五胡十六国政权中反复出现，成为这一时期特色之一，本文则聚焦于后凉政权的天王号。后凉的政权基础可分为“前秦官员集团”和“河西人士集团”，创业君主吕光与河西人士从一开始就存在隔阂，为了更好地笼络前秦官员集团，吕光继承了前秦苻坚采用的天王号，以强调自身的合法性。复旦大学历史系阙海博士在评议中首先肯定了对名号作微观考察这样的研究方向，并在三个具体问题上提出意见：一是报告将十六国时期的天王号溯源至周代，但周代的天王号可能是春秋笔法的产物，不必过度联系；二是河西士人是否可视作后凉的建国基础；三是关于吕光以苻坚所赐诏敕为行动依据，需要考虑当时吕光的心态与地位。对十六国“天王”号的起源，南大历史学院张学锋老师又谈到或可与原意即为天之子的匈奴单于号“撑犁孤涂”相联系。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汪华龙老师报告了《避籍与同宗：魏晋凉州刺史太守考论》。东汉中后期，凉州地方与东汉王朝呈现出明显的“离心”态势，而魏晋以后凉州地区又成为北方保留中原文化最完好的地域，成为陈寅恪先生考虑的隋唐制度的三个渊源之一。因此，魏晋朝廷如何将边缘的凉州重新纳入大一统政治格局就成为一个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问题。本文希望以辑考整理凉州刺史、太守官为切入点，考察其中的避籍制度和同宗任用问题，并关照上述问题意识。复旦大学中文系张金耀老师肯定了本文扎实的材料基础，并建议把凉州与同一时期其他边州（如幽州）进行比较。仇鹿鸣老师认为报告提出的大问题很有趣，但实际讨论尚未能很好地扣回这一话题。

南京师范大学刘可维老师报告了《汉晋之际葬仪所见吉凶仪式的变迁》。从汉代开始，在送葬礼仪中逐渐形成了吉、凶两部仪式，各自包括车驾、卤簿等组成。吉凶仪式的中心分别为象征死者生时形象的吉驾和用于运载尸柩的凶驾。汉魏之际，适用于不同等级葬仪的吉凶仪式“故事”已经形成。西晋时期编定的“新礼”，更是确立了此后数百年葬仪的基础。本文试图梳理有关吉凶仪式在汉晋礼制层面上的发展、变迁，对于皇帝葬仪中吉凶车驾、卤簿的具体形式，以及西晋制定“新礼”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儒家原典与汉魏故事间矛盾等问题进行探讨，从礼制规定和礼仪实践两个层面展现吉凶仪式在礼制化过程中的发展实态。评议人复旦历史系余欣老师表示很欣赏本文的切入角度，文章注意区分三个层次：儒家仪典文献、制度性文本与礼仪实践之间的差异，其中仪式的实践尤为重要。余老师认为还有两个可以拓展的方向：一是石刻和文献资料中的车驾图像；二是祥瑞灾异类文献中或许还有资料可以补充。朱溢老师认为礼制史研究应当关注制度因子如何形成文本并对今后的制度形成造成压力，在这一方面，本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考察范例。本文重点探讨了西晋“新礼”，如果再考虑东汉时期仪式如何形成的问题，可能有助于更丰满地认识西晋的情况。

复旦大学历史系秦光永博士《九曜与十一曜：唐宋星命术中的计都与月孛》一文，认为唐宋之际西来星命术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九曜推命变为十一曜推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密教星占典籍和《广成集》相关文本，对十一曜中月孛的形成原因和过程进行了探讨。南大历史学院张仲胤博士评议认为本文论述了星命知识由西域传入中国后历经的“中国化”过程，论证颇为详实。但逻辑推断的基础仍有可疑之处：一是并无明确文献证据表明计都的行度在某个“符天类”星历里的情况；二是根据《孙途司马本命醮词》推断月孛具有虚拟彗星的含义似仍有商榷余地。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朱溢老师报告了《南宋大礼卤簿制度及其实践》。卤簿制度在北宋时受到空前重视。南宋建立后重建了大驾卤簿，却因面临很多困难而对制度有所更改，一是因为汴梁沦陷后礼器尽失；二是受临安的城市空间限制，卤簿人数无法过多；三是面临来自金朝的军事压力，统治者在宫室、舆服的花费上都比较节制。因此相比于北宋，南宋的大驾卤簿缩小了人数规模，所用器物材质也多有改动。南大历史学院于磊老师在评议中谈到几个可能的拓展思考方向。一是如果对比与南宋情况有些类似的南朝，由于晋宋政权一直以恢复中原为旗帜，在刘宋孝武帝以前并未措手改造礼仪制度，不知南宋时是否也存在这种心态。二是大礼卤簿也可作为皇帝与大臣交流沟通的场合，这似乎也是我们考虑这一礼仪的实践层面的一方面。三是大礼卤簿需用乐，不知《宋史·乐志》是否有关于卤簿的材料。

