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人类学家在地铁上的孤独与……集体情感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马克·奥热的《巴黎地铁上的人类学家》（周伶芝、郭亮廷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人类学研究随想录。“地铁上的人类学家”听起来似乎刻意要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某种学术研究视角的落脚点。在我刚拿起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人类学研究视角中的地铁问题，但是很快就发现这种期待是一种错位。本来，由于地铁所具有的高度固化的硬件存在方式、极其庞大的网络系统、相当复杂的控制程序、对城市公共生活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地铁的国营性质中的所有者与管理者，所有这些因素无疑构成一个巨大的权力运作体系，其中存在着种种形式的权力关系和运作方式，这样的权力系统本来正是人类学家可以大展身手的研究对象；诸如国营公共服务的政治人类学意义、地铁交通发展与城市人口限制政策的关系、地铁规划过程中各种权力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地铁服务设施的效率与人性关怀之间的冲突、地铁的盈利目标与公共福利政策之间的平衡等等议题，都可以成为“地铁上的人类学家”关注的研究课题。但是马克·奥热在这本书中的思考与写作视角超越了这种看起来比较专业化的阅读期待，虽然在书中也有提到地铁作为大众运输空间的契约、公共意见的表达、经济与法律、社会与弱势族群等问题（92-93页），这反而提醒我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地铁”与“人类学家”两者之间的关系。

其实，“地铁”与“人类学家”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在人文学科的各种专业领域中，人类学家的“行走”与“看”恐怕是其相当突出的职业行为特征，而这两种特征恰好也正是“地铁”的形象特征。稍为翻阅就可以发现，这本《巴黎地铁上的人类学家》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著述，作者在巴黎地铁线路之间的“行走”与“看”所引发的更多是感受、体验与思考，在他笔下记录的更多是这些感受、体验与思考的轨迹、意念、想象和自我质询。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的是，在古希腊时期，视觉意义上的“看”（Sehen）与“知识”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在柏拉图主义看来的知识概念不是一个纯粹的世俗概念，而是还包含有超验、神性的意味。马克·奥热在书中并没有真正涉及到从“看”到“知识”再到超验哲学和神学的之间的联系，他的“看”甚至与“知识”也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在他的人类学随想中时有诗性与玄思的闪光，其中很难说没有一点没有超验与神性的况味。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巴黎地铁上的人类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甚至是一位偶尔耽于玄思的超验哲学家。当他从上班时间的地铁想到波德莱尔的诗句（“披着红绿长袍的哆嗦黎明 / 在荒凉的塞纳–马恩省河缓步前进，/ 悒郁的巴黎，仿佛辛勤老头，/ 揉揉眼眸，扛着工具。”）的时候，在他心底掀起的是一系列本来已经褪色、散落的意象，浮现出来的是老公寓之间的小道，还有街边那些卖煤炭的、织挂毯的、换玻璃的、给椅垫塞稻草的、磨刀的、补破网的、女帽设计师和裁缝师，以及在河边的画家们如何富有想象力地用粉彩描绘巴黎的黎明——“对我来说，他们主要使用的那种玫瑰红和绿色，都是属于波德莱尔的颜色。”（66-67页）这是诗人；更为令我感动的另一种诗性是他对在地铁人流中闪电般激发、流窜和消失的温情与爱意的敏锐捕捉和描写——在《解放报》里曾看到年轻人的寻人启事：你有着一头棕发，很美、很温柔，我年纪轻，害羞又愚蠢；你穿着一件红色长袖衬衫；我就坐在您身旁；你在协和广场站下车，下车前跟我说了声借过。你还记得吗？”读者对此深受感动，关于那个他想再见一面的女子的消失；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也知道，那个年轻人“也许不会永存这份记忆，但这记忆却如此萦绕心头：他爱、他恨换乘地铁线的移动，这是他重返自由的一刻，然而就在那瞬间，一个优雅的身影显现了她存在的事实，却也同时消失了——他人、生活、自身，这些突然就成为他们经过某条路径的必要原因。”（113-114页）当他颇有点出人意料地把“仪式”这个概念用于乘搭地铁的过程的时候，他的确能够从深刻的观察中把两者联系起来，“它（指乘搭地铁）概括了所有仪式行为的悖论和趣味：对于旁观者和被动的参与者来说，仪式是反复、规律、毫无惊奇可言的，但是对于每个积极投入其中的人来说，仪式却是独一无二的。矛盾，却也残酷，就像我们浏览报纸上的讣告，突然在某个刹那停住，因为某个我们一直以为会活下去的人的名字，毫无预警地冒了出来。他的面孔在我们的脑海中重现的那一刻，同时也代表他已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了，他的名字让我们再一次想起他来，只是为了再次隐没，把这个和私人回忆纠缠不清的影像，推入俗世的洪流中。”（56-57页）这种独特的玄思无疑带有超验性的联想。

