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金克木香港佚文发现记

祝淳翔

2019-06-13 09:4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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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友人青年评论家黄德海兄发来微信,咨询金克木在《改文旧话》一文中所提,发表于抗战时期香港某刊物的一篇佚文: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香港,传言周作人投敌。我写了一篇小文发表,说的是周作人的思想,意思是,如传言属实,周的思想中已有根苗。从他的文章看不出多少民族主义,倒能看出不少对日本的感情。不知怎么,文章写得不好,惹出一篇批评,说我是有意为周辩护。恰好我正在登这篇文章的报馆,便去排字房找出原稿看。使我吃惊的是文中有不少骂人的话。那文风和几十年以后盛行的大字报类似。这些话都被编者用红笔涂抹又用墨笔勾去了,不过还看得出来。很明显,编者不赞成我没骂周作人,也不赞成那一位因此便骂我。这位编者久已是文坛上未加冕的“盟主”。我觉得他之所以成为“盟主”并非偶然。
由于长年的隔绝,内地学界对香港近现代文学不甚了解,一则卷秩浩繁的公藏文献,因交流渠道不畅而不易利用;又兼许多文献散落民间,更难获取……既如此,遑论在此基础上开展诸如编制索引、辨认笔名、考证史实之类后续工作了。好在自2000年6月起,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与该校中文系合作,将卢玮銮教授(小思女士)慷慨捐赠其多年蒐集、整理的香港文学及文化史料,建立网上数据库,除基本的检索功能外,并提供部分报纸文艺副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初,“香港文学资料库”正式启用,给所有人带来了方便,标志着香港现代文学研究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打开香港文学资料库,检索作者:金克木,竟一下检出十多篇作品,其中至少有四篇,为三联书店2011年5月版《金克木集》失收。(插句题外话,《金克木集》编得确乎仓促,连《读书》杂志上的《佛学谈原》,以及散见于《新民晚报》的多篇诗文均未收入)
《围棋战术》,《星岛日报·星座》第4期,1938年8月4日
《读〈鲁迅全集〉初记》,《星岛日报?星座》第17—19期,1938年8月17—19日
《读史涉笔》,《星岛日报·星座》第443—444期,1939年11月21日、23日
《秘书:地狱变相之一》,《星岛日报·文艺》第40期,1948年8月30日
其中首篇,是借围棋讨论日本侵华战争的战术及中国军队的应对之法,堪为金氏以后一系列围棋文章(《耳赤之一手》《闲话围棋心》《棋外谈棋》等等)的开端,读此可知少年心事,老而弥坚。
写鲁迅的那篇长近六千字,虽因全集尚有八册未出,“只就大体略抒管见,算作‘初记’”,但文中对鲁迅思想的中外两大来源分析得头头是道,对研究青年金克木的独特见解,自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且看这段预言式的感叹,亦可窥豹一斑:
鲁迅的思想未必有承继者,鲁迅的文章一定无传人,鲁迅的著作将有许多孩子们看不懂,只成为历史的文献,然而鲁迅的精神愿能亘古常新,直到阿尔志跋绥夫与安特列夫的世界消灭,武者小路实笃与爱罗先珂的世界到来时,永远给未老先衰的青年以警惕,给老而不死的朽骨以羞惭。
类似的,《读史涉笔》也长逾五千字,可谓集中反映了金氏对历史学的持久关注与思考,从中亦不难觑出作者的独特趣味。如文中有诸如“单以基于目前需要而先定的结论为立场,向史实中去找证明的材料,却对于史实的了解不特不甚可靠,而且往往有害”的话,显示作者反对“以论带史”的研究法;进而结合现实,提出当务之急“应有人编一本《通史问题》,不以敷陈事实为主,以各时代之大问题提纲挈领,于研究大纲下胪列事实”,这一提法,与今天所谓“问题导向”的历史观较为接近吧。
青年金克木