本日下午的报告共计六篇。复旦大学周金泰博士《孔子辨名怪兽——试筑一个儒家博物学传统》一文认为，文献中多次提及孔子具有“辨名怪兽”的能力，反映了儒家本身一个长期为人所忽视的博物学传统。从上古到春秋，命名者的身份存在“由巫及王”、“由王及圣”的两次转变。孔子的博物事例，反映了博物中的早期巫术色彩已基本被剔除，命名朝着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而“博物洽闻”，也由之成为儒家君子的标准之一。南京师范大学陆帅老师提示了研究《山海经》鬼神的伊藤清司的数篇论文研究，长广敏雄也梳理过《山海经》中的畏兽图，虽然畏兽和怪兽有所区别，也值得关注。文章利用的资料多产生于比孔子晚得多的汉代，且时代越晚材料越多，似应考虑这种博物传统是否是儒家取得优势地位之后才进入儒家体系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孟龙老师的报告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八年、十九年伐赵纪事校勘与解读》。今本《史记》载秦伐赵史事作：“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端和围邯郸城。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此段文字文意混乱，难以卒读。通过辨析上下文文例等线索，报告认为此节本应作：“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围邯郸城；羌瘣将□□，取东阳。十九年，伐赵，端和、王翦、羌廆尽定赵地，得赵王。”根据当时的军事地理态势，“羌瘣将□□”之脱漏当为“东郡”。报告人还推测今本《史记》的行间文字错讹应是抄本状态传写所造成的。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苏芃老师在评议中赞同上述文本复原方案，认为在《通鉴》编纂的时代，《史记》这段文字恐怕已经错讹难通了。关于写本的形制问题，《史记》古本除最常见的15—17字一行，也有12字一行的，所以以行数字数为线索进行复原虽然很巧妙，但也存在危险。余欣老师借此报告，再次倡导超越物质和文本的界限，建立真正的写本学和写本文化研究。关于文本复原，本文是相当成功的个案，但文本复原问题需要因事制宜，恐怕很难建立起能够简单复制的模式。

南大历史学院聂溦萌老师报告了《正史孝义传的成立——官僚制对正史的双重影响》。通过梳理中古時期正史孝义传的形成过程，探讨了史传编纂与官僚制运作的融合互动。有关孝义的事迹从东汉史以来大量出现，且呈现出模式化的倾向，其背后有着察举制度运作的影响；而随着官修史体制的发达，官方修史与行政运作的联结越发密切，并对孝义传体例造成影响。报告还强调了文献学的基础工作，尤其是合理对待类书中的诸家后汉史、晋史佚文。评议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夏婧老师也谈到中古时段的历史文献很大程度上会受限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材料面貌的局限，还围绕南朝、唐代的几条材料，提示从多重利益方的立场发掘察举、旌表运作中的更复杂过程。林昌丈老师提醒文中谈及的某些人物身份“低微”，只是政治身份之低微，应加以限定。讨论中古的孝义人物、孝廉察举等话题，应当特别小心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央政府视角可能遮蔽某些有趣的现象。陆帅老师也提示《宋书·孝义传》所收人物多来自三吴地区，可引申出对建康政权的更多理解。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陈大海老师结合最新的考古成果，报告了《越城与长干里——以考古发现为中心》。越城是文献记载中南京主城区最早的城邑，其所在的长干里是南京历史上著名的居住区。2017至2018年，中华门外西街地块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收获，发现并清理了300余处灰坑、井、环壕、沟、墓、墙基、道路、窑等主要遗迹，时间跨度早至西周，晚至明清，以六朝时期堆积最为丰厚。部分环壕与墙基推测与文献中的越城有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邓菲老师评议认为西街遗址揭示了一个动态而立体的社会，其中的一些材料对于理解各个时段尤其是六朝时期的长干里提供了很多重要证据，还关涉六朝都城中轴线等重要问题。期待随着发掘的持续展开，对于这处环壕聚落的性质，及其与越城的直接关联等方面能有更多收获。

