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震华谈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

澎湃新闻记者 于淑娟

2019-06-09 09:4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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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震华(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近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一书。作者方震华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是中国台湾地区宋史学界的重要学者。他长期关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文武关系,早在硕士阶段对这一问题就有思考,博士期间更以此为题,完成了英文博士论文。此书则是这一博论首次译成中文,颇受学界关注。
谈及宋代政治之特色,论者多总结为“文人治国”“重文抑武”,将宋代积贫积弱归咎于此者也代不乏人。然而,值得细究的是,宋代之“重文抑武”的风气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文武官在身份、地位、文化认同等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针对这些问题,《上海书评》采访了方震华教授。

先谈谈您对文武关系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吧,您是在硕士期间就关注这个问题了吗?
方震华:我最初对宋史研究感兴趣,可以说有两方面的原因吧。一是看了严耕望先生的《治史答问》,他说宋代的资料不多不少,宋史是年轻人可以大展拳脚的地方;另一原因,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刘子健先生的《两宋史研究汇编》在台湾出版,这本书所谈的议题非常具有吸引力。我真正开始研究宋史还是因为刘子健先生,当时与刘先生通信,提到我想研究与宋、蒙战争相关的历史,他就建议我去找黄宽重先生作指导,后来我就成了黄先生的学生。
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南宋晚期的边防,南宋有三个边防区——两淮、京湖和四川,每个边区设一个制置使总揽军事、行政大权。在宋宁宗时期,所有的制置使都由文官担任,如果派任武官,就要把这位武官的官衔先改换成文官,才能出任制置使。由此可见,南宋朝廷非常在意对掌握兵权者的身份是文官,还是武官。这个史实是吸引我关注文武关系的起点。
过去人们认为宋代经济、文化发达,是以其军事方面的削弱为代价,所以讲宋代,就说这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这样的说法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出现,导致读者以为宋代统治者只重视文教,不重视军事。后来的宋史研究修正这种传统说法,指出说宋代政府从未轻视军事的重要性,只是崇尚文治,提升文官的权力而压抑武官的权势和地位。但是,要讨论宋代之“轻武”或“抑武”,就不能只强调轻视武人和军事,宋代的文官为什么要压制武官?用什么手段来达成此一目的?仍有思考和讨论的空间。
《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
说宋代“重文轻武”,无论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还是岳飞的悲剧,很大程度是就权力而言的,您的研究还关注“文化认同”,这个层面上的“崇文抑武”具体有哪些表现?
方震华:权力斗争和文化认同是互相关联的。往前追溯宋代文武官对立的历史渊源,比较的基点就是唐代。唐初的统治阶层讲究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这里既讲权力,也讲价值评判,高阶官员的仕宦生涯,往往在文武不同职位间转换。当时人们也不认为高阶文官一定要具备高明的文学才能,所以一些名将学术能力不突出,也能担任六部尚书。所以,唐前期的统治阶层认为文治和武功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文武官在升迁上也有均等的机会。像唐律中对“士”就做了解释,说“诸习学文武者为士”——习文或习武都能为士,也就是都能获得同样的阶层待遇。但到了宋代,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宋代文、武官在薪俸、退休、恩荫、守丧上的规定都不同,这是因为在观念上认定文官必须信守礼义道德,武官则贪婪不知礼法,此种价值观念落实于官僚制度,就产生文、武官的不同待遇。
读书习文、参与科举考试是宋代社会上的主流价值,武,并不为社会所推崇。就具体表现来说,比如皇帝的画像,宋太祖和宋高宗的形象,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画像中没有特别显示太祖出身军旅,凭借战功开创政权的神武。太祖就像他后代的子孙那样,静静地坐在那里,符合《论语》中“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的圣君形象。再如南宋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四位武将即刘光世、韩世忠、岳飞、张俊,四人旁边各有一位身着戎装、配备武器的侍卫,然而武将却是着官服站在那里,身上没有什么与军事相关的配件,完全无法呈现其战场杀敌的英勇。四位大将的武官身份,反而是由身边着戎装的侍卫来标识。可见,宋代主流文化不着重彰显军事的特质,不去表彰和战争相关的价值。
《中兴四将图》
但宋代边患不断,在现实层面有实实在在的军事需求,文官如何应对这一局面?
