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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鲁迅与儿子海婴的二三事(上)

2019-06-05 13:3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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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用一种深情且克制的书写方式,记录与鲁迅共同走过的生活点滴,叙述温柔、隐忍、理智,既展现出了鲁迅作为作家与学者的一面,又从鲁迅的生活与写作、婚姻与家庭等方面切入,回忆了他作为普通人的生活日常。这本书让我们理解了何谓“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亦向我们呈现了鲁迅的另一种精神与生活面貌。

鲁迅先生的生平,承蒙许多知己朋友的督教,要我写些什么出来,——随便什么都好。每逢听到这,我是不胜其惭恐之至的。

论时间,我和他相处不过十多年,真如白驹之过隙,短短的一刹那而已,譬如一朵花,我碰到他的时候正在盛开但同时也正一点点走向凋零,其间的哀乐休戚,真是那样的骤忽,不可捉摸,这在我确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伤恸。倘为了纪念他,为了对这一位中国甚至世界的文豪,思想领导者追怀一切,贡献一些从我这方面观察所得,那是义不容辞的。无奈一执起笔,就踟蹰惶恐:会不会因为我那无意中的疏误,或下笔时辞句的不妥,使人们对于他的了解因之歪曲,或反而模糊了呢?果如此,则诚不如无书!而且医师从来不给自己人诊治疾病,怕的是太关切太熟悉,易为感情先入之见所蒙蔽,这大概不是无理的吧。站在太关切熟悉上的我,对于他,能否趋重于理智的观察,还是不敢自信的;那么我的记载也只能作研究鲁迅的人们的一种参考,依然是我自己的鲁迅观罢了。

我自己之于他,与其说是夫妇的关系来的深切,倒不如说不自觉地还时刻保持着一种师生之谊。这说法,在我以为是更妥切的。我自己不明白为什么如此,总时常提出来询问他:  “我为什么总觉得你还像是我的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他总是笑笑的说:“你这傻孩子!”

现在我是明白了,因为他太伟大,他的崇高,时常引起我不期然的景仰。他也亲切、慈蔼,和他接近较多的朋友一定觉得的。他是具有潜在的吸引力,能够令人不知不觉总想和他多汰留一下。他也热爱人们,稍微谈得来的朋友,总被他挽留长谈。他的光和热力,就像太阳的吸引万物,万物的欢迎太阳一样。所以,再进一步说,我下意识的时常觉得他是我的先生,还是不切当的,我那里配做他的学生。以我那浅薄无知,——那愚,那无所贡献于社会的生命,应该是在太阳之下消灭的。然而应该消灭的倒还顽健,而我们所爱戴的却已消灭,我因此时常诅咒自己的存在,时常痛恨自己的愚,没有在他生前尽我最大的力量,向他学习,从消灭之路把他领回来。因着我的活,更加添我的痛苦。

关于结婚请酒,鲁迅先生曾有一个诙谐的卓见,他说:“人们做事,总是做了才通知别人。譬如养了小孩,满月了才请吃喜酒,这是不错的。却是为什么,两性还没有同居,就先请吃结婚酒呢?这是否算是贿赂,请了客就不会反对。”

我们什么时候都没有特别请过客。方便了,就和朋友一起聚会一下。海婴生下来了,每个朋友来到,他总抱给他们看,有时小孩子在楼上睡熟了,也会叫人抱他下来的。他平常对海婴的欢喜爱惜,总会不期然地和朋友谈到他的一切。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五夜,鲁迅先生因为工作过度之后有些发热,但是仍然照常工作。到睡的时候已经不算早,他刚睡熟不久,正是二十六晨三时,那腹中的小生命不安静起来了,有规律地阵痛,预示了他的将要“来到人间”。我忍耐着痛楚,咬住牙齿不使他惊醒,直至上午十时才告诉他,事情是再不能拖延下去了,冒着发热,他同我去办妥住医院的一切手续。

