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读｜《上海纪事》：空间与人的故事

上海故事的写法很多，读本亦不少。如若想看看社会学家眼中的上海是什么样的，于海教授最新出版的《上海纪事：社会空间的视角》不容错过。本书从“社会空间”视角去探索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其案例丰富，深入浅出，让每一个关心城市发展的普通市民都可以从阅读中收获惊喜和启发。笔者就从普通市民的角度来介绍本书涉及的几个十分有趣的问题。

《上海纪事：社会空间的视角》书影，于海 著，同济大学出版社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谁是上海人？

在市郊长大的笔者，从未觉得自己和“上海人”这个词有什么关系。但“上海”的确经常出现在儿时的生活语境中。比如，到市区去，郊县人叫做“去上海”，仿佛我们并不生活在上海这个“行政”区域；又如，我和同辈管我们的叔公叫“上海爷爷”，因为他住在市区。

唯一的例外就是，我随母亲到北方探亲时，那儿的亲戚和邻居都觉得我家是“上海人”——纯粹是因为他们距离太远，不了解不是所有在上海住的人都是“上海人”。

到底谁是上海人？作者在“从上海空间历史发现上海人”一章中说得明白：上海人自认是上海人，实际上是有空间界定的。上海人不仅将外地人叫“乡下人”，也将1949年时上海建成区80平方公里以外的人都叫“乡下人”。那时，住在“80平方公里”的地理空间范围是“上海人”的门槛。

上海老照片，约上世纪四十年代，图片来源：互联网

这80平方公里以内的上海人，住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高度密集的原租界地区石库门弄堂里。上海人为全国人民诟病的精乖、算计，其实是在这种狭窄逼仄、生活冲突不断的居住环境中“养成”的。偏偏这些弄堂又处在曾经最繁华的原租界区域，进门是逼仄冲突，出门却是“十里洋场”的大都市，所以上海人的另一个特征就被说成“崇洋媚外”。石库门弄堂本身的建筑空间（逼仄）和其所处的城市空间（曾经繁华的租界）塑造了上海人的性格。

解释清楚了“物质空间”中的上海人，结合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上海崛起的空间品格”，“历史空间”中的上海人也在作者笔下浮现了出来。关于上海空间变化三个阶段的论述，对应了“上海人”（自我认知）的形成、巩固和消失。

“上海人”形成于开埠后的100年，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兵荒马乱，百业凋敝，农村破产。活不下去的农民、流民，为了活路而来到上海，他们做工、经商、投机有成，一批批“乡下人”变成了最早的“上海人”。租界的现代文明——尤其是物质文明——让上海人自觉优于他人，“自我”在与“他者”的对立参照中逐步形成，“上海人”和“乡下人”的区分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上海人”曾经都是“乡下人”，而“乡下人”只要肯努力，沿着到上海“落脚—打拼—发迹—定居”的路线，假以时日，都有机会成为“上海人”。“上海人”在当时中国物质文明最发达的租界中形成，民族主义意识较弱，用作者的话来说，“租界的繁华，在许多批评者看来，就是以魅惑的方式盛开的‘恶之花’，但确实构成上海人，或者普通上海人城市认同的一个经久的根源。”

周恩来和毛泽东对时，戴的是上海牌手表，图片来源：互联网

自1949年前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革命与工业化的空间路线——国家的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将上海从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在这个阶段，“上海人”的自我认同更加强烈。作者总结原因有三。其一，计划经济虽然让上海失去了新移民，但“上海人”的地方意识反而固化和强化了；其二，在“全国一盘棋”的环境下，上海向外地输出大量专业人才和工人的同时，“上海人”也将自己和乡下人的对比散播到全国；其三，摇身变成工业重镇的上海，依然呈现出现代、文明、时髦等特征，“上海人”依然有趾高气昂的资本。

“上海人”的消失始于上世纪90年代。“全球城市”的新空间战略——生产导向转变为服务导向，重新开放了引进人才的大门，80平方公里以内的城市空间被新移民中产占据，曾经的“上海人”外迁到他们眼中的“乡下”。而新一波来上海打拼成功者已来不及“假以时日”，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创造（同时因其经济地位的崛起而被赋予）了一个新名词：“新上海人”。离开了特定的物质空间，80平方公里以内的“上海人”实际上已经渐渐消失了，只留下精英阶层自恋的关于“十里洋场”的怀旧，脱离了日常生活。

空间对人强大的塑造能力，在“上海人”这个案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上海人那么“物质”，根源来自物质空间始终在其自我认知发展过程中起到最关键的作用。“上海人”始终缺少一种精神性的凝聚力量，一旦离开了其所生活的物质空间，自我认知就开始坍塌，“族群”的流动性变得很差。

与之相反的“族群”，比如客家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更多物质之外的凝聚力量——团结协作的社会传统，共同的祖先祭祀习俗等等——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就更少，拥有更强的流动性。当然，这与“上海人”本身的历史很短也有直接的关系，从开埠至今也只有100多年时间。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人”是一段特殊而短暂的历史时期内的族群。