方震华:宋代轻武并不意味着忽视军事,事实上,宋代政府在军事方面的资源投入是很大的。从十一世纪开始,宋政府基本维持庞大的常备军,据文献记载,有时甚至超过一百万。正规军之外,英宗元年(1064),宋有民兵三十万,而到神宗熙宁九年(1076)因推行“保甲法”而增至七百多万。当然,这些数字并非全然精确,但反映出宋代政府在军事上巨大的投资。此外,康定元年(1040),仁宗下令编纂《武经总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百科全书,两年后,又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间武学;自英宗治平二年(1065)开始,武举和进士科一样,每三年举行一次。这都说明,宋代并非不重视军事,但这反映出的也是文官应对现实的军事需求的办法——用读书和考试来解决问题。
问题是,在宋代,参加武举的究竟是什么人?是真正的军人吗?其实并不是,武举除了测试弓马外,仍要参加纸笔考试,这仍是读书人的专长,所以很多考不上文举的读书人就去考武举,作为求取仕宦的快捷方式。这样,在社会上文举、武举就形成高下之分。其次,通过考试选举出来的武官,仍缺少实战经验。朝廷中文臣掌权,而文臣对军事、战争的了解都是透过阅读得来的,但书本所得的知识与现实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举个例子,宋代文人读到唐代关于府兵制的论述,认为兵农合一是理想的军事制度,所以投入大量资源来整建民兵,然而这些努力在战争上并没有产生实际的帮助。再举一例,宋神宗时期有一波讨论战车的热潮,君主与一些文臣、武将都有参与,希望借助战车来克制游牧民族的骑兵,但事实上,这个讨论很难产生效果,因为战车是上古的作战方式,古书中虽有记载,但在战国时代车战就已经不是战场的主流了。在宋代,战车也很少真正用于战场,而即使真有使用战车的例子,基本上都是以战败收场。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结果嘲笑宋代文人的食古不化、迷信书本。不过,书本知识与现实应用之间存有落差,是各个时代的人都会碰到的难题,只是因为宋代文士主导军政,使得此种矛盾在军事上很明显的呈现出来,这也成为我们探讨宋代军事史的一个切入点。
文臣缺乏实战能力,无法在现实中取得军功,又如何说服君主在价值上肯定文胜于武?这在宋代边患不断的环境中如何成立?
方震华:这就是宋代皇帝的选择。太祖赵匡胤经历过五代的动荡,深知武力对统治者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军队既是政权的支柱,一旦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皇位就会不保。在他看来,对军队的控制,比军队的战斗力更为重要。若二者只能选其一,他就选择前者。宋太祖即位之初,中国仍未统一,但他果断地让石守信等老将交出兵权,代表了他情愿不要这些骁勇善战的老将协助并吞列国,只求有效控制军队。南宋高宗对金和谈,收岳飞等大将的兵权,也是基于相同的思维。也许倚重岳飞等人,高宗有可能恢复中原,但他情愿放弃故土,只求军队不再只受岳飞等大将的控制。
宋太祖赵匡胤
从唐前期的文武平等到宋代的文胜于武,您认为这中间起重要作用的是什么?是科举后少有人能才兼文武,是开国君主的态度,还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前车之鉴”?
方震华:文武关系的变化固然与北宋开国君主有关,但我认为还是长期政治发展所造成的结果。
安史之乱后,唐代君主确实对武官的猜忌越来越严重,朝中由文官和宦官所控制,特别是科举出身的文官。这些文官基本都对军事很疏离,故当时认为“儒者不习军事”。军队由武官掌控,特别是边境军官,他们文化能力不足,无法入朝任职,多半也不熟悉朝廷的政务、礼乐仪式,甚至有人认为朝见君主很麻烦,所以尽量不入朝,就待在边区。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在唐后期就看到文武官就形成了各自的团体,文官不会统辖军队,武官不去认领朝职,双方没有职位上的流动,交流减少,就造成唐代中期文人和武士都觉得对方的性情、行为模式和自己不一样,文武就从政治分工的区别变成了文化认同的区别。
唐德宗时,一些文官试图强调文的价值在武的价值之上,一个表现就是有人开始质疑武庙的合理性。唐代从玄宗时代开始建立武庙祭祀,原本武庙的祭祀规格比照孔庙,德宗时有文官主张,武庙的太公不能与孔子相比肩,要废除武庙祭祀,其目的是想在礼乐制度上确立文胜于武的地位,最终这一场争辩的结果是,武庙被保留,但祭祀的规格被降低。也就是文官取得部分的胜利。
中唐以后,文人对武人的批评越来越尖锐。武人的形象被描述成违法乱纪、不懂礼义,是国家动乱的根源。由于文人掌握书写的能力,武人无法在这方面与他们对抗,可是到唐末天下大乱,地方军阀崛起,武人便以暴力来回敬文人的歧视,最著名的就是“白马之祸”。随着权力的扩张,武官掌握了比过去更多的政治权力可以压制文人,不再忍受文人的歧视,但是武人政治也有自己的难题。尽管凭借武力,地方军阀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但想要把这份权力合理化成为正统的王朝,武人就需要接受儒家的政治理念和文人合作,于是我们就看到五代武人文儒化的现象。当然在五代,文官通常是政权合理性的装饰,很难有实际的权力;但从后周开始,君主重视文官,削弱武官,文官的权力和地位逐渐恢复,这被北宋统治所继承。随着文臣权力的恢复,他们又开始批判武官,藉由强调道德上的差距来区分文武,并以此合理化自身对政权的掌控。
当文武在价值上的差别逐渐落实到官僚体制中,我们就看到宋真宗以后,文、武官在待遇上的差别。比如,文官到七十岁就要强迫其退休,而对武官则宽松得多,因为文官是懂得廉耻的,年纪太大,就要知所进退。而武官被认为生性贪婪,统治者就容忍他们年纪大了仍贪恋权位。再如,父母亡故,文官就要守丧三年,武臣则看其自愿,不强迫他,这是因为当时认为武臣出身复杂,不懂礼仪是正常的。还有恩荫,北宋初年,文官的子孙可以恩荫文官或武官,到了真宗朝之后,文官的子孙恩荫文官,武官的子孙恩荫武官。文武官就形成了壁垒分明、关系紧张的两个阵营,而文官的持续得势,对武官的一贯压制,就促使尚武风气的消失。
宋代崇文抑武,武人有“文儒化”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武人的自我认知是怎样的?后代的文臣又如何看待开国将领?