由于专业身份与思考角度、写作风格之间的变化转换，读者自然会被作者作为“地铁上的人类学家”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所吸引。应该充分认识的是作者作为人类学家在这份另类的地铁田野作业的观察与体验过程中的自我定位，这涉及到列维-施特劳斯的“主体客观化的无限过程”问题。奥热说，“人类学家注定要从外部彻底理解一个事实，或从内部重新感受当地的经验，因此，他必须想办法把一部分的自我客观化，而这项任务十分适合人类学家，因为对他来说，他的对象（社会或人类群体）总是既亲切又疏远。……但是另一方面，所有社会经验对于我们都是客体”，接着引述了施特劳斯的论述，最后认为人类学家的主观认知与当地人的主观认知毫无交集。承认无法轻易克服自我和他者的对立（84页）。其实，马林诺夫斯基早就知道和阐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学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与研究对象融为一体，不可能真的通过贴近研究对象所持有的立场、观念去发现他们和理解他们；人类学家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必定是不对称的，双方的背景、利益、需求、看待事物和感受事物的方式等等都完全不同。因此，马克·奥热告诫说不要轻易向地铁中匆匆往来的乘客提问，“人类学者只需要满足于观察他们、倾听他们，甚至是尾随他们”，可以尽量多地收集信息和对它们整理、分类和交叉印证（119-120页）。从马林诺夫斯基到今天，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很大变化，虽然田野调查仍然是其基本作业，但是在观察的主客双方的关系来看，任何固执于客观性和整体性的方法论无疑都会受到信息多元、身份的复杂与多变、宏观数据与微观行为的冲突等时代现象的挑战。作为老一辈的人类学家，马克·奥热在具体的田野工作方法上仍然恪守着严谨的工作程序与指标，这表现在他对于专题论文(monographie)的基础工作的要求，以及对于如何研究地铁站内部广告的详细分析（121-126页），但是最后他也强调可以转换视点、离开他见证过的地铁站，以侦探推理、多情恋慕、充满好奇的方式尾随某些乘客，记录多样多量的描述，重新绘制行走路线，理解各式行为举止，体会或耗尽自己的同情和感觉——就这样可以为现代性勾勒轮廓（133-134页）。还是回到了“行走”和“看”的原初含义上来。

地铁中的人群大部分是孤独的，作者以“复数的孤独”表达人群中的孤独，他强调“必须正视地铁在日常生活中鲜明的集体性和孤独感。因为对每个天天搭乘地铁的人来说，地铁最通俗的定义正是如此：没有节庆的集体性，未被隔离的孤独感。”（62页）这可能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地铁所下的最深刻的定义。但是作者在“孤独感”的遮盖下还同时挖掘出自豪感和集体感，表现出对于地铁中的人性的深刻洞察。首先是关于巴黎人与地铁关系的自豪感。“的确，巴黎人就是有这种特权，把地铁路线图当作备忘录，当作一种记忆的开关，一面袖珍的镜子，映照出青春鸟儿凌空飞过时的影子。”（3页）除了作为记忆的开关之外，更重要的是巴黎地铁可以成为激发巴黎和法国人的历史意识的路线图，从外国观光客在地铁中对于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站名的呼喊与陶醉中，“这些观光客让我们的历史变得具体：我们的历史因为与他们相遇而存在。……只要一到站，当某位不知来自何方的观众以外国口音念出站名，并为这个站名重新打上历史的光晕的时候，我们便不由自主地融入某个景物之中，担当某种角色或职责，连我们挑起的眉毛或微扬的嘴角，都必定显露出巴士底的过去和歌剧院的华丽，都必须和我们历史文化的起源相互辉映”（49 页）；“我们都很高兴有这样心照不宣的一刻，只有地铁站名能够引发的一刻”（53页）。其次，与这种依赖于历史文化的共同记忆所产生的自豪感不同的是，搭乘地铁的人群中因为某种强烈的集体意识而产生的相互感染、相互激励和相互珍重的情感，这是在孤独感之中蕴藏的集体意识。马克·奥热并不敢肯定“我们能够在地底下找到新的社会活力，发现团结或是交集的泉源”（37页）。他指的是某种类似集体情感的东西，但是在匆匆交集、各有目的地的陌生乘客之间怎么可能呢？“然而，当我和一个玩足球的朋友在奥特伊门站下车的时候，当我紧跟着球赛观众的步伐、快速而有秩序地往球场移动时，有那么一刻，我察觉类似的情绪一闪而过。抵达奥特伊门站之前，我们已经能够在车厢里轻易地辨认出要去看球赛的人，不只是些微躁动的年轻人（他们手中握着还没撑开的布条，有一阵没一阵地大声呼喊辨识度很高的群体口号)，还有那些安静的乘客，他们三三两两或形单影只，当他们和我们眼神交错的时候，总会流露一种路上的旅伴才会有的默契，一种片刻的幸福，一种贴近生活、深植在日常休闲里的快乐。……”（37页）这种自然产生的集体情感不难理解，而在这里我被马克·奥热的描述激发了类似的回忆。那不是在巴黎，而是在中国的某个城市，在每年的某个日子的傍晚，在通往某个站的地铁上挤满了彼此知道都是去什么地方的乘客，就像马克·奥热所讲的，“他们知道彼此共处在同一种精神运动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将当下的目光转向过去，使得当下转变为某种奇特的永恒”（39页）。仅此一例，已足以说明这位巴黎地铁上的人类学家的观察与体验具有普遍性的分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