田子坊的传奇

第一次去田子坊是在2005年左右，当时那里最吸引笔者的地方是：艺术生产、消费空间和石库门里弄生活的奇妙混搭。和新天地的假古董不一样，田子坊里是有真生活的，居民和艺术家、文创店主、游客在同一个空间里互为背景，上海的本土性和国际化在一个保存完好的里弄空间中纽结在一起，形成了不可思议的空间景观。读罢本书第六章“田子坊实验的权力之争与模式之争”、第七章“田子坊空间的三重社会命名”后方才知道，田子坊空间现象背后经历了传奇性的权力博弈。

保留了真生活的田子坊，摄影：ZHOUYANG，图片来源：互联网

在大拆大建、官商合作的城市更新主导模式下，田子坊原本要被拆除做台资日月光地产项目（2002年后田子坊一直面临被拆的危机），是文化精英的国际眼界、一级政府官员的民生价值关切、学术精英的话语声援，加上普通居民“不想走”的愿望和行动，共同留住了田子坊。

陈逸飞最早带来了“艺术激活空间”的文创产业理念；街道官员老Z坚持“造福居民”的执政目标；阮仪三、郑时龄、厉无畏等学者在主流媒体发出保护田子坊的声音；普通居民积极参与并严守基本规则的“居改非”实践，将房子租给艺术文创店主。四方力量缺一不可。其中，街道官员老Z的作用是核心的，在这一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博弈中，老Z的身份是居民从事当时并不合法的“居改非”的定心丸，同时又约束了居民不能完全依照市场经济的逻辑随意选择低端租户。没有他的“一根筋”，这场自下而上的“逆袭”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田子坊最终被政府认可的本质原因。作者清楚地点明：到了2006年，政府终于看清，田子坊也许可以做成领导的政绩亮点，做成卢湾区傲视上海的名片。毕竟，购物中心和写字楼的经济效益是每个区都可以做到的，但田子坊因为各种因素而形成的特殊城市景观是独一无二的。2008年，政府取消了原规划方案中的地产开发项目，赋予田子坊“居改非”在法理上的正当性。

迪拜的天际线，摄影：丹尼尔（美国），图片来源：互联网

为什么上海有那么多石库门里弄，只有田子坊脱颖而出，成为城市名片？城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在当下呈现两个特点：第一，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差异性空间产品的生产能力上。阿联酋喜欢建设世界最高建筑，因为它的历史遗产实在没有太多的视觉震撼力，要发展城市旅游，就要靠现代文明的人工制造来创造差异性，如世界最高楼、世界最大购物中心等等。与之相反，京都高楼大厦几乎没有，那些寺庙、庭园已经足够让游客趋之若鹜。田子坊是上海石库门里弄空间的代表，通过与艺术创意的结合，又呈现出与普通里弄完全不同的空间特点，从而具有了辨识度极高的差异性。

第二，游客对城市的兴趣正越来越从城市的物质景观转向市民的日常生活。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信息高度的流通与共享，即便不出门，一台电脑也可以看遍全世界，不同城市的物质景观变得可看、可理解，神秘性消失了。唯一保有神秘性的领域，是某座特定城市的原真市民生活。别处的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若非亲自踏入甚至住在他们的生活空间，是无法真切感受得到的，“住在别人的生活里”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田子坊保留了生动鲜活的老上海里弄生活。更重要的是，艺术的实践赋予老生活以新活力，市民的活动和艺术家的活动交织出了别样的“生活”，这种介于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特别在场体验是无法通过照片去传达的。

田子坊案例的特殊性在于，它打破了我们关于旧城更新的一般认知：在政府主导下的开发商合作模式中，政府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之前大家从来没有想过，空间的实际使用者可以参与到权力博弈中。在这个案例中，开发商在博弈中失败了，涵盖了艺术家和普通居民、学者在内的广泛阶层和群体获得了话语权，并改变了政府的决策。

然而，后续的发展也非常戏剧性。得到正名的田子坊，走向上了彻底商业化的道路，居民不再受到选择租户的制约，高端的艺术创意小店被低端旅游品贩卖小店（能支付更高租金）取代，游人更加如织，而空间却日渐失去了原来的特色。

原本为艺术创意街区的创建做出贡献的居民，为什么转身就成了破坏者？这并不是个案，从北京的南锣鼓巷到苏州的平江路，无一不遵循着“艺术创意激活—游客蜂拥而至—城市名片形成—走向低端和彻底商业化”的路线。

在田子坊这个案例中，居民的角色转变很耐人寻味。在“非法”阶段，居民作为房东的权力受到法律制约，他们需要庇护者，所以认可政府背景的老Z的权威，“艺术创意+日常生活”的发展路线得到支持和贯彻。到了“合法”阶段，庇护者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原来的“制衡”状态被打破了，居民的力量抬头，吞并了老Z和艺术家的话语权。居民的角色看似转变了（从保护者变成破坏者），实际上没有变（房东），前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非法”阶段只有通过和话语权拥有者的合作才能实现，“合法”了就会抛弃合作方。