《秘书》是一篇微型小说,截取1937年与1947年两个时间点,描摹一位家住石驸马大街某四合院中的朋友,记录室内陈设的书及与之的对话,暗示此人滞留北平沦陷区,抗战胜利后非但毫发无损,还大发其财即将移居美国。妙的是他之前娶了娇妻,同时充当其秘书。之后重逢,女秘书仍在。
另有《拟寓言诗五章》,原为一整体,却在《金克木集》被一分为三,且错拟了写作时间,故也附带提一下。此篇初见于1941年3月30日《星岛日报·星座》,也为同年11月10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编辑发行的《抗战文艺》第七卷第四/五期转载。
多年后的1996年,金克木“在故纸中发现旧稿尚在”,遂在“寂寞中回忆昔年乐事”,乃将这几首中的一首“打油新诗一字未改”,于《南方周末》“芳草地”副刊重新刊出,并撰前记曰:
四十年代初期我在印度,忽接刘北汜君来信,说是他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到西南某地一家报馆编副刊,要求我紧急支援。我想起学法文时背诵的拉封丹寓言诗,遂戏作拟寓言诗五首寄去。将古诗现代化,并非有意讽刺具体的人和事。匆匆过去了五十多年,忽在故纸中发现旧稿尚在,忆及一九四一年郁郁出国,途经昆明,因访沈从文,得识刘北汜,遂去金鸡巷见已在桂林巴金处见过的陈女士。在金鸡巷的小楼上几位青年“言笑宴宴”谈今论古,指点江山,无所顾忌,实为平生一乐。转眼半个世纪过去,当时聚会谈笑的男女友人俱已物化,独我尚存。触目旧稿,返念旧情,真成隔世。
按,刘北汜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在校期间曾与同学杜运燮、穆旦、汪曾祺、萧珊(陈蕴珍)等人组织冬青文艺社。1941年6月,经他联系,还在《贵州日报》辟“冬青诗刊”,将影响力辐射至外地。诗刊由刘北汜主编,每月一期,于次年8月30日出至11期时停刊。1943年,刘大学毕业,留在昆明任中学教师。故1941年刘北汜约稿,尚在求学期间,应与贵州日报冬青诗刊事相关。同时,刘曾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则《抗战文艺》后来转载金克木的这五首拟寓言诗,与刘的这一身份不无关联吧。
值得一提的还有,五首诗当初在港报发表时,原题下多出几字:“赠S.S.”。受赠者S.S.是谁呢?则据金木婴女士2000年8月22日引其父生前所述,称其“并非具体人,而是‘某人某事’(someone,something)之意”,当能自圆其说。
以上仅就一检即得的佚文加以申说,而黄兄委托的与周作人相关的文章尚无着落。估计作者用了笔名。
笔名问题乃是横亘于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几大鸿沟之一。小思女士也曾伤透脑筋:“这时候可能因为政治关系,也可能因为一个人写很多文章,不方便用同一个名字发表,所以一版之内的不同名字,可能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有些甚至连作者自己也忘记了……”而无法辨识笔名背后的真人,便意味着与研究对象“隔”了一层,所论难免疏阔。
抗战初期,金克木“逃难”到香港。一日,翻译家曹未风途经香港去英国,在船上给金“一张名片介绍去见萨空了”,遂顺利地“在香港《立报》萨空了手下当国际新闻编辑”(《何容教授》)。1938年4月1日,香港《立报》创刊,总编辑和总经理均由萨空了担任。金克木负责的“国际新闻”,位于第四版上半版;二版下半版是副刊“言林”,主编茅盾,即金氏文中那位未加冕的文坛“盟主”。(关于“盟主”,《金克木集》注释云:“‘盟主’是‘左翼作家联盟主席’的简化。主席三人:鲁迅、郭沫若、茅盾。文中说的是茅盾。”)
结合金氏文中“我正在登这篇文章的报馆”,以及他能轻而易举从“排字房找出原稿”,显然骂他的文章,发表阵地便在香港《立报·言林》。
金氏文章在哪里呢?先从香港《立报》找起,发现如下三篇文章谈及周作人:
周为:《由周作人想起》,《立报·言林》1938年5月16日
葛师良:《谈周作人及幽闲冲淡》,《立报·言林》1938年5月24日
风沙:《哀周作人》,《立报·言林》1939年1月7日