从护士的通知他马上要生产了,预备好了小床、浴盆、热水;一次又一次,除了回家吃饭,他没有片刻离开过我。二十六一整夜,他扶着我那过度疲劳支持不住而还要支持起来的一条腿,而另一条腿,被另一个看护扶着。不,那看护是把她的头枕着我的腿在困觉,使我更加困苦的支持着腿,在每次摇她一下之后,她动了动又困熟了,我没有力气再叫她醒。

九月二十七大清早,经过了二十七八小时的阵痛,狼狈不堪的我,看到医生来了,觉得似乎有些严重,但是他们的话都听不懂。决定之后,由他那轻松的解决问题之后的爽快,安慰似的告诉我:“不要紧,拿出来就好了。”

钳子由医生的手,把小孩的头拔出来,如同在地母的怀抱中拔去一棵大树。这像那树根一条条紧抓住地母的神经,从彼此的神经中切断开来的难受。终于赤红的小身体出来了,呱呱的哭声向这人间报了到。之后,鲁迅先生带着欣慰的口吻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

但从这一刻起,他把父亲的爱给与了他,后来从他告诉我,才晓得孩子如果不是在医院里待产,也许活不过来。在钳出之前,他的心音,听起来只有十六下,已经逐渐减少下去了。而且濒死前的污便也早已下来,真是千钧一发的了。当医生看到我难产的情形的时候,是曾经征询过他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他不待思索的说:“留大人。”这倒使两条生命终于都得保存下来了。也许在他以为这孩子是意外的收获,为了他生命的不幸的遭难,然而却又倔强,就更值得宝爱了罢。

随着而需要解决的是小孩的给养问题。照医生的意思,是希望雇一位奶娘,大约诊断后料定是母乳不足的了。再三的催促,而且善意的劝告,说是住在医院找奶娘验身体更为方便些。但是鲁迅先生一定不同意,定规要自己来照料。可是我们两个人既没有育儿的经验,而别人的经验他也未必一定相信,最认为可靠的,除了医生的话之外,就请教于育儿法之类的书籍。这么一来,真是闹了许多笑话,而又吃足了苦头。首先是哺乳的时间,按照书上是每三小时一次,每次若干分钟。有的说是每次五分钟,有的说是每次哺一只奶,留一只第二次,交换哺乳,较为丰足。然而人究竟不是机器,不会这样规律化的。小孩也真难对付:有时吃了几口就睡熟了,推也推不醒;有时他醒了,未到时间也不许吃,一任他啼哭。而自己呢,起先不等到两小时就觉得奶涨潮了,毛巾也几乎湿透。如是之后,再到喂奶时,已经是低潮期了,还是让小孩饿了肚皮照时间吃,于是就时常发觉小嘴巴左转右动,做出觅吃状态。这使我不安起来,和他研究一下,他说瘦些不要紧,没有病就好了。到了两个多月,患些感冒,去看医生,量了量体重,医生说这不对,孩子的重量只够两三个星期的;于是研究生活状况,由医生教我们在新鲜牛奶里面加粥汤、滋养糖等,分量照月份增加;这之后,才逐渐肥胖起来。其次是洗浴,在医院时,每天由护士小姐抱来抱去,怎样洗浴,我们从未参观过。待到十二天后回到家里,我稍稍能够起床了,于是两人商量给孩子洗浴。他真是特别小心,不许用未曾开过的水,更不愿意假手别人。在一只小面盆里,盛了半盆温水,由我托住小孩的身体,由他来洗。水既不大热,经过空气一吹,小孩受冷到面孔发青,小身体发抖,我们也狼狈不堪,草草了事。但小孩立刻有了反应,发寒热感冒了。好容易医好之后,从此就几十天不敢给他洗浴。而且因为几次伤风,天气逐渐冷了,又怕他再感冒,连打开他的衣服都不敢了。据鲁迅先生的意思,叫我每小时看一次孩子的尿布。他总算学过医的,我自然不好反对,但结果小屁股被湿污所浸而脱皮了。没法子只得又去看医生。由医生介绍看护每天来给小孩洗浴,这才知道应该把小孩卧在温水里,并且在水中放有温度表,时常留心水的冷下去,再添热水,这样,小孩在水里就一声也不响,看来像蛮舒服的样子。以后就每天如此。