南大历史学院段彬博士的报告是《共同体的虚与实——造像记所见北朝晚期的肆州地域社会与魏齐政治》。本文根据山西忻州一带陆续出土、发现的十方造像记，探讨了肆州地方性大族与普通民众的构成、来源及其政治态度，重点分析造像记中的政治性内容与高欢礼佛图像，并由此引出了对并肆核心区及东魏北齐政治地理格局的思考。复旦大学中文系唐雯老师评议认为，本文围绕造像记的文字、图像资料探讨了几个不同侧面的问题，并串联成为一个丰富精彩的地方社会个案研究。唐老师还提示《山西东魏北齐时的军事地理》一文值得参考，并对文章写作结构和造像记录文的一些技术性处理提出了建议。关于高欢礼佛图的解读，仇鹿鸣老师也提出了值得继续深化的方向。

作为压轴报告，仇鹿鸣老师带来一篇学术史的回顾反思：《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评述与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古政治史日益边缘化，近十余年这一现象有一定改观。本文将其概括为“纵的停滞”与“横的拓展”。前者指以“政治集团”或“党派分野”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日渐衰微。关于这种研究方法，过去分析政治集团时往往未意识到还有“社会网络”这一与之相关而又有差异的层面，再加上今人对政治史结果的后见之明，很容易使政治集团分析蒙上主观色彩。本文倡导同时考虑这两个不同的面向，指出基于庇护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是一种广泛寄生于官僚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存在，而政治集团则是围绕着明确政治目标的集合。中古政治史研究的“横的拓展”是指“政治过程”与“政治文化”这两个观察维度的引入。除了这些拓展方面，文章又重提了本是传统史学核心的“事件”，提出事件史亦不应完全抛弃，通过改换解读方法，尝试抓住“决定性的瞬间”而赋予事件以意义，使“事件”成为观察结构的窗口。

邓玮光老师在对评述的评述中提炼了“事件”一词作为通贯的核心词汇，并在对西方史学研究路径转移的回顾中提出对仇老师述评的理解。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政治集团分析方法，邓老师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它暗示着对普遍性结论的追求，即容易适应不同时代不同材料，可以催生出很多具体研究，但也会导致将划分集团这一手段错觉为研究目的，为划分而划分。基于对政治集团的反思，仇老师提出政见－庇护复合结构，但新的分析工具是否能完全避免旧工具的缺陷，或还值得继续探索。对于报告最后所归结的倡导政治研究“转向以政治行为为中心”，令人联想到韦伯构建其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社会行动”，对这一倡导拭目以待。关于理论工具、借鉴西方学术的问题，余欣老师指出目前我们对西方理论或汉学的了解一般是建立在翻译作品的基础上，尽管当下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国内学术和西方的代差已经大大缩短，但作为中国中古史领域的学人，还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进入西方核心的学术脉络中。想要真正进行跨学科国际对话，创造出源生于中国古代研究的新范式、新理论，需要深入了解西方学术思想的源流脉络。

两天的会议讨论渐进佳境，张学锋老师表示对年轻一辈学人研究内容、视角、方法等全方位的新追求印象深刻，但也对余欣老师指出的对其他学术传统“进入不够”的问题深有同感。在时不我待，不进则退的压力和焦虑之下，如何平衡学问所必要的沉淀积累，张老师对会场上来自复旦、南大和南京其他高校的同学们说道：“想成为专业史学者的话，道路很艰难。”相比相对遥远的国际对话，余欣老师提议“包邮区”高校的中古史青年师生可以增进来往，通过紧凑有效的学术讨论，取长补短，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