现阶段田子坊的低端化，是市场调节的必然结果还是必经过程？当居民渐渐为了利益把保持原真日常生活的空间让渡给了游客，田子坊会不会变成“新天地”呢？

数字化重塑空间与人？

在数字化时代，空间与人会变成什么样？本书第十章“数字经济与互动社区”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这一章精炼地分析了数字经济“最后1公里”的竞争，实际上是由新都市化导致的空间问题而形成的。“数据虽无远弗届，让空间看上去不再是问题，但人们不能吃数据、穿数据，在完成了网上选货、网上下单和网上付款后，仍然需要人将实物送到你实在的处所、交到你手上。数字经济的‘最后1公里’，是靠由快递员组成的物流系统完成的。”

快递员的日常，图片来源：互联网

作者认为，“最后1公里的竞争”肇端于上世纪90年代，上海在“全球城市”的空间战略定位下产生的新空间、新地貌，具体表现为中心城区的高端化、都市空间尺度的巨大化、居住空间的私产化等。

这些空间变化导致的“1公里”内简单商品和服务的缺乏，在“电商+物流”的新经济模式下迎刃而解。这里需要看清因果关系，是先有新空间、新地貌，为所谓的数字经济撕开了一个空白的市场，于是后者趁虚而入得到了蓬勃发展。

数字经济反过来是否有重塑社会空间的能力？数字经济的确会影响城市空间，但是这种影响目前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数字社区店、无人便利店是事实，但这些东西在空间上有多新呢？从形式到内容，它们依然是商店，商品依然整齐地码在货架上，和以往不同的是：数字社区店的采购不靠人脑而靠大数据精准分析，无人便利店把商店的交往空间功能完全抽掉，让买东西变成纯粹的人和物的简单关系。

让我们把视野从数字经济扩大到数字化时代，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双重发展的历史阶段。在未来，城市是否不再需要物理空间的承载？有两种展望，一种认为未来的数字城市可以无物理空间，人类所有需求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这种说法在人类依然还是血肉之躯的情况下不太好想象。哪怕有一天连吃饭穿衣都不需要了，在“虚拟空间”外至少也需要物理的“居住空间”吧？另一说是“脑机接口”，即在人脑和电脑之间研发一种类似于USB接口的数据传输接口，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机连接共享数据，如果是这样的话，原本意义上的城市，甚至人本身都会被颠覆。

“侵入性”脑机接口想象图，图片来源：互联网

人脑在计算速度和精确度上已被电脑远远甩在身后，电脑在人脑依然占优势的领域——大规模平行处理、深度学习等——也正在迎头赶上。然而，人脑和电脑的本质差别不是速度、精确度，也不是自我更新的学习能力，而是人脑的“记忆”机制。这个机制可能是生物学研究中最神秘的领域，因为它关乎人的本质。

电脑的“记忆”是“读取”，信息就在存储介质的某一个地方，只要存进去过，就能调出来；而人脑的“记忆”是“重建”，存进去过的东西有时能调出来，有时完全丢失，更多的时候是以新的方式出现的。一块玛德琳蛋糕的味道可以让一个成年人被汹涌而来的少年记忆所包裹，感到奇异、美妙、坠入情网（《追忆逝去的时光》），这种记忆不是简单的“存入-调出”，是“存入-重建”。关于重建到底遵循什么样的机制，目前我们所知的依然非常有限。

如果人脑和电脑一样只是“存入-调出”，那么世界永远将是最初的模样，没有房子，没有城市。简单通俗地说，上述“存入-重建”的大脑神经元记忆运作机制是人类想象力的基础，而没有想象力就没有人类文明。电脑和人脑差异的消亡之际，或不是数字化“重塑”空间与人，而是“吞噬”空间与人。

结语

除了上述三个议题，本书的内容还涉及上海的内城更新、商街、汽车社会、公园晨练、社区营造等等。这原本应该是一本关于“空间与人”的理论著作——书中的理论梳理也是层次分明、清晰简练——感谢作者用理论与案例并重的写作方法，为普通读者打开了一扇深入了解上海的大门。

在这些案例中，作者特别关心普通人的活动。例如民星路“飞短流长”理发店的店主小C的创业故事，生动演绎了外来移民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和更多格外的服务”落脚上海的这一基本策略；又如，5岁混血小姑娘在“创智农园”一下午的活动，让人惊奇地发现，都市里一片小小的农园，竟然可以让孩子们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空间和责任感。

空间与人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对其视而不见。本书恰恰是把被忽略了的关系从社会学理论和田野调查中挖掘了出来。引用后现代政治地理学家和城市理论家苏贾的话，尽管生活的空间是“被统治的，因此，是被动体验或屈从的空间”，但是生活的世界是如此地“性感、灵动、能动”，所以这也是一个“反抗统治秩序的空间”，对于这个空间的知识“能够引导我们在奴役中寻求变革、解放和自由”。《上海纪事：社会空间的视角》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向读者展现了这种可能性。

（作者系半层书店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