看护小姐也时常提议叫我们自己学习自己动手。但是我们吓怕了,有点气馁。鲁迅先生说:“还是让她洗罢,我们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以后,小孩还是每天请看护洗浴,一直洗到他七个多月。这是我应当惭愧的,对于育儿实在没有研究,弄到自己不知如何是好。他也和我一样过于当心,反而处处吃力不讨好。如果我多少懂些看护以及照料小孩的常识,总可以贡献一点意见;就因为自己不懂,没有理由纠正他的过分当心,就是别人看来,我们养小孩也不是在养,而是给自己吃苦头。本来做女学生如果教授育儿法,在“五四”之后的女青年是认为不大适合的。就算听过些儿童心理学,那是预备做教师用的,和养小孩不生关系,因之我急时抱佛脚来看育儿法也来不及了。所以我想,结了婚的女性,总有做母亲的一天,最好还是有这样的研究所或指导所,对于小孩,那惠福真不浅呢。

女人除了在进行恋爱的时候享受异性的体贴温存之外,到了做母亲,如果是合理的丈夫,看到自己爱人为生产所受到的磨难,没有不加倍同情、爱惜的。这时候的体贴温存,也是女人最幸福的生活的再现。但这风味稍不同于初恋时,那时是比较生疏,女性多少矜持着的。一到做了母亲,躺在床上,身体一点点在复原起来,眼前看到一个竭尽忠诚的男人在旁照料她的生活服食,起居一切,就会把不久前生产的苦痛看作是幸福,是足以回味,真是苦尽甘来的满心舒畅的一日。 

那时我们的寓所在北四川路东横浜路景云里。从寓所到福民医院不过百数十步,在小孩生下来之后,鲁迅先生每天至少有两三次到医院里来,有时还领着一批批的朋友来慰问,而且带便或特意手里总拿些食用物品给我,每当静静坐下来之后,更欢喜慈祥地看着小孩的脸孔,承认是很像他自己。却又谦虚地在表示:“我没有他漂亮。”这句称赞,是很满意的,后来也一直的时常提起。 

在小孩子出世的第二天,他非常高兴地走到医院的房间里,手里捧着一盘小巧玲珑的松树,翠绿,苍劲,孤傲,沉郁,有似他的个性,轻轻地放在我床边的小桌子上。以前他赠送过我许多的东西,都是书,和赠送其他朋友一样。这回他才算很费心想到给我买些花来了,但也并非送那悦目的有香有色的花朵,而是针叶像刺一样的松树,也可见他小小的好尚了。 

十月一日的早晨,往常这时候鲁迅先生多未起床的,但是自从小孩生下来之后,每天九时左右他就来了。很优闲地谈话,问到我有没有想起给他起个名字,我说没有。他说:“想倒想起两个字,你看怎样?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就叫他海婴。这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但绝不会雷同。译成外国名字也简便,而且古时候的男人也有用婴字的。如果他大起来不高兴这个名字,自己随便改过也可以,横竖我也是自己再另起名字的,这个暂时用用也还好。”他是这样不肯自专自是,对我和小孩。我自然十分佩叹于他的精细周到,同意了的。从此这就算是孩子的命名了。 

然而海婴的名字多是在朋友面前才叫出的。依照上海人的习惯,不知谁何,也许是从护士小姐的口里叫起的罢,“弟弟,弟弟”就成了他日常的称呼。不过他还有许多小名,那是我们私下叫的。譬如林语堂先生似乎有一篇文章写过鲁迅先生在中国的难能可贵,誉之为“白象”。因为象多是灰色,遇到一只白的,就为一些国家所宝贵珍视了。这个典故,我曾经偷用过,叫他是“小白象”,在《两地书》中的替以外国字称呼的其中之一就是。这时他拿来赠送海婴,叫他“小红象”。 