方震华:即使宋代武官有文儒化的倾向,但武官还是认为自己是武官。就像狄青,他也读书,但还是认为自己是武人,甚至婉拒仁宗要他除去脸上刺字的建议。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是读书,武官想要摆脱莽夫的形象,只能顺从此一价值。至于文臣怎么看他们的开国将领,这个问题我没有系统的研究,但可以举两位武官的例子。
曹彬和曹翰都在宋初统一南方诸国的过程中立下战功。但是,文人对两人的评价往往不是着眼于军事成就,而是他们作战的过程。曹翰在攻下江州后曾经屠城,在他死后,著名的文士王禹偁就写诗批判曹翰贪财、好杀。相对的,曹彬在包围金陵后,成功迫使南唐国主投降,未经激烈战斗即取得胜利,后来文人就赞美他的“仁恕”。可见文人在评价武人时,还是依据自己的道德标准。
狄青的故事则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宋代后来追忆狄青,基本都是正面的,而且经常提到范仲淹劝狄青读书这件事。我发现这个故事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最早出现的说法是:范仲淹曾劝狄青读书,因此狄青到了晚年开始读书,因而熟知事理。至于狄青曾读过什么书,在最早的版本中并没有谈到。稍后出现的第二版本,就说狄青读的是《左传》。第三个版本则是南宋时期才出现的,内容是说:狄青因为熟读《左传》,所以他擅长用兵,能建立军功。不同的版本反映传述故事者的想法,所透露的价值取向就是武人必须“读书”,不读书的人不会打仗,许多宋朝文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在儒家的话语中也是讲忠讲勇的,那么在宋代文臣压制武将的环境下,文臣又如何评述武将的忠勇?
方震华:南宋的文臣、士人当然会歌颂武将的忠勇,但背后通常有现实的需求。在南宋被歌颂最多的是岳飞。南宋后期文献中就有很多对岳飞的歌颂,这份崇敬和政治有关系。因为南宋自宁宗朝以后,持续与金、蒙古对抗,岳飞地位不断被提升,我们都知道岳飞的谥号是武穆,但一些读者不知道的是,岳飞还有个谥号叫“忠武”,是宋理宗在即位之后不久,亲自决定赐予的。这是因为理宗有意规恢中原,需要制造一个可以“中兴宋室”的英雄。为什么理宗选择“忠武”二字?因为诸葛亮、郭子仪的谥号都是忠武,这就是要把岳飞比附成诸葛亮、郭子仪,成为南宋中兴的象征。理宗在位的末年,又赐予临安太学中土地庙“忠文”的庙额,太学的土地神就是岳飞,这是因为太学是由岳飞的故宅改建,太学生就以岳飞为土地神。因此,岳飞在南宋末又被称为“忠文王”。一位过去受文人猜忌而死的武将,后来成为太学生的守护神,正显示历史人物评价的多变性,至于造成改变的主因,往往就是现实的政治。
杭州岳王庙
最后想请问您对“唐宋变革论”怎么看?您对文武关系的研究可以视为唐宋变革之一方面吗?
方震华:我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学界对从唐至宋历史发展的理解,长期受到“唐宋变革论”的影响,如果跳脱此一成说,就能得出新的见解。就这一点而言,本书不提“唐宋变革论”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并不注意从唐到宋文武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唐宋变革论”将唐、宋两朝军事上的主要差异,归因于实行府兵制与募兵制的不同,是有待商榷的。宋代的募兵制本来就是承继唐代的募兵而来,唐代初年实施府兵制时,募兵也同时存在。以兵制不同为由,主张唐、宋两代的发生军事层面上的“变革”,恐怕很难站得住脚。
至于本书所谈的内容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唐、宋之间有“变革”存在?要如此主张,自然亦无不可。问题是,比较任何两个主要朝代,都可以发现其间的明显变化,那么为何一定要强调唐宋之间,而不是汉宋或宋明呢?过去日本学者谈“唐宋变革论”是为了论述中国历史从“中古”到“近世”的改变,如果不再讨论中国历史的时代区分,特别强调“唐宋变革”究竟有何意义呢?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文武关系,南宋,唐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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