读后感觉都不像。很快,在1938年8月11日《星岛日报·星座》找到一篇署名“燕石”的文章《周作人的思想》,除了题目与金克木的回忆毫无二致,文中“我只要趁此时机,把三年(前)批评周作人及晚明言志风气的论文中所没有说的意思,补说出来”的话,也与金氏的经典长文《为载道辩》有所呼应。
继而发现同月16日《立报·言林》,有署名“黄绳”的《“还不够汉奸思想么?”》,将矛头直指燕石文章,且语气之严厉,几令人胆寒。如称:“周作人自从当了汉奸,不知受了多少笔枪墨炮,最近已有人对他撰了悼词,算他死去。现在那位作者再来那么一篇(指《周作人的思想》——引者),未免有点讨厌”;又引了大段原文,死扣字眼,认定燕石与鲁迅有旧恨,其“指摘原是针对着鲁迅先生一人,周作人是‘陪葬’的”。
燕石不甘示弱,在21日《星岛日报·星座》发表《旧恨?》予以声明与辩解,声辩之余,重申“我的三年前批评周作人的‘大文’,就登在周作人的同事及学生办的刊物上”。按《为载道辩》原载1935年12月5日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此周刊由北京大学三年级学生邓广铭、傅乐焕和张公量编辑,并邀胡适、傅斯年等为编委,由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任主编。
由此可见,周作人投敌的话题确实敏感,金克木于是用了笔名,却依然引人误解,备受指摘,也导致多年来无人觅其影踪。至于黄绳,原名黄承燊(1914-1998),生于广州,为香港知名的左派文艺家。
既判明燕石确为金氏笔名,循此共发现如下四篇佚文:
《周作人的思想》,《星岛日报·星座》第11期,1938年8月11日
《忠奸之别》,《星岛日报·星座》第15期,1938年8月15日
《旧恨?》,《星岛日报·星座》第21期,1938年8月21日
《归鸿》,《星岛日报·星座》第382期,1939年8月25日

其中《归鸿》是一篇记事散文,抒发身在南方的游子却心系北国之情,文中念及冬日里与一位极熟的朋友“一同到山西老板的小酒店里去,在酒缸充的桌子上吃花生米,喝酒,一面各自翻阅新买到手的旧书”。此情此景铭刻在金克木的内心深处,尤其“酒缸”小店,也频现于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
1938年8月1日创刊的《星岛日报·星座》,由金克木的老友戴望舒创办并主持编务,期间甘苦,见于十年以后戴氏所撰《十年前的星岛和星座》:1938年5月,他“刚从变作了孤岛的上海来到香港不久”,原计划去大后方“参与文艺界抗敌工作”,“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香港逗留下来。即由《大风》社主编陆丹林介绍,与实业家胡文虎年仅十九岁的三公子胡好相识,创办《星岛日报》的新文艺副刊“星座”。其定名取义于“如一系列灿烂的明星,在南天上照耀着”。“稿子方面一点也没有困难,文友们从四面八方寄了稿子来,而流亡在香港的作家们,也不断地给供稿件”,“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而在多年后以小说笔法撰写的回忆文章《保险朋友》中,金克木在港探访女友Z,她的临时居所,就在西环半山腰学士台戴望舒夫妇楼下。
《星岛日报》因其出资者为商界人士的关系,故其立场与言论远不如香港《立报》的激进。但金氏的文章照样受到当时的新闻检查制度的约束而时常被删削。对此类现象,戴望舒抱怨道:“似乎《星座》是当时检查的唯一的目标。在当时,报纸上是不准用‘敌’字的,‘日寇’更不用说了。在《星座》上,我虽则竭力避免,但总不能躲过检查官的笔削。……这种麻烦,一直维持到我编《星座》的最后一天。”
而《星岛日报·文艺》则是范泉在上海以航空邮件寄件的方式所编,为周刊,始于1947年12月1日,编至1949年2月14日第六十期,因“上海临近解放,上海和香港之间的航班停飞,稿件无法寄递”而止(范泉《文海硝烟》)。金克木的名字出现在编者撰写的“文艺广播”里:“诗人金克木,已来上海,且已从上海出发,前往北平。下学期将在北京大学的东方语文学系执教。”(1948年8月23日《星岛日报·文艺》第三十九期)
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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