十二天之后,得到医生的允许,我们可以回家了。自然多住几天更好,在他心里是希望我多休息几天的。不过他不时的奔走于医院与寓所之间,我晓得他静不下来工作,不大妥当,于是回去了。走到楼上卧室里,哈!清洁齐整,床边也一样摆起小桌子,桌子上安放些茶杯、硼酸水之类的常用品,此外更有一盘精致的松树。每一件家具,尽可能地排换过位置,比较以前我在的时候调整得多了。平时他从不留心过问这些琐碎的,现在安排起来也很合式,给我一种惊奇和满心的喜悦,默颂那爱力的伟大。 

他更是一个好父亲。每天工作,他搬到楼下去,把客堂的会客所改为书房,在工作的时候他可以静心,更可以免得在小孩跟前轻手轻脚,不自如,和怕用烟熏了小孩不好。在会客的时候,也省得吵闹我的休养。但一到夜里十二时,他必然上楼,自动地担任到二时的值班。而十二时以前的数小时,就由女工招呼,以便我能得充分休息。二时后至六时,才是我的值夜,每天如此,留心海婴的服食眠息。大约鲁迅先生值班的时候多是他睡足之后罢,总时常见他抱着他坐在床口,手里搬弄一些香烟盒盖之类,弄出锵锵的响声,引得小孩高兴了,小身子就立在他大腿上乱跳。倦了,他也有别的方法,把海婴横困在他的两只弯起来的手弯上,在小房间里从门口走到窗前,再来回走着,唱那平平仄仄平平仄的诗歌调子: 

“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红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有时又改口唱仄仄平平平仄仄调:

“吱咕,吱咕,吱咕咕呀!

吱咕,吱咕,吱吱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

吱咕,吱咕,吱咕咕。”

一遍又一遍,十遍二十遍地,孩子在他两手造成的小摇篮里安静地睡熟了。有时听见他也很吃力,但是总不肯变换他的定规,好像那雄鸽,为了哺喂小雏,就是嘴角被啄破也不肯放开它的责任似的,他是尽了很大的力量,尽在努力分担那在可能范围里尽些为父之责的了。

最怕的是小孩子生病,本来提心吊胆在招呼他,如果一看到发热伤风就会影响他的工作。在日记里,不是时常提起海婴的病吗?遇到了真使他几乎“眠食俱废”,至少也得坐立不安,精神格外兴奋。后来小孩大到几岁,也还是如此。除了自己带着看医生之外,白天,小孩病了,一定多放在我们旁边,到了夜里,才交给佣人照应,一定也由我们不时到她们卧室去打听。小孩有些咳嗽,不管在另一间房子或另一层楼,最先听到的是他。为了省得他操心,我每每忍耐着不理会,但是他更敏感,时常叫我留心听,督促我去看,有时听错了也会的,不过被他猜中的机会更多。遇着我睡熟了,如果不是咳得太厉害,他总是不叫醒我,自己去留心照料的。一个孩子他就费这许多心血,无怪他在日译《中国小说史略·序》里说:“一妻一子也将为累了。”的确是的,他时常说:有了我和海婴的牵累,使他做事时候比较地细心,时常有更多的顾虑。不过我是不大明白的,莫非他在上海晚年的生活,比以前更稳当些吗?或者只是在遇到风声不大好,他比较地肯躲起来一下罢。在我是担心他意外或意中地遇难,对于这,我们有时也起少许的波澜。每逢遇到他应友人邀请外出而没有依时回来,那我在家中遭遇的煎熬,凡是个中生活的人都体会得到的罢。尤其是这种操心,不能向在左右的人们说出,而在夜里,虽然绝不愿意想到什么万一的意外,却是首先总会想到的,甚至在脑中描出一件意外:一个人浴血躺在地上,但我是安坐在家里,让血在沸腾着,焦躁的对着灯儿,等待那人不来,坐也不是,睡也不是,看书也不是,做事也不是的时候,真是闻足音则喜,竖起耳朵,在等待听到那钥匙触到门锁的响声,就赶紧去开电灯,把满心的疑虑变成自觉是多余的庸人自扰了。这时,一面喜悦的埋怨声,一面抱歉的在说明。像闪电的瞬息,遇到了,在互相拥抱的欢慰的眼光中。

如果不是时常念兹在兹地想到工作,鲁迅先生也许会成天陪着小海婴玩的。即使工作很忙,每天至少有两个预定的时间必定是和海婴在一起。这就是两餐之后,女工在用膳时,一面为了不使小孩打扰她们吃饭的便利,一面藉此饭后休息的时间,海婴和我们一同在房里。有时鲁迅是欢喜饭后吃少许糖果或饼干点心之类的,他会拣几块放在桌子角上,自己慢慢地吃。海婴跑来了,第一眼看见先冲到他跟前,毫不客气地抢光,有时还嫌不够。如果还有,当然再拿些出来给补充,若是一点也没有了,吃了他的也并不怎样,反而似乎很心甘情愿的。这时鲁迅先生多是靠在藤躺椅上,海婴不是和他挤着一张椅子再并排躺下,就更喜欢骑马式地坐在他的身上,边吃边谈天,许多幼稚的问题就总爱提出来:

“爸爸,侬是谁养出来的呢?”

“是我的爸爸、妈妈养出来的。”

“侬的爸爸、妈妈是谁养出来的?”

“是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养出来的。”

“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一直从前,最早的时候,人人是那里来的?”

这样子追寻到物种原始来了。告诉他是从子——单细胞——来的,但是海婴还要问:

“没有子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问题不是几句话可以了,而且也不是五六岁的幼小心灵所能了解,在盘问了许久之后,回答不清了,就只好说:

“等你大一点读书了,先生会告诉你的。”

有时觉得在一张藤椅子上两个人挤着太不舒服,就会到眠床上去,尤其夏天夜里息了电灯,这时海婴夹在两个人当中,听讲故事。高兴了,他会两面转来转去地吻我们,而且很公平的轮流吻着。在有一天的夜里,大约是鲁迅先生还没有生病的前一年,照例的躺在床上,海婴发问了:

“爸爸,人人是那能死脱的呢?”

“是老了,生病医不好死了的。”

“是不是侬先死,妈妈第二,我最后呢?”

“是的。”

“那么侬死了这些书那能办呢?”

“送给你好吗?要不要呢?”

“不过这许多书那能看得完呢?如果有些我不要看的怎么办呢?”

“那么你随便送给别人好吗?”

“好的。”

“爸爸,你如果死了,那些衣裳怎么办呢?”

“留给你大起来穿好吗?”

“好的。”

就这样子,谈笑而道之的。听的时候,觉着小孩的过于深谋远虑,以为说笑话般的,小孩子的问话,不料不久就像成了预立的遗嘱而实现了。

鲁迅反对小学教师的鞭打儿童,但有时对海婴也会加以体罚,那是遇到他太执拗顽皮,说不清的时候。但直至他死,也不过寥寥可数的不多几次。要打的时候,他总是临时抓起几张报纸,卷成一个圆筒,照海婴身上轻轻打去,但样子是严肃的,海婴赶快就喊:

“爸爸,我下回不敢了。”

这时做父亲的看到儿子的楚楚可怜之状,心软下来,面纹也放宽了。跟着这宽容,小孩子最会体察得到,立刻胆子大了,过来抢住那卷纸筒问:

“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是要研究纸里面包藏些什么东西用来打他。看到是空的,这种研究的迫切心情,引得鲁迅先生笑起来了。紧跟着父子之间的融融洽洽的聚会,海婴会比较地小心拘谨一些时。

在别的时候,海婴也会来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他说:

“我做爸爸的时候不要打儿子的。”

“如果坏得很,你怎么办呢?”鲁迅问。

“好好地教伊,买点东西给他吃。”

鲁迅笑了,他以为他自己最爱孩子,但是他儿子的意见比他更和善,能够送东西给不听话的孩子来做感化工作,这不是近于耶稣的打了右脸再送左脸去的忍耐吗?实际却未必能真做得到罢。

(未完待续)

摘自《我与鲁迅》,许广平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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